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调节利益分配，政治平稳过渡(1)
伴随着灌婴、周勃的先后去世，功臣集团走下了历史的前台，汉帝国终于结束了“打天下”的状态，帝国的群臣焕然一新。“武功”有了，就该开创“文治”。文臣俨然成为了新宠，而曾经显赫一时的功臣宿将们只换来了黯淡的收场。历史永远是公平的，它不会偏袒任何人。
刘恒登基之后选拔人才、安抚功臣，施行新政的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该实打实地下手整治朝纲了。汉初社会虽谈不上积重难返，但存在的问题确实不少，这得让刘恒一件一件地处理。从刘恒个人的角度来看，他早年做过诸侯，似乎一上手就应该先拿自己熟悉的王国问题开刀。但现实总是万分残酷，目前摆在刘恒面前最尖锐、最迫切的矛盾，却是功臣势力对于皇权的威胁，刘恒不得不先挑这块大骨头来啃。
功臣集团里首当其冲的是绛侯周勃。
早在文帝前元元年刘恒封赏周勃等诸功臣时，郎中袁盎就曾经向他进谏，责备周勃的跋扈无礼。在大臣们的纷纷指责之下，刘恒也开始对周勃不满，对他的要求更为严苛了。后来刘恒总找机会挑周勃的刺儿，于是有了前文讲过的刘恒问周勃全国一年决狱多少、钱谷出入多少的事情，周勃答不上来，让陈平抢了风头。
说到底，刘恒就是看不惯周勃居功自傲的样子。刘恒本来一直是很敬重周勃的，但周勃没有眼色，蹬鼻子上脸，在刘恒面前全无礼数。了解下情本来是丞相本分的事情，但周勃只是凭借功勋当的丞相，刘恒本来也没打算靠他执政，所以他心里肯定清楚周勃到底有几斤几两。这原本应该是君臣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但如今刘恒却偏偏要把周勃的这点破事拿出来刁难于他，就是要给周勃一个下马威，损害周勃的脸面，挫一挫这个功臣集团首领的锐气。
刘恒的做法竭力地施展了其作为一个专制帝王极为成熟的御人之术，同时周勃的命运也折射了自古权臣功高震主的悲哀下场。
文帝前元二年的十月，曲逆侯陈平在漫漫冬夜中去世了，死后谥号为“献”。说起来功臣集团之中武夫居多，谋士里只有陈平最具有政治热情，而萧何在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就去世了，张良也于吕后元年（公元前187）离世。陈平死得最晚，他一死，功臣集团就再也没有智囊了。
此时如果周勃有点政治头脑，就应该像郦商一样功成身退。然而周勃却正相反，在十一月第二次出任丞相。此时恰逢刘恒颁布诏书让列侯们各回封国，周勃就带头反对，这一下彻底激怒了刘恒，对周勃左看右看不顺眼的刘恒打算打发这老头离京了。
于是刘恒在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的十二月召来周勃，对他说：“前段时间我让列侯们各回各的封国，结果他们都不去。丞相啊，你是百官之首，我看你是不是应该带头给大家做一下表率啊。”周勃一听这话，自知大势已去，索性也不再操什么心了，对刘恒罢免自己相位的做法安之若素，丞相的宝座由颍阴侯灌婴继任，周勃自己则灰溜溜跑回了封地。
周勃晚景凄惨，在封地生活的日子里，每次河东太守季布来到绛县时他都惶恐不安。季布是个狠角色，当年在吕后面前拆穿过樊哙要大败匈奴的大话，因而周勃总怀疑这家伙是来收拾自己的，每次都跟犯了强迫症一般，身披铠甲，让家丁手执兵器，这才敢出去见季布。
周勃老了，此刻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他的权势已经大不如前，正如李开元先生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一书中总结的那样：“比较其（周勃）在长安权倾一世的景况，可知列侯们归国后在政治上之无力及其受到汉政府之严密监视……列侯在长安时与其就国以后，在政治上可能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说到底，在刘恒眼里，周勃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周勃一天不死，刘恒就一天睡不踏实，周勃在劫难逃。所以即使周勃做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最终还是没能确保自己的安全，反而给他带来了祸患。当时就有大臣依据周勃的言行上奏刘恒说：“周勃一家子成天披甲执锐，可能要造反。”
刘恒闻后大喜。当然，保不准这位上奏的大臣本来就是他安排的。总之，刘恒抓住周勃被参谋反的机会，打算借此整治周勃，同时震慑功臣集团。于是他火速派廷尉去调查此事，廷尉又把任务派给了长安令，长安令估摸着是早就听到了风声，立马派人将周勃收入监狱审讯。周勃出身贫寒，尽管经历了大半生富贵，但富贵始终遮盖不住他那因自卑而产生的恐惧。他当然没有谋反之意，然而内心极度的恐慌使得他无言以对。
周勃的态度在长安令眼中自然是不配合了，不好好交代口供，那就要上刑，上刀山下火海，哪怕是铁一样的汉子，也不怕他不招供。审讯官的脸在周勃面前吊得比长白山都长，一副怪神色，就连狱吏也经常欺负他。周勃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饱经牢狱之苦后，终于忍不住涌出一把辛酸老泪。
无奈的周勃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他那丰厚的家资，于是找人拿着钱上下打点，便有狱吏在简牍上写了“以公主为证”几个字，提醒周勃去找公主为自己作证。清人姚苎田在《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的这段旁边批注了一句话，煞是有趣。他说：“千古钱神有灵，猾吏执法，一一描画。”（《史记菁华录》）可见官场世俗的阴暗面从古至今从未断绝，这是中国“官本位”思想下奇特的文化现象。
刘恒的女儿嫁给了周勃的儿子周胜之，小两口平日里就住在周勃家，让刘恒的女儿出面来证明周勃的清白确实是妙计，可是史书中却看不到这一招起了多大成效。刘恒这次整治周勃并不是因为他谋反，在刘恒眼中，这不过是一个打击功臣集团核心人物的借口罢了。
关键时刻依然是钱财助力，周勃在文帝初年受封领赏时，将自己的许多财宝都送给了刘恒的舅舅薄昭。他当时的想法大约只是想在外戚和功臣两边谁都不得罪，没想到此时，薄昭却因为当年周勃的恩惠而在薄太后面前一个劲儿地说起了周勃的好话。
于是在刘恒来看望薄太后的时候，老太太扯下头巾一甩，说道：“当年绛侯周勃掌握着御玺、统领着南北军，权势熏天的时候都没造反，现在人家都回到自己的封地了，在一个小县城里，你却说人家想要造反？我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这事情压根不可能。”
薄太后的施压导致刘恒的计划最终破产。刘恒当时也看到了周勃申冤的诉状，加之郎中令袁盎也向刘恒申明周勃无罪，所以刘恒犹豫再三，还是派出了持着符节的使者，到监狱中宣布周勃无罪获释，并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邑。
周勃出狱了之后非常感谢袁盎，两人原本成天死磕，从此却化干戈为玉帛，彼此的矛盾一笔勾销，并成为了贴心的好朋友。同时，周勃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还发了一句感慨的话：“我曾经率领千军万马，却不知道当一个狱吏居然还有这样大的权势！”周勃说到底不过是一介武夫，所以当他有一天领悟到政治的阴暗之后，那种敬畏与恐惧之心会变得更加强烈。
刘恒整治周勃的过程体现了他极高的政治手腕，特别是在整治对象的选择上。他之所以挑了周勃，除了因为周勃是功臣集团的核心人物，更重要的是他明白周勃对汉帝国绝对的忠心。再者周勃平日飞扬跋扈，使得人们对他的印象并不好，更便于刘恒从中挑出问题。
刘恒诬周勃谋反，正是因为他知道周勃绝不会谋反也绝不会被逼反，柿子专挑软的捏，刘恒看准了周勃的外强中干。在大大打击了功臣集团势力的同时，刘恒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威信。
一千多年后，清朝的康熙皇帝也根据同样的逻辑选择了整治老臣鳌拜。鳌拜是开国元勋，侍奉四代满人君主，其忠心毋庸置疑。正因为此，年幼的康熙才敢于以鳌拜的飞扬跋扈为由诬陷他，最终将其铲除。借此，康熙不仅树立了自己的威望，集中了皇帝的权力，还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群臣。
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十二月，灌婴去世了，死后谥号为懿侯，御史大夫张苍接任了丞相的职位。张苍是个奇人，也是功臣出身，原来在军中犯过罪，依法当斩。正巧王陵路过，发现张苍不仅身材高大，而且长得白白嫩嫩的，就把他救了。秦汉时的人们都特别喜欢帅哥，不论你是去应聘公司职员还是国家机关的干部，长得“白高帅”的都会意外收获额外加分，所以张苍后来才被王陵看上了。
张苍上位，中央的权力也就彻底跟灌婴家族没什么关系了，老灌家走了下坡路。灌婴的儿子灌阿承袭了父亲的侯位，二十八年后去世，这就是颍阴平侯。后来灌婴的孙子灌强继位，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6年）因罪而被除国。灌婴家族的侯位中断两年后，汉武帝刘彻封灌婴的孙子灌贤为临汝侯。八年后，灌贤因为行贿而被剥夺了爵位。自此灌氏一家再未兴起。
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周勃也追随他的老哥们儿灌婴一同告别了人间，去世后谥号为武侯，所谓“刚强直理曰武，克定祸乱曰武”（《谥法解》）。周勃一生平定祸乱，跋扈逞强于朝廷，然而实质上，他并没有给汉帝国带来什么巨大的不利影响。他虽然看起来行为不逊，但和陈平等人的阴谋算计相比却正直许多。
周勃死后葬于今陕西咸阳杨家湾村，其墓为刘邦长陵的陪葬墓之一。他的儿子周胜之继承了绛侯的爵位。
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由于周胜之与刘恒的女儿夫妻不和，再加上周胜之杀了人，老丈人一怒之下把女婿的绛国除了国。一年后，刘恒从周勃的儿子中挑选了一位贤明之人，即当时任河内郡郡守的周亚夫，封为条侯，延续周勃一脉。
周勃和灌婴两位汉初权臣的去世，标志着汉初开国以来形成的功臣集团基本在历史的舞台上谢幕了。他们的历史影响力从此衰弱，后来在政治斗争的消磨中最终离散，汉帝国自此才摆脱了刘邦时期执政风格对朝廷政局的影响。刘恒从此放开手脚，开始着手实施新政。
新时代的风潮已经扑面而来。
重农与纳谏
刘恒的新政有两点：一点是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另一点则是广开言路积极纳谏。然而两项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文帝的统治。奖励农耕，是为了把百姓拴在田间地头；积极纳谏，则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但不论文帝真实的想法如何，新政都给帝国带来了新气象。
文帝前元二年，成天坐在那儿琢磨着给皇帝上奏章的贾谊终于憋出了一篇奏章。这篇奏章让人还看得过去，儒生的酸腐味道不太浓重。奏章的内容比较像纵横家或者法家人物的话，讲的是只有让老百姓衣食无忧，才有可能让百姓听命于君王。所以奏章的核心建议是劝刘恒鼓励民间的农业生产。贾谊给刘恒的内容如下：
“《管子》中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老百姓吃不饱却还能好好地听君主的话，这种事从古至今都没听说过。皇上呀，您要治理好国家，那就得要老百姓对您服服帖帖的。吃饱穿暖了人家才会当您的顺民，那时候才会有所谓的‘耕战之民’来供您驱使，才能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了您的政权而流血送命。”
“古人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任何东西都要按具体的时令等情况来适量生产，毫无限制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古人谈治国总是思虑周全，重视农业，所以仓廪充实。但是反观现在的社会，不务农而经商的人太多了，还有好多人生活奢侈，这些投机倒把的商人都是社会的祸害，然而却没有人限制他们；国家法制松弛，缺少了严刑峻法，却无人挽回这种局面；全天下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而挥霍的人多。天下的财富怎能不耗尽呢？”
“我大汉朝立国将近四十年了，国库中却没什么积蓄，民间老百姓手头的积蓄也少，不是财物都蒸发掉了，而是压根就没有，这种境况实在是令人哀痛。闹得现在只要有地方出现旱情，当地的百姓就惶恐不安。歉收的年份里，百姓们不得不靠卖爵位、卖儿女来换粮度日。这种事情陛下一定听到不少，我就奇了怪了，您怎么听完这些就无动于衷，一点也不感到震惊呢！”
“农业收成的丰歉是自然规律，夏禹、商汤的时候都经历过，若不幸出现了方圆二三千里的大面积旱灾，国家平常又没有积蓄，这时候拿什么来救济百姓？突然爆发战争要征调几十万上百万的将士，国家拿什么来供应军需？兵祸和旱灾同时发生，国家就没有财力应付，就会天下大乱，就会有不安分的人啸聚山林，祸乱一方；就会有可怜的百姓易子而食，生活凄苦。”
“老实说来，现在天底下还算不上很安定，外地的诸侯和少数民族政权随时可能趁乱入侵，到那时候悲惨的局面就难以挽回了。政府的积贮是管理天下的根本，有了钱粮什么事都能办成，只有这样才能在打仗的时候战无不胜，还可以使敌人归顺。”
“如果现在引导人民积极务农，用土地禁锢住人民，并且让商人、说客也去务农，那样就会增加国家的积贮数量，使天下大定，老百姓一个个都守在田间地头，也没有什么流民成天危害公共治安了。陛下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真心在私下里为陛下的不作为而感到惋惜！”
仔细分析，贾谊的话有对有错。依照常理，增强国家的积贮本来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商业活动也不能完全废除。贾谊希望通过农业生产来禁锢、控制百姓的想法更是荒谬无耻。
贾谊是以儒家思想来发现问题、用法家思想来解决问题的。商鞅、韩非都鼓吹重农抑商，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都很实际，就是为了强壮兵力、培养“耕战之民”，从而巩固专制。贾谊也是如此，然而他的说法却增添了伪善的一面：装作体恤百姓生活的模样，实际上却是为专制和儒学在社会和思想上禁锢百姓而服务。
然而贾谊的话最终还是打动了刘恒。古代的皇帝嘛，看到能帮着自己集权的招数都两眼放光。刘恒在贾谊进谏当年的正月十五，向全国下诏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应该开辟藉田。我要亲自下地耕种，给全国人民做一个积极务农的表率，并将收获的粮食献给宗庙。”
九月，刘恒再次下诏：“农业是天下的根本，百姓依靠它来生存。然而有的百姓不专心务农反而去经商，这种行为真是反动，还使得天底下其他老实的老百姓生活艰难。我对此十分担忧，所以现在亲自率领群臣来耕种，希望借此来提高人们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敲打敲打那些奸商，你们自己掂量掂量。为了鼓励农耕，今年只向天下百姓征收田租的一半。”
那么如果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看，刘恒的做法给汉初社会带来的影响，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呢？
刘恒重视农业发展这本身是没错的。西汉初年，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确实很差，有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统治阶层成天忙着内斗，此乃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窝里人相互掐，底层民众穿多穿少、吃饱吃少、生老病死他们一概放到次要位置，夺权是首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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