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赴西安救夫君(2)
被召见的两军将领都异口同声向蒋表示：不愿意参加“围剿”红军，愿意去前线抗日。12月7日，他决定了让蒋鼎文、卫立煌代替张、杨的方案。于是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最后摊牌，提出他在洛阳拟好的两种办法：
张、杨服从中央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前线，在中央军监视下“进剿”红军；张、杨如不愿“剿共”，就把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把陕甘让给中央军。显然，这两种办法都是逼东北军和十七路年走向绝路，令张、杨都不能接受。怎么办呢？张学良决定再次向蒋哭谏。
12月7日，张学良请杨虎城到金家巷张公馆，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张学良表示为了对蒋做到仁至义尽，主张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就先礼后兵，那时我们也对得起他。杨虎城不好过于阻拦，便答应再试一次。
当天晚上，张学良去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从东北军的军心谈到全国的民心，从委员长的个人威信谈到政府的根基，民族的利益，蒋介石充耳不闻，毫无所动。
张学良三个多小时的慷慨陈词，三个多小时的痛哭相劝，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换来的是蒋介石的勃然大怒：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
8日上午，张学良对杨虎城说：“我的劝说失败了，蒋还拍桌子同我吵了一阵，你可再去走一趟，看看情况。”
杨虎城早就看出，蒋介石顽固不化，劝说是无效的，但他还是同意去试试。上午11时，杨虎城去华清池向蒋进谏：“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
蒋介石又谈了一通剿共为先的论调，杨虎城看蒋态度顽固，再谈下去，恐成僵局，就告退回西安了。
杨虎城回到西安后，立即赶到张公馆，与张学良商量对策，两个商量结果是：劝谏、哭谏均已失败应立即采取行动，不能再失去时机，不能失去人心。他们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东北军和和十七路军）也值得。最后张学良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介石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兵谏，势在必行，箭在弦上了。
12月9日，西安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请愿活动。张学良劝学生不要逼迫军警开枪，作无谓的牺牲，表示一周内将用行动答复他们的抗日请愿。
当天晚上，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反映学生的要求。蒋介石申斥张学良“失掉国府大员的身份，站在学生立场说话”。责怪他对学生没有用武力镇压。
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了一个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参加的重要军事会议，最后确定了“剿共”的计划，解除张、杨的职务，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充当“剿共”主力，定于12日颁布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令。
蒋介石的军事活动使张杨发生疑惧，他们感到蒋介石对他们已不信任，不重视他们了。尤其是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政治矛盾已公开化，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各自对对方都失去了信心，看来最后摊牌的时间已迫在眉睫。
12月11日，张学良仍不动声色，一切如常，白天他来到华清池见蒋。蒋介石照常召见、安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申斥办事不力的人，按他的原计划，12月12日他将离开西安回南京。
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举行一个告别宴会，张学良参加宴会，并始终陪伴在蒋身旁，晚宴上蒋介石宣布了新的“剿共”军事计划和对蒋鼎文、卫立煌等人的新任命。张学良、杨虎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马上商定按原定计划行动：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必须保护蒋的人身安全，必须尊重他的名誉，西北军负责扣押随蒋来西安的全部中央军政大员。
蒋介石此次西安之行，宋美龄因病没有陪同，在上海休养。当蒋介石同张学良、杨虎城心照不宣谋划对方时，她正为建设一支有效率的空军而忙着。
3．蒋介石抱定一死
12月11日的夜晚万籁俱静，显得那样冗长，墙上哒哒的钟声，就像千钧铁锤撞击张学良的心。一场惊天动地的壮举就要爆发了。
12日凌晨2时许，大地一片黑暗，此时的西安正在沉睡之中。担负扣蒋任务的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王玉瓒等分乘汽车、摩托车，风驰电掣地向临潼驶去。
当王玉瓒率王世民、马体玉等多人冲进二道门时，蒋的侍卫长跑出房门，连喊带问：“什么事？什么事？”他们哪里理他，几枪把他击倒在地。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的侍卫惊醒后，凭借门窗拼命抵抗，二营士兵奋勇进攻。这时，孙铭九带领卫队第二营官兵50余人也已到来，加入了战斗。
这时各种枪声和手榴弹响彻骊山，王玉瓒和王世民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五间厅前平台上。一见蒋住的三号厅门半开着，他们就飞步闯进卧室，发现床上无人，被子掀着，伏看床底下也没人，但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而人去室空，便进行搜索。
最后，孙铭九在骊山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蒋介石，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孙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孙铭九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介石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东北军行动的同时，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将士也没有闲着，西安城内的中央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10多人也全部被拘禁。
12日上午8时半左右，唐君尧、孙铭九、谭海等人把蒋介石押送到新城黄楼。蒋因惊吓过度，不能步行，宋文梅和孙铭九只好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
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他们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后，孙即辞去，向张、杨两将军报告经过。
上午9时半左右，张学良来到新城黄楼，看望蒋介石，向他说明兵谏原因。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仍呆坐椅上，继续出声长吁。张学良对他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介石不答。
张学良继续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变。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取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当张学良说完，蒋才呐呐地说：“你既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张学良继续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
蒋介石一听由群众公裁，立即对张学良说：“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你还是把我先送回洛阳再谈。”说完后，蒋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谈话没有什么结果，张学良辞出。
当天中午，蒋介石向宋文梅提出，他要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事变后，邵力子被软禁在西安绥署卫士队队长室内。张学良看过蒋介石后，于上午10时看望邵力子，表示慰问，说明对蒋兵谏的目的是抗日救国，并介绍蒋被扣后态度顽固，请邵力子去劝说蒋改变态度，接受抗日要求。恰巧蒋介石也要见邵，邵力子立即去到新城黄楼见蒋介石。
邵缓缓地对蒋说：“今天已经发生了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由于日寇的不断入侵，已经激起了国民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去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
邵力子离开后，蒋介石向宋文梅要纸笔。他默想了一会，便提笔给宋美龄写了一份像遗嘱式的电文。全文如下：
美龄吾妻：
余决心殉国。余死后，余之全部财产由汝继承。望善视经国、纬国两儿，有如己出，以慰余灵。愿上帝赐福予汝。
蒋中正
另一份遗嘱是写给蒋经国、蒋纬国的，内容为：
经国、纬国吾儿：
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惟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下亦瞑目矣！
蒋中正
蒋介石写好电文后交给宋文梅，让宋转交张学良拍发出去。他依然没准备让步，让他担心的已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宋美龄和两个儿子。当时蒋纬国在德国学习，蒋经国在苏联已断音讯。
下午，南京派来的36架飞机在西安上空低飞示威。飞机掠过新城黄楼时，机声震耳欲聋，蒋介石卧床静听，当宋文梅告诉他是洛阳来的飞机时，蒋介石露出得意之色说：“我估计政府飞机一定会来西安的。”
12日这天，张学良去看蒋介石三次，蒋介石根本不容他说话。有一次还厉声斥责张学良说：“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别的话讲。”蒋甚至用手捂着耳朵，说：“我不同你讲话，我不同你讲话。”
蒋介石的顽固态度令张学良十分尴尬。在蒋介石决心以死抗争并向妻子交代后事的同时，张学良也想到了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同杨虎城等19人联名致电南京中枢后，张学良还以个人的名义给宋美龄发了一份电报：
蒋夫人赐鉴：
学良对国事主张，当在洞悉之中。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学良以待罪之身，海外归来，屡尽谏诤，率东北流亡子弟含泪剿共者，愿翼以血诚促其觉悟。此次绥东战机，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窃思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计，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此间一切主张，文电奉闻。挥泪陈词，伫候明教。张学良叩。
张学良在信中不仅说明了发动兵谏的苦衷和公心，希望得到宋美龄的谅解，而且传递了希望宋美龄斡旋的信息。不论宋美龄是否能接受张学良进谏的非常之举，这封信都足以让她坚定沟通宁陕对话的决心，尽力阻止可能的军事讨伐。宋美龄在婚前就与张学良熟识，嫁给蒋介石后预闻国家大政决策，对这位东北少帅有了更多的了解。张学良数次在关键时刻支持蒋介石代表的中央政府，并在九一八事变后替蒋介石承担了“不抵抗”的罪名。蒋氏夫妇同张氏夫妇私交很好，宋美龄必定能相信张学良保证蒋介石人身安全的诚意，这也是张学良所期待的结果。
14日下午，杨虎城与张学良商量之后，身穿军装单独去见蒋介石，蒋对杨的态度很客气，一定要杨坐下来谈话。蒋问杨说：“这次事变，你预先知道不知道？”杨回答说：“知道。”蒋说：“你们干这样违反纪律的事，究竟为什么？”
杨回答说：“主要是为停止内战和抗日的问题。在1933年初，日本进攻热河和冀东的时候，我就曾向委员长请求过，愿亲率部队参加抗日，可惜那时候没有得到委员长的允许。现在全中国人民谁都不愿意再打内战，一致要求抗日，可是委员长总是不允许，所以发生了这次事情。”
蒋听了杨的话，就转变口气说：“那么你们这样做就对吗？你们今后打算怎样收拾这个变局？”杨说：“我们这次做得太鲁莽，秩序很不好，以致有了伤亡，并且惊动了委员长。我们没有想到会这样，这一点我们要负责任。至于今后的问题如何解决，还请委员长祥察舆情，有所决定。”‘蒋接着又问：“你们最初决定干这样的事，究竟是听了什么人的话？”杨说：“很简单，没有听任何人的话，只是张副司令和我两人决定的。”
蒋最后说：“这件事我自己也有责任，我太相信你们了，太疏于防范了，所以发生这样的事。现在你若还能以国家为重，就应马上设法把我送回南京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
杨立起来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讲话至此，杨即退出。蒋介石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谈到这次会见时写道：“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
二、在南京的谋划
蒋介石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帅，被扣之后，举国哗然。为争取主动，张学良、杨虎城先通电全国，以示非为犯上作乱，实为抗日所致，南京国民政府获悉西安兵变，秩序大乱，一派主和，一派主战，慌乱之中，何应钦提出出兵援救，攻打西安。宋氏兄妹，情急之中，忙赴西安。国民党内部错综复杂，共产党派人前来斡旋。
1．心急火燎赴南京
把蒋介石和随行中央大员软禁起来之后，张学良、杨虎城领衔向全国发出通电，解释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彻底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当天下午，张、杨的八项主张通电传到南京。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中外，只有西安群情欢腾。南京统治集团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在如何对待张、杨和营救蒋介石的问题上，南京政府意见不一，出现了主战、主和两派的分化。
12月12口午夜，南京政府要员召开紧急临时会议。当时除通电外，南京对西安方面情况茫然不知，可是舆情已乱，传言四起，绘声绘色，大街小巷，议论纷纷。这在相当程度影响着南京要员的情绪和主张。冯玉祥、孔祥熙、张治中等主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应以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不要匆忙做出惩罚张、杨的决定。而以何应钦、戴季陶、吴稚晖等为代表的讨伐派，在“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的旗号下，极力主张惩办张、杨，立即派兵讨伐西安。
两种主张互相争辩不休，至13日凌晨2时仍未作出决定。这时，蒋介石的密友，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站起来，他的神态简直像疯狂一样，大声疾呼地主张讨伐，激昂地说：
现在委员长吉凶未卜，若是不幸而为凶，则我们还去和叛逆妥洽，岂不是白白地上了他的当，乃至将来无法中大义而讨国贼；若是委员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票赎票的方式救出来，则委员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逆，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我要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的大计，明天全国立刻大乱！政府也垮了！大局无法收拾！我们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
在戴季陶的鼓噪和煽动下，讨逆主张一时占了上风，于是会议作出了二项决议：
以背叛党国罪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行政院由孔副院长祥熙负责；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