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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四通的拐点(2)

书籍名:《一路直行:我的企业理想》    作者:李玉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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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来了。人们以经历过“文革”的常识判断:四通凶多吉少。

  胡昭广与四通主要干部的见面会,头一句话就是:“四通是四通,万润南是万润南,四通还要办下去。”我们悬着的一颗心稍稍放了下来。工作组没有因为万润南等个别领导人的卷入“六四”而牵连企业,这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工作组于一年后撤离,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了四通新党委,派来的党委书记是马明柱,在新一届党委中,我被定为五名党委成员之一。

  受命于危难之际

  面临生死难定的关键时刻,我受沈国钧(当时的董事长兼总裁)、段永基的指派,到深圳组建打字机生产基地,重启四通的生命线。

  1989年初,段永基在田志强副总裁的推荐下,认识了一个叫王兴俊的人,此人与田志强一样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在深圳办过公司。段永基还让我见过此人。不久段永基让他回到深圳办一个公司,名字叫深圳索泰克有限公司,同样生产四通打字机。为何要这样做,日本三井知道了怎么办?当时似乎并没有说清楚。

  我到深圳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注册完成了,除了卖一些北京发来的打字机,并没有做其他什么事。这次就要利用这个公司,将四通的打字机转移到这里生产,以防四通在北京出事,打字机事业被连根掘了。

  第一次到深圳,两眼摸黑,原以为原来公司的几个干部可以依靠,但在我到达之后发现,总经理王兴俊在忙着用公司的钱为自己买了两套房子,一周之后他又和行政部长因走私打字机零部件,一个逃走,一个被抓。公司也差点被牵连进去。后来段永基专门派人来处理此事,而没有让我介入,似乎不想让我知道什么。至此我才隐约觉出,这件事情段永基恐怕不仅仅是知情的。

  在那样一个内外交困的时刻,我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北京先期派来的丛敏、于心平等几名干部和自己对四通事业的坚定信念。记得第一批从天津港转到深圳公司的8个40英尺的集装箱货物,我们完全是靠人背肩扛,走楼梯搬到公司的五楼和六楼。深圳索泰克经过大约半个月的装备,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工了。

  那时候深圳用电紧张,最严重时一周停电三天。但是为了保证四通打字机对全国各地的供货,我们曾在有电的时候连续加班。记得我们做饭吃饭都在车间里,用煤油炉做的饭菜充满了煤油味儿,十分难吃。但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有牢骚。我们在公司危难时,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接管深圳四通

  1989年6月之后,有两个与四通有关的企业宣布脱离四通,一个是由四通承包、后来改名为南天公司的云南电子设备厂;一个是殷克分管的、总部设在珠海的南方四通。前一个毕竟是“干儿子”,为求自保,离开了虽然不仗义,但此时也不好说什么;南方四通则不然,殷克是四通任命的副总裁,是拿四通的钱办的公司,一向打着四通的旗号,此时脱离四通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但此时四通自身难保,且南方四通成立时别人都不了解情况。此时殷克也因“六四”

  出走国外,与南方四通打官司不大现实。

  但1988年南方四通与四通集团签了一份承包深圳四通的协议书,并安排干部进行实际管理。深圳四通是1985年前后完全由四通投资的分公司,地址在深南大道统建楼。对南方四通的产权说不清楚,深圳四通的产权却清清楚楚。

  7月中旬,正当我在深圳索泰克为打字机从北京转产到深圳忙得不可开交,以及处理前任负责人走私案件而焦头烂额之时,董事长兼总裁沈国钧的一纸任命到了,任命我为深圳四通法人代表兼总经理,解决深圳四通的财产安全问题。

  此时,我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但当此公司危难之时,只有舍命而为之。

  为接管深圳四通之事我专程到珠海见沈国钧,对如何从南方四通手上夺回进行了一番商量。这是我进入四通之后,第一次接受老沈的直接领导。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经验用上了。“夺权”的前一天晚上,我找来深圳索泰克的生产部长丛敏、财务部长张昌计等北京派遣的干部,认真制订了第二天的行动方案:我与南方四通派遣的总经理楼叙波谈话,宣布四通集团接管深圳四通的决定;然后召开全体员工大会,要求大家配合集团的工作;由丛敏负责库房的盘点、登账并换锁、封库;由张昌计负责与财务交接,接管财务账本、印鉴、支票、银行账户等;我本人接管公司文件、资料、公章、房产证明等。

  沈国钧也专程赶过来助阵,还带着一个打扮时尚的秘书,抱着一条宠物狗,在那样的场合很不合时宜。

  当时代表南方四通管理深圳四通的楼叙波原本也是四通的老员工,但她拿的是南方四通的工资,自然替南方四通做事。不过面对四通名正言顺的接管,势单力薄,她未做过多的争辩,只能眼睁睁看着深圳四通物归原主。

  不料第二天风云突变,南方四通派来五员大将,气势汹汹闯进深圳四通总经理办公室,一屁股坐下不走了。声称承包协议未到期,四通随意中断协议违约,深圳四通库房里的货物属于他们南方四通的财产(当时库房里最值钱的是53台四通打字机),要拉走,并拒绝与我谈判。

  看到来者不善,我也安排了一些干部在另外的房间待命,以防不测。僵持到下午,我主动找他们一个姓王的领头者对话:我们毕竟在一个旗帜下工作过,大家谈拢谈不拢,总要谈一谈,除非你们无道理。他们五个人七嘴八舌,轮番与我争辩,大有舌战群雄的架势。我心里有底,据理力争。毕竟他们理亏,最后姓王的领头者说:我们也是受命而来,这次来得匆忙,钱没带够,可否到财务处领5000块钱一用?我一听这话知道事情有了转机,便大方地说:不劳大驾,你们来了,就是我的客人,5000块钱是小意思。我立即派人取来钱交与他们。姓王的说第二天单独与我一谈。第二天上午姓王的如约而来,他说:李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你的爽快让我们佩服。我们来了,也算尽到责任了。今天我们就回去交差了,特来告辞。说完,豪爽地与我握手作别,五个人走了。一场惊险竟这样轻松度过了。

  偷回丰田面包车

  两天后,深圳四通丰田面包车的司机跟我说:“李总,我们的面包车被人抢走了。”“谁抢的?怎么抢的?”“楼总(南方四通派的总经理楼叙波)说要去广州,我刚送到,她就把我的车钥匙拿走了。”我听后真是后悔不迭,想不到他们竟钻了这个空子。真丢面子!7月底,段永基、北京索泰克总经理助理江北光同我到珠海办事。我事先打探清楚丰田面包在珠海停车场存放的位置,带好备用钥匙和有关证件,约好珠海新新公司陈严两口子,决定把车抢回来。晚上在宾馆里,我对段、江二人讲了要把车抢回的想法,没想到二人皆不支持,说让人抓住怎么办?我说,车的证件都在手里,凭什么抓我?晚上我跟陈严及他的爱人摸到停车场,半天打不开车门,原来车锁被换过了。用铁丝钩车窗玻璃也打不开。第一次抢车失败。

  回深圳后,我对司机说车是你丢的,你要想办法。他说他表哥在南方四通开车,可以帮忙。我说好,把车弄回来奖励5000元钱。两天后他告诉我,表哥不敢偷车,但他把车的后门弄开了,顶灯摘了,要弄车赶快去人。当晚我带着谭玉林(深圳四通副总经理)、胡景昌(北京派到深圳的司机)等人赶到珠海,单等半夜人们睡了之后行动。

  不想夜间12点大雨倾盆,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看过电影吗?大雨正好掩护我们行动,此乃天赐良机。于是我们几个冒着大雨潜到水湾头南方四通的宿舍楼下,由司机胡景昌过去把车开出来。不想车到珠海边防检查站被武警拦住了,要驾驶证,小胡说没带,要行驶证,急切之间也找不到。我们被赶下车,检查站带班的军人听出我们是北京人,便好奇地打听起北京“六四”的情况,我绘声绘色地讲述一通之后,那军官挥挥手,竟然放行了。我们一阵高兴,一路经广州(那时没有直通深圳的高速公路),穿东莞,回到深圳公司楼下正好上午7点整。我让大家休息,自己坚持上班。8点多,南方四通代理总裁宋卫平从珠海打来电话:“李总吗?你的司机昨晚来珠海把车开走了。”我说:“宋总开玩笑吧?我的司机绝没那个胆子。肯定是你们把车弄丢了,向我这里找辙。”

  我放下电话急忙通知司机将车开到停车场,一个月不许用。一会儿司机告诉我,楼下的车一点儿油都没有了。我听后惊出一身冷汗。

  深圳四通经过一番曲折终于回到四通集团手里,在我和谭玉林、刘亚平等干部的努力下,深圳四通很快恢复正常业务,重新发挥了分公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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