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5正道沧桑，以德辅才
季先生的意义首先在于在于他是一个现代的专业性的学者和一个中国传统的儒者的完美的结合；季先生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在于他从八十年代以来就执着地提出的有关中国文化复兴的论述。
——北大教授张颐武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史家治史要有才、学、识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史家应有四长：德、识、才、学。这是对史学家或史学工作者的最高要求。其实，才、学、识不但是史学家应当具备的，也是从事任何职业的人应该拥有的长处。
才多指才能，与生俱来，因人而异。它是人从出生便拥有的长处，无人能将其左右。《易经》中有云：“潜龙勿用，飞龙在天。”才能运用得当便是“飞龙”，矫首云间，腾跃翻滚；运用不得当便是“潜龙”，或充满危机，或一事无成。
学为学习。人活于世，读书、习艺为的是求得生存技能，它是一种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过程，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古人有“养学”一说，就是用学习的过程对自己进行培养。人在经过养学之后，加上平时的所见所闻，便得到识。识指的是理论，人们运用自己在思维上的天赋，对所了解的事物进行整合，形成自己特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理论体系。
才、学、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季老看来，这是缺一不可的，但是若想成为各种技艺的能者，关键在于人们如何运用这三长。
季老以他曾经从事的翻译职业为例。作为一个翻译外文书籍的人，要有语言、知识、理论三方面的长处。语言属才，知识属学，理论属识。每个人对外语还是国语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能游刃有余地掌握多门语言的原因，它与天赋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被称为才。
翻译书籍或其他书面文字，对于语言的掌握程度不高，当然翻译不好。而对文化没有足够了解，也会闹笑话。1970年，埃德加?斯诺到北京访问毛泽东。谈话中，毛泽东说：“在中国，一些人对我有些恐惧心理。可是，我却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哪料，埃德加?斯诺却在自己的文章中翻译为“毛泽东说他是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埃德加?斯诺还曾将“一诺千金”译为“只要一答应，就要付一千美元”；将“丈二和尚”译为“一个叫丈二的和尚”，把“胡适先生，驰骋文坛”这句话翻译成“有人能在写字台上跑马吗？有，那就是中国的胡适先生！”这种翻译很容易造成文化交流间的障碍。
至于理论就更是重要。季老说，每个人都应有一个理论系统，最好的理论系统当时是唯物观，应当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看问题不能片面，还要把握规律。有一些外国人在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时，常常带有有色眼光，将书中本来是民俗风情的内容，刻意描写成是一种民族压迫，从而不怀好意地污蔑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这完全是无德的行为。以此看来，识是与德是挂钩的，有良好的德行，做人与治学的心都端正，若是德行不好，这个人所写出来的东西，也大可不必借鉴，因此章学诚才提出治史也需要德。
人光有才是不够的，江郎也有才尽时，因此需要不断地学来弥补，学之后便要用，这就是识。这三个过程都需要“德”的辅助，如若一个人没有好的德行，有才也会变为偏才，用到不正当的地方。传说和珅会数门外语，学富五车，然而一心只用在讨好乾隆的身上，满眼看到的都是金山银山，得了千古的臭名。若是和珅肯将才学用在正道上，想必中国古代又会多出一个著名外交家和文学家。
再者，学习的过程中没有勤奋刻苦的道德品质，也会学业无成。识和德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若是一个人的德行已经败坏，思想扭曲，一心只想着害人，这样的人死了也不值得留恋；但若这人言行端正，思想博大，胸襟宽广，无论是在生活、学业还是事业上，解决任何问题都能衡量利弊、从容不迫，并使他人受益匪浅。足见，人可一日无才，切不可一日无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