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毛泽东推荐给下属们的《二十四史》篇章(2)
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大谈郭嘉呢？他明确指出：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说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
同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向中共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毛泽东还谈到1958年定的高指标，陈云是不同意的。他由此讲到做工作一定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要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方法”。
7月11日晚，毛泽东在庐山与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被搞乱了，紧接着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
其实，《郭嘉传》中并没有这句话，是毛泽东记错了。不过由此可以推想毛泽东当时的心态。郭嘉是曹操身边的重要谋士，被曹操称为“奇佐”。有郭嘉在，曹操就不会犯错误。经济计划之所以乱了，是因为没让陈云这样的“奇佐”管经济，所以毛泽东又想起陈云来了。
几天后，毛泽东找李锐等谈话，话题再次集中到郭嘉身上。他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作“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推荐读《郭嘉传》，其实不只是称道郭嘉的“多谋”，也有赞赏曹操的“善断”之意。如上所述，毛泽东批评袁绍优柔寡断，见事迟，得计迟，常常处于被动，吃了败仗。而曹操就不同了，如果没有他的当机立断，郭嘉再好的主意，也不会得到实施。郭嘉之所以弃袁投曹，就是因为在袁绍那里，其谋、其智派不上用场。知人善任，纳谏用谋，是领导者的大事。有了“郭嘉”们的“多谋”，再加上“曹操”们的“善断”，二者结合起来，领导工作就会如虎添翼，就能不断解决难题，打开新的局面，创造新的业绩。
毛泽东向罗瑞卿推荐《三国志·吕蒙传》
1958年，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同行的有张治中和罗瑞卿。在火车上，毛泽东认真地阅读了《三国志·吴书·吕蒙传》。闲谈时，他介绍说：三国的“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他接着提出要求：“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和《吕蒙传》。”
毛泽东还当面向罗瑞卿荐读《吕蒙传》，告诫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
《吕蒙传》载于《三国志》。吕蒙是东吴大将，但他少时不曾读书，十五六岁就跟随他的姐夫孙策征战，孙策很赏识他的勇敢。孙权继位后，吕蒙多次立功。后来，吕蒙接受了孙权的劝告，在戎马倥偬之中攻读不辍，读书颇多。
吕蒙自从奋发读书以来，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见识日广，更加多谋。周瑜死后，鲁肃接任统帅。起初，他对吕蒙并不重视。及至在怎样对待蜀国大将关云长的问题上，吕蒙向鲁肃献了“三策”，使鲁肃吃惊不小。他说：我以为你只会打仗，想不到你如今已不再是“吴下阿蒙”了。孙权更是赞颂不已：没有人能像我们的吕蒙那样，年长后还能下定决心刻苦自学，“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悦书传，轻财尚义”。
吕蒙通览经典之后，为孙权出谋划策；指挥作战，胆识俱增，成为东吴杰出的统帅。
吕蒙是孙权鼎足江东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主要贡献就是策划和主持了袭取荆州的战役，使孙权的势力从局促的江南向长江上游拓展，获得了一片宝贵的战略缓冲地带。同时也解除了来自荆州上游的威胁，为孙吴政权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后来吕蒙早逝，使孙权十分惋惜并深感沉痛。
《三国志》作者评价吕蒙说：“勇而有谋断，识军机，谲郝普，擒关羽，最其妙者。……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
毛泽东非常赞赏吕蒙这种虽年长仍奋发读书的精神。在毛泽东的推荐下，罗瑞卿回北京后，挤出时间熟读了《吕蒙传》，又派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公安干部学习，推动了公安系统干部学习文化的热情。这对改善公安干警的文化素养，无疑大有好处。
毛泽东向彭德怀推荐《明史·海瑞传》心情矛盾
毛泽东熟读《明史·海瑞传》，被海瑞等忠直之士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出的气概所打动。
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大力提倡“海瑞精神”，号召大家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种种失误大胆陈言，将“五不怕”精神与海瑞的直言进谏结合起来。他说：“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至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还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上，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他曾建议彭德怀读《明史·海瑞传》，又问周恩来看过没有，周恩来说看过了。
上海会议后，彭德怀到东欧访问前，专门读了海瑞的事迹，有半月时间，那本载有《海瑞传》的《明史》常置在他的案头。
毛泽东这样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推荐海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期望党内同志讲真话，以便及时纠正政策失误的急迫心情。他还表示：“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们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
但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党内出“海瑞”尚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早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倡讲真话的同时，就提醒大家讲话要善于选择说话的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他举例说：“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
就是在上海会议大力提倡“海瑞精神”期间，毛泽东还私下对人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真话。我把问题交给少奇、恩来他们办，自己退到二线。但过一段后又‘不安分’，实际上还是一线。我想把整个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我有信心，但是，大家想的是否一致，我有顾虑。”
在毛泽东眼中，“三面红旗”在大方向上是没有错的，错则错在具体政策上，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没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如此，当时胡乔木分析说，毛泽东号召大家学海瑞，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式尖锐的人物。
毛泽东在对“海瑞精神”上的矛盾心理，说明从历史中吸取教益也并非一件易事，它受到当政者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陈“万言书”，结果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对此事件的解释是：“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喜欢。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1960年，明史专家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约，创作了以“左派海瑞”与“右派官僚集团”作斗争为主线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然而，这出戏在“文革”前夕却被视作为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遭到批判，成为“文革”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