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农民到街头“打游击”
到了这时候，台湾有两个主要记录社会运动的非主流媒体，一个是绿色小组，另外一个是第三映像。他们的街头纪录片都以记录社会运动现场为主，在“5·20事件”中，两方人马都到现场拍摄。在这个事件里，警方和农民发生了流血冲突，警察打农民，可是农民也朝警方丢石头。可是最后影带出来后，两组人马的影像不太一样，绿色小组的片中一味控诉“政府”的不对，强调警察打人；而在第三映像那里，除了警察打人外，也出现了农民攻击警方的画面。
这件事后来就引起社运界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觉得第三映像这么做会成为警方搜证的证据；但也有人认为这才是真实的，否则就跟那些官方媒体没什么两样了。这两种意见引发激烈争辩。
套句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说过的话：“这还只是个开始，这城还有更大的混乱。”20世纪80年代末的台湾就是这样，经济高速增长，中产阶级每个人手边都有些闲钱，可是社会分化又大，再加上社会松绑，上街头成为常态，许多以前隐而未彰的议题、族群、团体出现，觉得自己也要争取该有的权力，纷纷开始走上街头。
这个时代的标记就是混乱、狂飙与喧嚣，棍棒与石块齐飞，驱散方阵与强力水柱车一同向前。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想上街头，似乎都不想错过这个时代一样，每天都有新事物、新议题产生，抗争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就如以前说过的：旧秩序逐渐崩解，新观念还没完全建立，自然给在威权体制下，过惯安稳生活的城市中产阶级一种社会脱序的印象。
倒也不是每个上街头的活动，最后都要搞到警民冲突才够悲壮，还是有很多诉求比较柔性的游行活动。比如说“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运动”就成为一时的话题。1989年某个仲夏夜，数万人一起在当时台北地价最高的忠孝东路上过夜，以抗议受到财团炒作而狂飙的房地产价格。这场抗争理性又幽默，轰动一时，也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肯定，连政府都不得不出面表示房价应该多少才正常。当然啦，活动结束后到现在二十几年，房价从来没有降到“政府”说的那个“正常”数字，开发商依然黑心，一直只想要盖豪宅大捞一笔，也不见“政府”推出什么有效的居住政策，绘声绘影的房价崩盘也从没出现过，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还是买不起房，被房贷压得嗷嗷叫，但二十几年前的“无壳蜗牛”运动却是许多人莞尔的回忆。
妇女团体在那时也发起过好几次拯救雏妓的运动。原来，以前在台湾，少数民族人口贩卖的问题非常严重，未成年少女被贩卖为雏妓的事件层出不穷。在妇女运动刚起不久的台湾，这些团体就在当时台湾最有名的红灯区——台北市华西街，举办游行抢救雏妓。当时受到的威胁恐吓可不少，就连社会也不太正视这个问题，宁愿挂着遮羞布视而不见，也没有人想去戳破这种表面的和谐。有些大企业连救援海报都不肯挂，认为可能影响他们的形象。可就是因为这些妇女团体的努力，直接影响了1989年台湾《少年儿童福利法》的制定。
少数民族也穿着传统服饰走上街头，高喊“还我土地”“还我本名”，反对核废料排放在兰屿。他们在街头上用高亢清澈的嗓音，表达他们对土地的热爱，用传统舞剧抗议政策对他们的歧视与不公。
当年甚至有比较欢乐的游行活动。教会团体为了替圣诞节的布道会做广告，找了一千多个教友扮成圣诞老人上街游行，一边唱诗歌一边喊“耶稣爱你”。这种宣传创意现在看起来都还让人惊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