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钢笔或汽水瓶都有可能是炸弹
这是因为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国军一日转进三千里，共军追赶不及，最后转到台湾来。台湾就这样成为“复兴基地”“反共堡垒”，两岸开始进入长期对峙状态。
在台湾颁布这个戒严令，等于宣布台湾这个小岛也处于如战争般的紧急状态。另一方面，这个效力超过宪法之上的“戒严令”，也成为国民政府统治台湾的重要法律基础。
常常与戒严令被同时提起的还有《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部在1948年公布的宪法临时条款，被蒋介石认为是一部“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共匪叛乱”的动员令，全中国进入了“动员戡乱时期”。以国民党统治者的立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效力在宪法之上，再加上戒严令有许多模糊而又特殊的地方，等于也为他们的许多统治手段开了方便大门。
“戒严令”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就好像两尊门神，一左一右，紧紧保护着国民党政权免于任何被颠覆的可能性。
在戒严的几十年里，台湾的民众习惯于一种说法——“乱世用重典”，所以也很少去思考戒严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政府”会说“这个戒严是对付敌人的，不是对付同胞的”“就像金属探测器只会对金属起反应，桃木剑只会让妖精头痛一样，如果不是敌人，戒严令就影响不了他”。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错，而且其实，几十年来，一般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照理说，戒严令应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反攻大陆”是戒严早期最神圣不可动摇的任务，一切为“反攻”做准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所不在的标语口号，不仅在墙上可以看到，就连信封、电影票、火车票、烟盒、喜帖，甚至连儿童的玩具上都可以看到如“光复大陆国土，解救大陆苦难同胞”的字样。社会各个领域都感染了这种紧张的气氛，许多公职机关单位还会办各种演习，男员工晚上要值夜班到各处轮流巡守，需要拿着手电筒到单位各处巡察，如果被安全人员渗透进来，贴上代表炸弹的有色纸条还没察觉，就要倒大霉了，年底考绩扣分。学校老师也会告诉小朋友说，路上如果看到钢笔或汽水瓶不要乱捡，那可能是炸弹……
在社会上，当时处处强调：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不过很少有人真正看过“匪谍”的样子，对于“匪谍”的印象，都来自各种画得阴森恐怖、恶毒狡猾的漫画海报，好像“匪谍”随时会出现。这种宣传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至于我小时候每次做噩梦梦到坏人，那个形象都是“匪谍”的形象。
问题就在于，国民党当局总是在四处找敌人，纵容情治单位机关鹰犬介入所有人民的活动。对“敌人”的认定标准从宽，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这种肃杀的气氛无形中就给民众一些压力。
台湾人现在会称那段时期为白色恐怖时期，不管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在那个时代，一不小心，有意或无意，都会被卷入那种恐怖的旋涡当中。
在台湾，白色恐怖始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这原本是一次查缉私烟的行动，却意外地引爆了本省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接下来则是一连串恐怖的肃杀及清乡事件，这也让许多台湾本省人就此闭口不谈政治，好长一段时间对政治冷感。
所以，在这几十年间，台湾的政治基本是稳定的（因为也没人敢自找麻烦），社会经济发展归发展，现在看来却是一种很畸形的发展。明明没有战争，但在长期的“戒严令”统治下，大家都避免去想那些越想自己就越觉得可怕的事，只一心想去赚钱，赚了钱又可以过上好日子，吃喝玩乐。在这种情况下，大脑活动好像都停止了一样。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思想活动啦！因为大家都很习惯去接受官方的思想，民间的思想活动一脱离官方思想的标准，就会被指说“有偏差”“不稳定”之类的，只要一被扣上这个大帽子，情治单位就像神创造天地一样，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被有关部门请去“配合调查”，简直就是吃不完兜着走。电影《风声》里，周迅被逼供时用的粗麻绳，可不是麦家老师的变态创意，在《柏杨回忆录》里就有这么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
后来，审问官又多了一位年纪较长的李尊贤先生，集中焦点盘问我被俘的经过。刘展华对我不肯承认被俘，十分震怒，我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他即将爆炸。这时，我被安排睡在临时摆在角落的一张行军床上。我还不知道就在这间审讯室里，三四个月前的一个夜晚，调查局把《新生报》的一位女记者，连当时严家淦先生都称呼她为“沈大姐”的沈源嫜女士，全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沈源嫜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痛苦。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唯一剩下来的声音就是：“我说实话，我招供，我说实话，我招供……”
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并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沈源嫜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她招供不出她从没有做过的事，于是迅速拴上房门，解下绳子，就在墙角上吊身亡。这个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爆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头。她后来的罪名是“畏罪自杀”，“调查局”“仁慈”地为她修筑了一座矮坟。
所以当年台湾有一句名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当年的“有关部门”，以“警总”为代表，“警总”就是“警备总司令部”，又是一个模糊法令下的产物，在过去是个人人闻之色变的机构。这个“警总”业务包山包海，什么都想管也什么都能管，甚至可以指挥军警，集党、政、军、情、特于一身，反正就是国民党在政治侦防方面的爪牙、白色恐怖的打手，对于国民党而言，简直就是太好用了。
话说当年陶喆他老爸陶大伟也曾被“有关单位”抓去过，原来陶大伟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愤青，性格很摇很滚，爱搞乐团。而他的父亲呢，也就是陶喆的祖父陶一珊，这位军统出身的将军在“警总”里当司令。陶爸爸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儿子太不像话了，在那个时代搞乐团简直就是离经叛道。有一天，陶爸爸的理智终于“啪”的一声断弦，派了一大群“宪警”冲进陶大伟的演唱会场，连人带乐器一起架到警总里“跟司令喝茶”。
唉，“警总”业务包山包海，就连家庭失和都能当作秘密武器来用，真是妙用无穷，更别提如何用它来打击异己了。对于老百姓来说真是苦哈哈，虽然日子是一天天在过，守自己的本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了一件自己都不知道的错事，就被“警总”请去“喝茶”。这个能不能做，那个能不能想，在说话和行动之前都要在心里先自我审查一番，就好像“警总”在心中也有一个分部一样。
戒严时期，“警总”蟹行，任何行动言论都可以在“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加以限制监管，那是一个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歌不能乱唱，舞不能乱跳；甚至头发也不能留长，报禁、发禁（学生必须留西瓜头）、党禁，样样都禁，充满禁忌的年代。你可以想象中国人是怎么教小孩的，国民党就是怎么管台湾的，不要吵、不要闹，乖乖的不一定有糖吃，不乖就打屁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