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参预蒋家王朝的政治活动(1)
为了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倡导文明的新生活，宋美龄提议，并发动了“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最后虽然沦为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却使“第一夫人”大出风头，树立了其“改革”的“新民形象”。
特殊的身份地位和民国政府内部混乱的局势使宋美龄迅速成长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和调停能手。她的外交才干和与美国的特殊渊源，扩大了其在南京政府政治上的影响力。
一、干预政治的开始
随着蒋介石的复职，宋美龄成了“中国第一夫人”。其过人的才华和非凡的魄力在创办遗族学校、励志社的活动以及随同蒋介石视察华北、西北的旅途中日益显现出来，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
1．蜜月只过了一天
12月的莫干山寺院，正是梅花盛开的时节，这里的风景自然形成，景色怡人。因为莫干山高，白云缠在山腰，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雨雪纷飞。云雾环绕其间，飘来拂去，整个寺院就藏在其中。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新婚蜜月就是在从此开始的，但他却无心欣赏莫干山美景。
在被迫下野之后，蒋介石依然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力图东山再起，即使在深陷情网向宋家发动求婚攻势的同时，他也没有丝毫放松过对政局动局的关注。实际上，他筹划的蒋宋联姻本就是卷土重来的重要一步。蒋介石与宋美龄到达莫干山的第一天，就收到了一份关于党政新动向的密电。
当时国内局势是这样的：蒋介石的下野并没有能弥合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相反，使得各派分歧更加明显。汪精卫在宁汉合流过程中突然失去了国民党的正统地位，愤而辞职，先后在武汉和广州鼓动唐生智、张发奎等与特委会对抗，终因势单力薄，难以成大气候，不得不向政敌蒋介石发出和解并合作的讯息。
桂系虽然在特委会占据优势，并联合南京其他军力击败了孙传芳最后一次大反攻和唐生智的东征，但其资历威望却难以服众，不能有效统率全局。在特委会一时得志的西山会议派也因其尴尬的历史经历难以得到全党认同。而此时，新任财长孙科难以在上海筹到巨款，南京财政亏空也构成对特委会的严峻考验。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在朝在野的各派势力，都不同程度地希望蒋介石能重新参与党政事务的决断。11月，汪精卫便是向尚在日本的蒋介石发出密电，大意是双方和解合作汪掌党政蒋主军事。所以蒋介石回国后一面张罗婚事，一面电邀汪精卫、李济深、谭延闿会商，并定于12月初在上海举行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在收到密电后，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该轮到他大展鸿图了。此刻，他顾不上儿女私情，新婚燕尔，即刻与张静江等密谋对策，决定立即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争夺军政大权。
密谋整整进行了一天，从早上8点一直到到晚8点。宋美龄在蜜月的第一天，就一人独守空房。既然已选择了以蒋为夫，她就要勇敢地面对这一现实，在某些方面做出必要的牺牲。
12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回到了上海。当天，就开始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蒋介石超然地观看各派系相互攻讦，不动声色地驾驭着会议的进程。预备会议实质上变成了桂系与汪派的一场斗争，在这场争斗中，桂系占了上风，借第四军在广州发动事变一事攻击汪精卫。当时，张发奎部黄琪翔军乘李济深离开广东赴会的机会，将李济深部缴械并占领广州，发表支持汪精卫的通电。在谋求会议和解的时候，这种武力攻伐行为形同分裂，当然不合时宜。
为了换取蒋介石的支持以摆脱孤立地位，汪精卫于12月10日在会上提出：“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军务问题的当务之急。”
这一招大出桂系所料，打乱了桂系原定计划，李宗仁、李济深等立即商讨对策。为了削弱汪精卫势力，他们也采取了联蒋方针，立即支持通过了“蒋总司令复职案”。
正当粤桂军阀互较长短之际，中共利用广州城防空虚的有利时机，揭竿而起，虽然广州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但此事件却给攻击汪精卫的人揭供了口舌，汪精卫在12月16日被迫辞职出国。本就因南京军警镇压中央党务学校学生集会而声誉大跌的西山会议派，在预备会议上日子也不好过，预备会议最后通过决议案，决定成立特别法庭进行审判，对涉嫌人员予以监视。桂系已经向蒋介石妥协，一切都向着有利于蒋介石的方面发展。
虽然牺牲了本该充满似水柔情的新婚蜜月，蒋介石却逐步扫清J，复职途中的障碍。对此，宋美龄不免心有余憾，但当不致于有过多抱怨。她绝不愿意因为结婚而失去从事建设性工作的机会，相反，选择蒋介石为夫婿，正是因为他能给她提供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与夫君以及自己的政治前途相比，儿女私情在宋美龄心中的确不是占第一位的。
在预备会议讨论蒋介石复职案同时，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等实力派顶着张作霖的压力，也电请蒋介石尽快复职。
1928年1月4日，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到南京去“主持大计”，1月9日，蒋介石通电宣告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负责筹备四中全会事宜。在此后的日子里，蒋介石又筹划了对另一政敌胡汉民的牵制行动，终于迫使胡汉民出国游历。
2月，蒋介石操纵的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他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五个常委之一，又成为国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虽然在名义上，国府主席谭延闿地位似高蒋一筹，但不久蒋介石又被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当年夏秋之际完成二期“北伐”，‘年底“东北易帜”，南京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10月，国民政府重新改组，蒋介石为主席并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党政军最高负责人。宋美龄也就是当然的“第一夫人”了。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蒋介石从下野到复出，从复出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宋美龄以旁观者的身份，领略了丈夫左右时局、利用矛盾、驾驭矛盾、纵横捭阖的手腕和才能。第二次下野风波检验了蒋介石政治实力，验证了他在国民党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宋美龄暗自幸庆自己嫁了这样一位“铁腕”夫君。数年后，宋美龄在发表于美国论坛杂志上的《我的宗教观》一文中，不无自豪地说：“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
在本该充满柔情蜜意的新婚蜜月里，宋美龄真正体验到的是政治斗争的惊心动魄。她本来是个有巨大政治抱负的“新女性”，近距离观看夫君在蜜月期间同政敌斗智斗勇的精彩表演，不会不进一步刺激她的政治热情。
不过，不管宋美龄是否已经做好以“第一夫人”身份亲自登台表演的准备，她都难以摆脱一个理实：蒋介石所代表的政权是一场中途妥协的革命的产物。蒋介石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两种截然对立的身份：一方面，他自命为革命家，以完成总理遗志自许，企图打破时下的环境；另一方面，因为他已成为国家最高主权的人格化身，在旁人眼里，时下一切情况如意不如意都由他造成，也必然由他负责，所以他又成为总理遗志中“继续革命”的对象。
不论宋美龄是否已经意识到夫君蒋介石的这种尴尬身份，她作为“第一夫人”出场后的所有社会活动都必然要受到这一切的影响。
在1928年初，宋美龄的长兄宋子文也开始在南京政府获得立足之地。蒋介石希望宋子文来主持财政，解决南京政府面临的筹饷和财政统一问题，这也是南京国民党中央决策层的共同看法。时任国府主席的谭延闿就明确指出：
惟军事政务皆赖于财政者最为重要，国府方面故以宋部长出而担任。宋部长前在广东办理财政，很有成绩，辅助军事进行极大。现在训政开始，要实行民生主义，更要一方面发展军事，一方面统一财政。宋部长之经验学识最深，党内同志，希望其在最短时期，于财政上有重大之发展，以完成北伐统一中国。
另外，宋子文的人际关系和资历也容易被国民党各主要派系接受。按李烈钧的说法是：“宋部长向来光明磊落，很以国家人民为重的。”由此看来，说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是他支持蒋宋联姻而换取的政治酬劳的传言，是缺乏可信度的。
2．执行“上帝”的旨意
结婚不久，宋美龄便随蒋介石移居南京。宋美龄凭借其美化的学识，善于交际的政治手腕，以及才思敏捷的头脑和极其独立的思想能力，很快就成为蒋介石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宋美龄在南京建立家庭，并将这个城市作为她婚后的家庭基地。
1928年的南京是一个古老而又残破的城市，宋美龄在南京的生活不是她过去所习惯的那种生活。南京冬天严寒，夏天闷热，交通不便，污秽不堪，也没有现代化的卫生设施，到处一片衰败景象。
由于居住和交通条件极为恶劣，许多政府官员的太太宁可呆在上海，与丈夫定期见面，也不愿随丈夫到南京来。宋美龄是个例外，她认为自己是国民党领袖的妻子，必须作出表率，稳定军心，因此，她毫无怨言地留在南京。当“二期北伐”开始时，她甚至随蒋介石来往于前线，常常睡在车站、棚屋或者四壁透风的房屋中。为了方便起见，过去讲究的宋美龄脱掉绸缎旗袍和高跟鞋，穿上自己设计的一套宽松的衣服和平跟鞋。
当时的南京，生活条件比上海差，也没有大规模的社交娱乐活动，蒋介石和他的同僚们便以经常请客吃饭为乐。每当参加宴会时，蒋介石都坚持带着宋美龄一起出席，他们也经常在家里大宴宾朋。由于南京的官太太过少，所以每逢宴会时，宋美龄往往是席中的唯一女性。刚开始，她对这种形式很不习惯，后来就慢慢适应了。她说：“我想这些官员起先颇为意识到我是个女性，但是后来我全心全意地投入了丈夫的事业，他们也就不再视我为一个女性，而是他们之中的一员了。”
那些大小宴会，实际上是政治生活的延伸。在那些应酬的活动中，宋美龄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交际才能，弥补了蒋介石的一个缺陷，取得了日常政治活动中所起不到的作用。这是宋美龄以“第一夫人”身份初入官僚行列的一个起步营生。
人们常说，蒋介石的待人之道有三个：感情上的激劝，金钱上的策动，武力上的压制。事实上，自从有了宋美龄这位极善交际应酬的贤内助之后，无论是对待同僚、宾客，还是部下，甚或异议反对人士，蒋介石的表现都不再如此刻板生硬。
身为女性，宋美龄在生活上、信仰上都影响着丈夫。蒋介石的西方礼仪乃至于餐桌礼节，都是曾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受过严格训练的夫人指导的，他更是因为娶宋美龄的原因而逐渐成为基督徒的。
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是热心的佛教徒，他自己除受母亲影响外，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长大后又研习王阳明心学和曾国藩的著作，受他们影响很深，即使后来皈依基督，对集儒家思想之大成的王阳明和曾国藩依然崇敬如故。
蒋介石信仰基督教，完全是因为宋美龄的缘故。当初，为了他们的婚约能得到宋老夫人倪桂珍的许可，蒋介石答应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到1929年时，他已熟读新约，并开始读旧约了。1930年10月下旬，中原大战刚落下帷幕，宋美龄就陪着蒋介石到上海，在宋家接受了由江长川牧师主持的洗礼。
据说，蒋介石在婚后虽日习“圣经”却并不急于接受洗礼，宋美龄多次催促都不见效，而1930年的洗礼则是几次偶然的“上帝显灵”事件促成的。
一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与某军阀的内战中，蒋介石被诱困于开封，听说他在困境中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得救后正式皈依基督。真有巧合，中原地带骤降大雪，阻碍了敌军迫近，而此时中央援军经铁路火速增援，终于反败为胜。当时江长川牧师尚在美国逗留，江牧师一回国便接到主持礼洗的邀请。
另一次更奇特，事在1929年12月1日。蒋宋结婚两周年纪念日。本来约好去南京郊外庆祝，因宋美龄临时心烦意乱改在家里度过。当晚，宋美龄突梦巨石突兀于血河之中，惊恐之余，不顾蒋介石正忙于公事，敲门而人，叮嘱夫君要小心，预感有大事要发生。当时蒋介石正接见“倒戈将军”石友山，因有传言说石友山阴谋反蒋，他是来表示效忠的。在深夜，也就是12月2日凌晨3点钟左右，果然发生了石友山叛变并炮轰南京城的事件，蒋宋原计划度假的地方遭到炮击。
2日清晨，正巧赶到南京来会小妹的宋蔼龄知晓局势危险，不忍舍小妹而去，急电在上海的母亲，告知南京将有不幸之事发生，情势紧急不及详述，姐妹俩恳请母亲代为祈祷。两小时后，宋老夫人打来一份电报，电报引用了《圣经》上的一句话：“敌人将主动撤退。”奇妙的是，当天下午，石友三果然后撤了。原来，石友三的军队见长江中有几艘军舰在游弋，以为蒋介石已有准备，就放弃了南进的计划，调头返回蚌埠一带。
尽管蒋介石是在宋美龄的影响甚至催促下皈依基督教的，被很多人怀疑为“动机不明”，但绝不能忽视他从宗教中得到的启发和慰藉。在中原大战正急的时候，蒋介石在日记中就写道：“近年所得战报每多危急，如无定力，未有不为所动得。无论接何急报，须休息五分钟，再加审察，则真象渐明，心神亦定，不为所欺矣。”
自接受洗礼后，蒋介石逐渐养成祷告的习惯，每当要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他就跪着祈祷一会，以便得到安慰和启迪。到1935年底，蒋介石已开始热爱上基督教了，他总结为：“每遭非常祸患，应以泰然自处，凡事皆主于上帝，由我信心而生耐心，由耐心而获成全也。”宗教的训练对他日后主持抗战苦撑危局是有深远的影响的。
在蒋介石思想发生微妙变化的同时，宋美龄在婚后也经历了思想的嬗变。
就宗教方面而言，虽然受家庭环境影响，宋美龄从小就接受了基督教的思想，但是对于宗教她多少还是有些怀疑的。即使不停地敦促丈夫接受洗礼，在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宋美龄本人也仅仅是个名义上的基督徒。对此，她自己是这样解释的：
凭理智的判断，我确信基督是神。我也相信，耶稣来到世间是为了要替人赎罪，但是这对于我并没有多少意义。他虽为我而死，也为人人而死。这件事没有个人的关系。就像在炎热的夏日享受一院凉风，凡能感觉到它的人都能享受。至于罪恶，每个人都是罪人，我的罪决不比一般人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