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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毛泽东读《三国志》说曹操

书籍名:《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作者:卢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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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时,曾写过这样的批语:

  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

  这段话表达了他对乱世英雄豪杰的赞美之情。从毛泽东一生的读史实践来看,他是始终遵循着这一观点,认为“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即使到了晚年,他最赞赏的也是那些乱世中的英雄。

  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乱世,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文韬武略曹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是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也是在历代颇多争议的人物。汉末名士许劭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来随着小说《三国演义》走进千家万户和戏剧舞台上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使曹操的“奸雄”形象代代流传,为更多的人所认同。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志》也有这种倾向。

  毛泽东年轻时就对曹操十分推崇。1918年8月,他路过河南,特地与罗章龙、陈绍休三人到许昌瞻仰魏都旧墟,凭吊曹操,并与罗章龙作《过魏都》联诗一首:

  横槊赋诗意飞扬,(罗)

  自明本志好文章。(毛)

  萧条异代西田墓,(毛)

  铜雀荒伧落夕阳。(罗)

  诗中表达出毛泽东对曹操的钦佩之意。在毛泽东看来,曹操是中国古代少见的一位集政治、军事、文学才能于一身的人。因此,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曹操,并给予高度评价。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方法”,“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再读鲁迅先生这篇文章的上述语句时,曾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了着重线,以示他对鲁迅有关曹操的看法的赞同。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纳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政策,根据“分田之术”,屯田户用公家牛耕种,公家得六成,耕者得四成;用自己的牛耕种,则对半分。“五年中,仓廪丰实”,“公私有蓄”。这个政策对恢复农业生产,支援战争,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记述,毛泽东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的“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一语,毛泽东密密画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建安十五年(210年)春,曹操下令征贤,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方针。裴松之在注解里,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十二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该令内容是曹操自述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的《三国志集解》除对此做了些考证、订谬外,还引述别家评语,对曹操予以许多指责,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卢弼在注里又例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

  毛泽东对卢弼的注做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批语: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毛泽东的批语里“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人,狂傲有才气,曹操没有重用他反而污辱他,被祢衡大骂。传统戏曲中有《击鼓骂曹》一出戏,说的就是这件事。相传鹦鹉洲是祢衡作赋的地方,李白在《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中肯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毛泽东同意这个评价,说“此为近之”,即认为李白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毛泽东对曹操“不杀降”的政策也给予高度评价。《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有一段裴松之的注,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旁画着曲线,天头上批曰:“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建安三年,曹操在兖州,任用毕谌。后张邈叛,将毕谌之母、弟、妻劫去。曹操对他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毕谌一去不复返。后来讨平张邈,毕谌被捉,大家都为之担心。但曹操没有杀他,反而任他为鲁相。这只是曹操“不杀降”史实中的一例。曹操在对待俘虏问题上表现出的宽宏气度,确实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的胜利起到很大的作用,因而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随行人员说:“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这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还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曹操不仅具有很高的政治、军事才能,而且还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他“外定武功,内修文学”,与其子曹丕、曹植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史称“三曹”。当时,在曹氏父子周围会聚了许多文人学士,形成了被文学史称作黄金时代的“建安文学”。曹操的文学作品《蒿里行》《短歌行》《碣石篇》《龟虽寿》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宋代敖陶孙赞誉曹操的诗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他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至今被人传诵。毛泽东很喜欢曹操的诗文。在一本《古诗源》中,作者“武帝”旁,毛泽东用红笔画着两条粗线;在《短歌行》的标题前,有毛泽东红、蓝两色笔迹画的圈记;对诗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处,毛泽东都密密地加了旁圈。

  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据他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有些天,毛泽东在海边散步,口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他还找来地图,查证出“曹操是来过这里的”。他说: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创作了《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词中写道: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是毛泽东给曹操定论的名篇。其中,“萧瑟秋风”是对《观沧海》中的“秋风萧瑟”点化而成。

  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在致女儿李敏、李讷的信中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

  在北戴河期间,毛泽东针对历史上对曹操的不公正评价,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毛泽东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毛泽东还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于律己。毛泽东问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车吗?梅白说,我不给坐。毛泽东又问,你是怎么办的?梅白说,三个姑娘老实些,不敢上,两个男孩子上来,我就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毛泽东说,这样好,应当推广你的经验。并且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当晚,他请胡乔木、郭沫若到住处一道用餐,边吃边谈中,毛泽东首先提起《三国演义》的话头,他们夹叙夹议,谈得很热烈。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1958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召集各大协作区主任开会,他在会上说: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感情会起变化,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毛泽东以这则故事来告诫领导干部不要脱离群众,可谓恰到好处。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河南安阳县委书记时谈到曹操,他说:“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同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谈到曹操,他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把曹操当作奸臣来描写,《三国志》则把曹操当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他还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当时的史学界闻风而动。郭沫若、翦伯赞等历史学家纷纷发表文章,从而在1959年形成了一股为曹操翻案之风。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又说: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应恢复名誉。从此,曹操被恢复了历史名誉,京剧舞台上的曹操,在眉心添加了一红点,以示是好人。

  1959年2月,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翦伯赞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两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

  毛泽东甚至注意到了曹操的养生之道。1961年8月,他向因病休养的胡乔木推荐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说: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1963年12月,他又写信给因病休养的林彪推荐《龟虽寿》,说:“此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1975年,毛泽东对北京大学女讲师芦荻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了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1976年,毛泽东为了说明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的道理,还举了曹操没有上过大学的例子,把曹操和孔子、秦始皇、朱元璋并列。

  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也非是一意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

  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

  建安八年,曹操曾下令说:“《司马法》‘将军死馁’,故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读到这里,批道:曹操亲率大军攻吴,“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这就明确指出赤壁之败,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又未自罪,可见言不由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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