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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章 晚年亲人多凋零(4)

书籍名:《宋美龄大传》    作者:何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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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蒋介石夫妇不同,蒋经国夫妇就很难有那么多夫唱妇随的和谐场面。据传说,有人认为蒋方娘是因为生活寂寞、苦闷,还染了酗酒的恶习。

  刚到台湾的那段岁月,台湾不准进口俄国酒,有人为讨好蒋经国,就想办法从香港弄来一些伏特加,送给蒋方良。那时,蒋经国家里藏有不少伏特加烈酒,夫妻俩兴致高的时候,会斟酒对酌,蒋方良的酒量不输蒋经国,可谓酒中豪杰。

  由于在家里宋美龄喜讲英语,再有为了同美国搞好关系,蒋经国在英文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也为蒋方良请了一位美国驻台“大使馆”某参事的太太,到家里辅导她英文。后来又请了一位英国人教他们英文,功夫不负苦心人,蒋经国夫妇后来的英文都很好。蒋方良后来竟也喜欢上了中国的京剧,可见其适应中国文化之快。

  与宋美龄不同,蒋方良是绝对不插手丈夫的政务的。蒋经国对夫人干政深恶痛绝,在他的七海官邸,还是“男主外,女主内”,太太对先生在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

  蒋方良是一位以丈夫为重的传统妇女,蒋经国不喜欢她经常外出,或者到别人家串门,时间长了,难免与外界封闭,逐渐走上了自我禁锢的道路。蒋经国没做“总统”时,她还会到外面买东西、逛街、看电影,后来,蒋经国做了“总统”,家搬到七海,远离市区,她便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样上街闲逛。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身心难免造成一些病症。病发的先兆是,她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不超过10句,总是一个人静坐一旁发呆。日子长了,人们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知道情况不妙。

  蒋方良发病时,在官邸内翻箱倒柜,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楼上楼下到处都是,而这个时候,再劝她出门散心已经为时已晚了。

  由于不像宋美龄惯于出入各种政治场所,只要蒋方良有出席公众场合的情况,头一天晚上她肯定彻夜难眠。第二天一大早,必然最早起床,穿着去赴约的正式服装,端坐在客厅沙发上静候。在随从的眼中,她绝对不像是“第一夫人”,倒是一个神经紧张的家庭主妇。

  嫁到蒋家就要奉行蒋家的规矩。蒋方良在生活中遵守浙江的传统风俗习惯,并用它教育孩子,逢年过节,带着孩子拜祖先,烧香、磕头,样样都学会。她还穿旗袍,讲宁波话,一心一意地做蒋家的贤妻良母。

  1988年1月13日晚,蒋经国溘然长逝,长子蒋孝文、次子蒋孝武也相继去世。亲生女儿蒋孝章长期旅居美国,惟一的儿子蒋孝勇一家,也迁居美国、加拿大,后染病而亡,独留蒋方良孤守偌大的官邸,她的际遇更受人们注目。

  “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蒋方良对关心她的人说。

  事实上,满足现状,无所欲求,一直是蒋方良谨守的人生哲学。她平素视台北为第三故乡,默默地以坦然的心境对不幸和哀伤。

  有一次,蒋方良向一位甚为亲近的友人表示,要将自己的存款分为10份,分给儿子媳妇和孙儿女。在她的计算中,孝文的妻子徐乃锦、女儿友梅;孝武的太太蔡惠媚、子女友松、友兰;以及三子孝勇、孝勇的妻子与3个儿子,两代共10人,承继她的积蓄。蒋方良的每笔金钱支出,都精打细算,好不容易积存的一笔不多的存款,还要留给子孙,看来,她在世上为自己着想的事情实在没有什么了。

  由于蒋方良的俄籍背景,社会上许多人士公开建议当局,应当允许她回俄罗斯安度余年,而她则表示俄罗斯毕竟已人事全非,不能算是家园了,台北才是她的家。

  蒋经国和蒋纬国之间,宋美龄还是比较喜欢蒋纬国。1940年,蒋纬国从美国受训回国,人西北军胡宗南麾下,担任步二营少尉排长,开始往返于重庆、潼关之间。此时,他与西北豪富、纺织界大亨石风翔三女石静宜结为连理。抗战结束前夕,蒋纬国调任青年军六一六团步兵二营营长。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何应钦等的提携下,以30岁出头年纪,出任少将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直到去台湾。

  石静宜作为装甲兵司令的夫人,威风八面,经常与装甲兵袍泽聚会,在装甲兵中影响颇广。

  石静宜怀孕后,在预产期前,蒋纬国被派往美国考察。当时石静宜的预产期为农历九月中旬,而九月十五(农历)是蒋介石的生日,石静宜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和公公同一天生日,请医生为她控制产期。但是到了农历九月十四晚上,仍没有阵痛,她又请医生施行催生,结果药物发生副作用,石静宜停止了呼吸,腹中胎儿也早已胎死。

  也有一种说法,因为她父亲是从事纺织工业的企业大亨,商业世家,她本身也做些生意,因为她的身份特殊,就有人传说石静宜做生意如何如何,后来连蒋经国都听说了,就把这个谣言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听了之后火冒三丈,冲口就骂:“她去死好!”因此,有不少人认为,石静宜的死,蒋家脱不了干系。

  为了石静宜,宋美龄也曾经在蒋介石面前讲过好话,对石静宜之死很表疼惜,但儿孙自有儿孙福,隔了一代人,她也只有摇头的份了。

  蒋纬国丧妻后,先后办了“静心小学”、“静心乐园”、“静宜女子英专”,纪念元配夫人。1957年,丧妻4年的蒋纬国又梅开二度,在日本某一教堂,与当时台湾“中央信托局”副处长邱秉敏的女儿邱爱伦结婚,她是一位中德混血儿。蒋纬国原来打算在台北举行婚礼的,但蒋介石认为在日本成婚为宜。他便遵父命,在戴安国的陪同下,赴日本完婚。蒋纬国亦乐于此主意,一来日本是他的出生地,一来戴安国才是他的胞兄。

  蒋纬国与邱爱伦生有一子叫蒋孝刚。蒋纬国与邱爱伦关系一直和睦,宋美龄赴美定居时,蒋纬国为表孝心,让爱妻邱爱伦陪伴宋美龄到美国常住。

  宋美龄对待蒋方良与邱爱伦的态度大不一样,宋美龄和邱爱伦有较多的共同话题,聊得来。因为邱爱伦比较年轻,也爱打扮,在衣着方面比较新潮,宋美龄喜欢邱爱伦的衣着仪表,常问她这个首饰哪里买的,头发哪里做的,叫什么发式等等。

  即使到了70至80岁的时候,宋美龄爱美之心仍未泯灭,只要是邱爱伦身上的服装或装扮,她觉得喜欢的,必然就叫人为她打点一套,让她也感受一下时髦的气息。

  蒋经国和蒋纬国一般只是逢年过节,或蒋介石夫妇生日时才带太太到士林官邸。这样官邸通常自然而然地少见蒋经国、蒋纬国两家的人影,尤其蒋方良,平素不喜欢出门,更是与宋美龄交往甚少,宋美龄对她也就不似对邱爱伦那般亲近了。

  3.孙媳

  蒋经国长子蒋孝文的妻子叫徐乃锦,她的父亲早年留学德国,母亲是德国人,她与蒋孝文从小一起长大,但性格并不合。徐乃锦与蒋孝文在美国念书时,再度重逢,此时,徐乃锦已长得风姿绰约,蒋孝文与她身在异邦,无所寄托,终于走到了一起。

  蒋经国得知后,欣喜不已。他早就听说徐乃锦聪明能干,指望她能帮助管管自己放荡不羁的儿子。于是致电孝文,建议他不妨一边成家,一边念书。不过,徐乃锦的家人反对这门婚事,认为蒋孝文是花花公子,嫁给他难保证将来不会闹纠纷。最后,蒋经国提了一篮水果,亲自到徐家为子求婚,使得徐家大为惊讶,认为这实在担当不起,许下了这门婚事。

  徐乃锦与蒋孝文成婚不久,即怀孕回国,生下女儿蒋友梅。徐乃锦虽贵为“太子妃”,但她待人非常和蔼可亲,在台北师大教育研究所任教时,对学生极为关爱,学生却均不知她的背景。

  据台湾报纸宣传,她是一位充满活力与自信的职业女性,而且在工作中很少提及她的家庭,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

  从前,每个星期她要去探望公婆两三次,到后还亲自下厨做菜送给公婆,蒋经国夫妇常为有这样一位能干、贤慧的儿媳而感到幸福和骄傲。她的最大兴趣在音乐,和蒋孝文结婚后,从美返台,蒋经国知道她喜欢音乐,在她回台的第一个圣诞节,就送她一架钢琴。

  蒋孝文患病后,她曾在“中祝”国际事务室担任5年执行秘书,也是台北“国家剧院”及音乐厅的筹备委员之一,她把女儿送到英国念书,学的也是艺术,但不愿她马上回国工作,就是希望她女儿不被当特权气氛包围。

  徐乃锦的朋友都认为,她的性格有些男性化,做事有魄力,要求完美,是个杰出:女性。台北有家杂志著文说:蒋经国的大儿媳妇徐乃锦,作为一个献身予社会工作的职业妇女,她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可能是蒋氏家族中最难得一见的品质。

  早年,蒋友梅还在童年时期,蒋经国和蒋孝文夫妇尚住长安东路18号,蒋经国每天回家第一句话必定是“友梅,GRANDPA回来啰!”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友梅是蒋经国除了蒋孝章外,最疼爱的女孩。

  蒋经国曾对留学海外的孙女说:“友梅啊!你不要出去念书了,在台湾陪爷爷好吗?”可是年轻人总有自己的天空,不能了解老年人的心思,更不会明白蒋经国内心世界多么需要有人陪伴、对话,以驱赶与日俱增的孤寂。

  蒋经国的惟一女儿蒋孝章,可谓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奇人。1957年,赴美求学,在美邂逅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俞扬和已经结婚,这在蒋家引起了极大的震撼,等蒋经国亲自向她查证,证实两人确是恋爱,并得知蒋孝章坚持要嫁给俞扬和的时候,蒋经国气得眼泪直流,半天说不出话来,而孝文三兄弟更是气愤填膺,觉得姐姐上当受骗了,要去美国找俞扬和“算账”。后来,为了息事宁人,宋美龄亲自出面打圆场,总算平息了此事,蒋经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和俞扬和结婚后,蒋孝章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结婚之初,蒋孝章忍受各种来自家庭成员的反对声浪,始终没有表现自己的不满和抗议,忍声吞气,也看透了这个“第一家庭”的虚伪和险恶。

  蒋介石去世后的第二年,有一次,蒋孝章回台湾,蒋经国在慈湖摆了一桌酒席,请蒋孝章夫妇一起吃了顿饭。后来,她也很少回来,就连蒋经国就职“总统”,寄机票给她回家同庆,她也未回。她从未向蒋经国提出给丈夫求职的要求,从小就不愿利用权势。

  蒋孝武的婚姻是蒋家公子当中最不顺利的一个。他的太太汪长诗的父亲曾是国民党驻欧外交人员,她本人为瑞士籍,是蒋孝武在德国留学时认识的,后来二人相爱结婚。因为两人性格不和,而走上仳离的道路。有人认为,除了二人倔犟以外,他们年纪太轻气傲也是一个原因。

  蒋孝武和汪长诗离婚之后,二人反而成了好朋友,汪长诗每年都固定在寒暑假回台湾,看单她的女儿友松、友兰。

  江南命案后,蒋孝武出国避风头,但也掀开了新生活的一页。他认识台湾籍的小姐蔡惠媚。蔡惠媚是蒋孝武女儿友兰的英文老师,蒋孝武为了追求蔡惠媚,据说花了10年的时间,才感动了蔡惠媚本人和蔡家。当蒋经国明白儿子这次是真心要和蔡小姐结婚后,要蒋孝武以蒋经国的名义,把蔡惠媚的父亲请到七海官邸来,由蒋经国出面在官邸客厅准备茶点招待蔡家二老,谈话中把亲事定下来。为了减少外界干扰,婚礼决定在蒋孝武驻节的新加坡举行,蒋孝勇代表蒋家到新加坡去主持了哥哥的婚礼。

  蔡惠媚虽然是台籍家庭,但家庭十分洋化。蔡惠媚自幼就读于美国学校,洋名“蜜雪儿”。蔡惠媚那年刚好18岁,与友人在圆山俱乐部咖啡厅闲坐,蒋孝武与朋友路过那里,一见之下,惊为天人,于是立志苦追不已。两人断断续续维持10年左右的爱情长跑,才修得正果。

  只有蒋孝勇与“公路局”副局长方恩绪之女方智怡的婚姻平平安安,在恋爱成熟后,禀告双方家长,然后请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秦孝仪为媒人,定下婚事。

  蒋孝勇在不惑之年后,为避开台湾的政治旋涡,而与方智怡一起迁居加拿大,后为孩子上学和照顾宋美龄而定居美国,对宋美龄极其孝顺,宋美龄对孙媳方智怡也极亲密。往来于加拿大、美国,经营电脑业务的同时,身为蒋家后代,在近年家族几番变故后,蒋孝勇觉得任重道远,他说:“我不是政治人物,但被人认为政治人物;有时,我也觉得自己不像生意人,你问我20年后想成为什么?我敢保证,那时我一定退休了。我是基督徒,不重形式,但心里很虔诚,回顾过去,我现在是满足的,上苍对我很公平。”

  也许,这番话真是蒋孝勇对生活的总结,在蒋家的人员中,他好象还没有遭受什么重创,无论婚姻还是生活,因此,能坦然地说出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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