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我走-2
一路上，肖梅一边开车，一边继续她关于Bill的话题。从肖梅兴奋的表情不难看出，Bill是她恋爱计划中的最佳人选。肖梅对Bill的热情是策划出来的，就像她买名牌衣服一样，先看价签，再看款式。如果价钱在她的期待范围内，她就可以忽略一些样式和颜色上的遗憾。如果反过来，她先是充满热情地相中了款式，而发现价钱贵得吓人，那顿时就会有失落感。肖梅不喜欢把这种失落感留给自己，她喜欢在实际能达到的范围内策划出她能抓得到手的幸福。
肖梅还在絮絮叨叨，把我从沉思中拉回到她的讲述中。
“Bill虽然相貌平平，还是个大秃头，他说他五岁就没了头发。岁数也比我大了十几岁。可他一直是单身，没有婚史，四十几岁对于男人来说才是生活刚刚开始。Bill是律师，你们听听人家的名字——Bill(钞票的意思)，跟Bill
Gates（比尔?盖茨）同名，听着就有钱。”肖梅激动地说着。
“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爱情是可以疯狂的，但婚姻可是要理智的，一辈子的事呀，你可要想好了。”我觉得我妈说的话用在别人身上句句都是经典。
“我没时间理智了，我费了多大劲才找到一个上流社会的单身白种男人。”肖梅目光直直地说，她对我的“担心”很不满意。
我看了一眼肖梅，虽然涂了妆彩，还是掩不住她眼角慢慢爬上的鱼尾纹。女人老得真快！肖梅“横行”到三十岁，表面的贵族气也掩饰不了内心的害怕。肖梅是对的，一个在异国他乡的女人，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寻找真正的爱情。肖梅在国内的时候，追她的男孩少说有一个加强连。她不是嫌这个身高不够，就是嫌那个智商不够，要不就是学历又太平庸。爱情是奢侈品，异乡的女人玩不起这奢侈。Bill的出现已经是上天对肖梅的恩赐，又何必在意他的秃头和长相呢？
“我想嫁Bill，还不知道他想不想娶我呢。以前都是别人追我，主动权在我，现在一切取决于他的决定，我只能等。我很紧张哟，真的很紧张。”肖梅深情地说。
“我不明白。你现在有白领的工作，有带游泳池的condo住着，你还愁什么？不像我们，心都是悬着的，不定哪天混不下去了就得打包回国。”我说。
“有工作又怎么样。加拿大的工作难找，找到了就是养老院，养老院可不是保险箱，不定哪天就被lay
off（炒鱿鱼）了。什么都不比找个可靠的有本事的男人更重要。”
“你这是杞人忧天！”向东从后面冒出一句。
“得了吧，你们男人理解不了女人对婚姻的期盼。婚姻是我在这里改变命运的唯一契机。最近Bill接了一个案子，是关于一对白人夫妇收养的一个中国弃婴的纠纷。他很有可能要去一趟中国，想让我陪他去。我已经暗示他了，我们中国人很保守，我爸妈不会高兴看见我和一个男人名不正言不顺地回去，除非结了婚，有个名分还差不多。”
“你真有办法，我真佩服你。面包会有的，你的幸福就在前方!”我望着肖梅说。
车停在了餐馆前，Bill果然就在正前方等着肖梅。肖梅来不及熄火就跳下车迎上去和Bill拥抱亲吻，表情十分夸张。
Bill提议去一家环境好的中餐馆吃晚餐。肖梅就定了湖边Queen’s Quay
Terminal的“明珠”。我们在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前坐下，安大略湖水在夕阳下闪着蓝光，时而有一二艘白帆的小船从湖上划过。
Bill点完菜就起身离开了。肖梅马上对我说：“你们两个，一会儿在他面前多夸夸我啊，夸张些没关系。”
Bill在前台和老板嘀咕了一阵后就回来了。他搂着肖梅，像搂着一只宠爱的波斯猫，时不时地就亲一下，呵护得柔情备至，一口一个“My
dear（亲爱的）”，“My baby（我的宝贝）”。Bill感慨地说：“She is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 ever
saw.(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儿。)I’m so lucky！（我真是太幸运了）!”
“是的，我可以证明。你的女朋友是非常漂亮的中国女人，不亚于电影明星。”其实想说的是：只可惜你女朋友不小心晚生了一百多年，要不就是皇上的妃子了，又偏偏早生了十几年，让章子怡抢了风头。只可惜我英文水平不够，这么风趣调侃的赞扬我用英文说不好。肖梅抿嘴一笑，已经对我适时送上的赞扬表示感谢了。
“Oh， Ginger is so
sweet（宁宁真是太可爱了）。”Bill对肖梅说。“我想肖梅已经告诉你们了，我接了一个和中国有关的案子。那个被收养的小男孩五岁了，他的亲生父母通过中国政府和民间机构找到了他，他们说当年他是因为拐卖后被遗弃才变成弃婴的。现在他们想要回这个孩子。肖梅在这个案子中帮了我很多忙，帮我翻译了男孩亲生父母写的信，帮我理解中国文化中对男孩儿的重视。”Bill说。
“这个案子很难办，Bill代表的是白人夫妇，他们当年的收养手续有漏洞，但完全可以从法律上弥补。可从人情上讲，那男孩毕竟证实了不是孤儿，他理应回到父母身边。”肖梅好像是Bill的专业助手。
“但那个男孩是在加拿大长大的，说一口英文，他已经完全融入了他的加拿大家庭。他的加拿大养父母都很善良，他们并不想占有这个孩子，只是他们很担心男孩回到中国的农村会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才聘我打这个官司，留住这个孩子。”Bill说。
“听说你要去中国处理这个案子。”向东问。
“是，我要去男孩的家乡看一看。我希望肖梅能去。”Bill 抱了抱肖梅。
“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我才不想去呢。”肖梅不屑一顾地说。Bill又吻了肖梅的脸颊，一副恩爱的样子。
“我办这个案子的时候，材料里有很多男孩家乡的照片，真是很美的地方，难怪May和你都生得这么美。”Bill举起酒杯冲我示意了一下，眼睛眨了眨。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洋人就是喜欢夸人，瞧你没出息的样子。”肖梅用中文对我说。
吃完了饭，Bill一招手，服务生送来了幸运鱼饼。
“喂，怎么就一个鱼饼，给谁吃呀？”肖梅奇怪地问。
Bill神秘地笑了笑，示意肖梅去拿鱼饼。
肖梅掰开鱼饼：“Oh my God!”肖梅大叫起来，好像里面藏着个炸弹。 她的惊讶声让所有就餐的客人都回过了头。
鱼饼里是一只闪闪发亮的钻戒。
Bill拿起那只戒指，慢慢地起身，又慢慢地拖着他的大肚子蹲下。他拉起肖梅的手说：“亲爱的，我从第一天见到你就爱上了你。你的笑声是那样迷人，我的生命在遇到你之前是一片黑暗，你是天使来到了人间。亲爱的，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肖梅一秒钟迟疑都没有地一把抢过钻戒套在了手上。“Of course（当然），我愿意，我都等了一万年了！”餐馆里响起客人们的掌声。
安大略湖边的晚餐在完美中结束，收入不错的律师Bill并没有表示要给我和向东付帐，甚至他和他刚刚订婚的未婚妻之间也是AA的。
回到家，肖梅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又跑出去和Bill单独庆祝一番。我在电梯里没好气地对向东说：“什么有钱人呀，
看他们求婚，还得我们自己掏钱吃饭，早知道我们就不去了，一共没两个菜，我都不敢吃 。”
“洋人都这样，说是一起吃饭，其实就是各付各的，挺好，不欠人情。你看肖梅，结婚前还都自己付自己的呢。”向东安慰我说。
这顿饭后，我对Bill印像大打折扣，这个叫Bill的人居然不付bill。刚才还在为肖梅的订婚而高兴的我突然莫名地生出了妒忌。
“我看肖梅对异国婚姻的经验都来于美国的浪漫电影。电影总是在两个主人公狂吻过后结束，预示着有情人终成眷属。其实呢，过日子，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只不过电影不演罢了。浪漫的阶段能维持多久？过不了多久，肖梅就会发现优秀的Bill也和你一样，早上在被窝里放屁打嗝儿。Bill呢，一觉睡醒也会发现他的东方美人不过是个肿眼泡的黄脸婆。Bill就会大叫：Oh
my dear! 你怎么这么黄呀！难怪你是黄种人呢。”
“然后呢？”向东笑着问。
“然后，他们就开始真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女孩子的妒忌！你不是后悔和我结婚太早，你没机会了吧。” 向东说。
“你还爱我吗？”
“爱！反正咱俩都黄。”
还是向东了解我，我是有些妒忌肖梅。当看到和自己起点一样的人突然过得比自己好的时候，这感觉就会自然发生。凭什么她就一下子找份好工作，凭什么她一找就找了个洋人。我们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现在差距越变越大，想起来就气不顺。
15.白色的婚纱
她前后左右地打量了一番，终于发现了什么：“宁宁，我明白了，这礼服原来就是一个面口袋。”
肖梅就要结婚了。
肖梅没有按照加拿大人的规矩，在订婚一年后举行婚礼。她早就等不及了。虽说是她自己买的condo，可每个月的分期付款加上利息和地税，只能相当于稍微便宜点租了个房子。一年，一年得无端浪费多少房钱啊，能买多少好看的衣服，吃多少好吃的冰激凌。另外，她怕好事生变，到手的人回头跑了。
有个坏消息一直让肖梅寝食难安，听说加拿大人结婚是女方出钱。肖梅打电话和我诉苦，我就劝她，老天是公平的，嫁个有钱的白人老公哪里那么容易，总得出些本儿吧，只要投资效益不错就行了，哪里能所有的便宜都让你肖梅一个人占了？
肖梅还是运气好，Bill在这件事上倒是很开明，婚礼在教堂举行，然后大家小吃一顿，这些他都出了。但是，新娘的礼服，伴娘的礼服和岳母、岳父大人来加的费用都要由肖梅自行解决。
肖梅对她婚礼筹备的热情不亚于当年她申请移民，她认定出国混的人除了本事和运气之外，改变命运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婚姻。而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各方面都优秀的女人，她有这个优势。
“宁宁，我刚打听到了一个结婚礼服的outlet（打折店）店，离你学校不远，这个周五早上有一年一度的大减价。”肖梅打电话来烦我。
“不行，我周五还要去工作室做作业，忙着呢，你不能周六去呀？”我说。
“不能，周六还能剩什么？哎呀，人家就结这么一次婚，人家在这里就你这么一个朋友，求你了。”肖梅恳求地说。
我心一软，答应了。
周五的早上，7：30肖梅就带着张太太来接我了。肖梅说的没错，第一天的减价就招来了多伦多想体面又舍不得出钱的新娘们。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冷风中新娘们虽然热情高昂，却还是冷得瑟瑟发抖。
还是张太太有经验，带了保温壶和毛毯来。肖梅拿出从网上下载的礼服图片给我们看：“看好了啊，一会儿进去看见了，只要是4号的就拿下，千万别犹豫。”
好不容易开门了，我们还是被拦在了门外。为了保证大家都能买上衣服，店里规定每十五分钟放一拨人进去。一个个新娘拎着白色的礼服从侧门出来，急得肖梅团团转：哎哟，别呀，那是我的样子呀……哎哟，又被买走一件。
终于轮到我们了，一头扎了进去。礼服甩卖设在一个大仓库中，里面一排排地挂满了蒙着塑料布的白色礼服，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挂一挂的冻猪肉。
我们分头翻着，找着，交头接耳着。结果是令我们失望的，衣服的样子不少，只是尺码都在10号以上，肥得连张太太都穿不了。看来在加拿大不胖都不行，胖了反倒有衣服穿，而且有质优价廉的衣服穿，外头一件千把块的礼服，今天花个几百块就可以拿下。当然，您要有合适的“身材”。
肖梅气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从屁股底下顺手拉了一件落在地上的礼服，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4号!
肖梅抓起衣服就喊我们，那礼服好像被什么东西拌住了，扯不动。我们闻声过来帮她，一撩堆在一起的礼服，一个女孩子没好气地探过头来，原来她拽着礼服的裙摆呢。那女孩一看就是一个中国人，死命地拽着礼服不撒手，好像命根子一样。
“Do you speak Mandarin（你讲国语吗）?”肖梅还是探问了一下。
“当然，要不咱俩抢这小号呢？”那女孩还是拽着。
“哟，说中文的，让您受累了，我先拿的，你再找别的吧。”肖梅说。
“明明是我先发现的，掉到了地上才让你抢了去。我都找了一圈儿了，这小号儿简直就是稀罕物。”女孩说。
“那你也不能不讲理呀，明明是我先发现的嘛。”肖梅急了。
“你怎么证明是你先发现的？”
两个人都坐在地上僵持着。张太太急得不知道怎么办，和肖梅嘀咕着。肖梅凑近那个女孩说：“你是北京来的吗？”
“对呀。”
“哎呀，我也是，我们都是。你看看，不打不相识，咱们是老乡。”
“就数北京人最不是老乡了，跟多伦多人一样，都是移民，没有亲切感。你看看人家上海人，湖南人都抱团儿着呢。就数北京人最不团结，要不这儿和我抢呢。”那女孩不客气地说。
“是我不好，我这不是急吗？哎，小妹妹，你看看你比我年轻，要不你让让姐姐我，我下个月就要结婚。”肖梅嬉皮笑脸地恳求着。
“哎哟，姐姐，您也同情同情我吧。我和我男朋友为了能在加拿大团聚，他先过来拿身份，再办我的未婚新娘身份。我们已经等了五年了，五年了，大姐。我们也是下个月结婚，不结婚我就得回去。”那女孩一脸的委屈。
肖梅想了想：“要不这么着，我们一家出一半钱，我时间早，我先穿，然后干洗了给你。”
“那可不成，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你穿过的再给我，那不成旧的了，二婚的才穿旧的。不成，不成，不吉利。”
“你真是，这是加拿大，不是中国。我看你们经济上也不富裕吧，要不来这里干吗？我顶多穿几小时。这样，我出税，还负责干洗，总行了吧？”
那女孩想了想，是挺合算的。在国外结婚，也就图个形式，要不是为了能有个婚纱照，和老公的几个同事吃个饭，反正自己也不是教徒，用不着去教堂，穿不穿婚纱也不那么重要，能便宜点儿算一点儿。
肖梅的礼服搞定了，肖梅这个老抠儿，又开始为伴娘的礼服发愁了。
“真不合算，买半天还是给别人买，我这个正经新娘的礼服倒是打折的。”肖梅又来烦我。
我给肖梅想了个办法，买料子自己来做。虽然我没有缝纫的经历，但我毕竟是学美术的。我们在North York
Centre(北约克中心)卖布料的店买到了处理的闪着光泽的淡紫色的缎子。我设计了样子，裙子长长地拖到地，上面用松紧带一穿，胸前又用松紧带一穿，吊了两根丝带，配了朵现成的绢花，结了。
张太太替我缝了礼服，往我身上一套，不无兴奋地说：“真是太好看了，不比商店买的差。”
肖梅也很满意，她前后左右地打量了一番，终于发现了什么：“宁宁，我看明白了，这礼服原来就是一个面口袋。”
肖梅曲折地向国内的朋友们发布了要结婚的消息。 消息加上朋友们的想像力和女性朋友们的妒忌就变成了流言：肖梅在加拿大嫁了个秃头没牙的老头儿。
不管怎样，肖梅终于结婚了，穿着她的白色礼服，像童话中的故事结尾——从此，他们开始过起幸福美满的生活。
18.Foreign Devil (洋鬼子)
她和她，语言无法沟通，但做女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Monique很快地去了北京，又很快地回来了。
“你遭到他老婆的痛打了吧?”肖梅幸灾乐祸地说。
“遗憾的是，正好相反。他老婆像接待尊贵的客人一样接待了我。”Monique 神情怪怪地说。
“那就是被臊回来的。” 肖梅用中文对我说。
Monique去了北京，本来被她的“男朋友”安排住在一个公寓里。没两天，她“男朋友”的老婆就找上门来了，没打也没闹，诚恳地把Monique请回了家住。他老婆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谅解，默认了Monique和他丈夫的关系。看来，“洋二奶”要比“土二奶”的素质高，语言又不通，所以待遇也不一样。他老婆每天又是烧饭，又是洗衣地款待Monique，甚至连她换掉的小裤衩儿都帮她洗。她是想用中国妇女的忍让和善良来感动Monique，有点效仿当年慈禧卖国求荣的做法。家里还住着她“男朋友”的女儿，他女儿看她的眼神充满了仇恨，一副誓要痛打美帝国主义者的样子。不过，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很快，她就发现这个洋鬼子在英语学习上给予了她极大的帮助，让她在学校里特有面子。
她“男朋友”很高兴老婆能这么大度，女儿也这么理解，一家人倒也因为这个“洋二奶”的到来而生活得“其乐融融”，呈现了这个家庭多年不见的“太平盛世”。现在Monique理解了为什么叫她“二奶”，人身上都是长着两个乳房，所以男人有了“大奶”，当然要有“二奶”才平衡，要是就一个奶，那就成了乳癌患者。
两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男朋友”的老婆翻出些记载着他们青春岁月的旧照片给Monique看。照片有他们插队时在田间小路的合影，有举着红本本的光荣照，还有上了水彩的全家福。照片里的人都很瘦，很难和现在已经发福的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照片里，无论是景还是人都那么单纯，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发自内心的笑容。这些带着时代风尘的东西在Monique的眼里，就好像看《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样新鲜，却没有任何共鸣和感触。毕竟，她的年纪，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同这些照片相差太遥远。他“男朋友”的老婆也不管Monique听不懂中文，一个劲儿地抖落着那相片所记载的陈年往事，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好不容易才回了北京，他总是骑车驮着我……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地逛……”她和她，语言无法沟通，但做女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Monique住了些日子，越住越觉得一个外国人生活在北京有太多的“不公平”，这“不公平”不是因为中国人对她不好，而是所有人都把她当成外星人一样供着而不舒服。她“男朋友”做生意，每天都有很多应酬，她自然是陪客。她“男朋友”常常因为有个洋女朋友在场而流露出自豪，所到之处都充满了羡慕的眼光。一天他们一同参加一个和商务有关的宴会，对方也带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小伙子。临走的时候，那小伙子问Monique：“哎，你替他们开一场会收费多少？要是高，我下回去你那里。”
没两天，Monique又被她“男朋友”的一个哥们儿拉去充当一个国际研讨会的“外国专家”。她的任务就是坐台，充个门面。开完了会，Monique被邀请去阿凡提吃饭，台下吃饭的几乎都是老外，零星地穿插着个把中国客人，台上的节目干脆就用英文报幕，一拨一拨地把老外哄上台耍着玩。在多伦多的中餐馆吃饭，感觉就像在北京;在北京的餐馆吃饭，感觉却像在多伦多，看到的洋人的面孔比多伦多还多。
Monique的“男朋友”喝了些酒，Monique坚决不坐他酒后驾驶的汽车，两个人干脆打车回家。出租汽车司机瞟了一眼Monique，开玩笑地说:“我说哥们儿，待会儿她付钱吧?咱兜一圈儿宰她一笔吧?”她“男朋友”急了，大叫:“她是我老婆!”那司机顿时惊讶地说:“哎哟呵!哥们儿，牛掰呀!真给咱中国爷们儿争脸呀!”
无论家里家外，Monique感觉真的就是一个老外，这种感觉让她很不舒服。她“男朋友”的老婆当面不说什么，可厨房里传来的锅碗瓢盆碰撞的刺耳声总在提醒她:一个愤怒女人的存在。她“男朋友”是个成功的商人，她只要是撇了一眼的东西，他都会不动声色地买给她，但有一点，他只字不提他和Monique未来的事，
既不想离婚，也不想再结婚，一副满足当下乔家大老爷生活的样子。
Monique是个不喜欢关心未来的人，但她很不高兴她“男朋友”对于未来的态度。女人天生是敌人，老这么生活下去怎么成。
她在北京度过了一个悠长的假期后回到了多伦多，回到了原来的公司，继续她自由的生活，继续她不停地换男朋友的生活。
20.办公室生存学
干得好不如干得巧， 办公室的学问深着呢……
出版公司请来了一个临时工做排版工作。从E-mail的通知看是一个中国人Flora Chen。一般香港人的陈都拼做
“Chan”，所以Ms.Chen一定是从大陆来的。
第一眼见Flora(花儿)
Chen，可没觉得她像一朵花。她长得极其普通，年龄虽然只比我大两岁，皮肤看上去却因为没有保养好而显得疲惫和松弛。这些年在外企结识了好几个叫Flora的女孩子，
从而也总结出一个经验， 凡是叫Flora的大多不漂亮，凡是叫Angel的，脾气一定不像angel(天使)。
周一的例会上，每个人走到小黑板前汇报上个星期的工作。Flora上去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注意着她的穿着。好端端的一身紫红色套装，裙子下面露出的丝袜里裹着一条肉色紧身棉毛裤。她的鞋也很怪，鞋头被撑得鼓鼓的，鞋跟儿变了型，歪在一边，活像动画片里米老鼠米妮穿的高跟儿鞋。Flora的头发是油质的，
却坚持留披肩发，头发一绺一绺地搭在肩上，让人联想到中国超市里的八爪鱼。
我根本没有注意Flora在上面讲些什么，一直担心她裙子下的棉毛裤会掉下来。她下去的时候，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地毯上——Flora一只鞋的鞋跟儿掉了个垫儿。那垫儿是灰黑色的，在米色的地毯上特别显眼。大家都看到了，却都装作没看见，有人隐隐想笑。经理走过来，一脚踩住了高跟鞋垫儿，大家的注意力这才回到了经理身上。经理总结完了例会，一弯腰拾起了鞋垫儿装进了口袋。
Flora干活倍儿麻利，经理交代她一周做完的活儿她三天就干完了。她讲话:这点儿活儿，不要说用我的左手，左脚就够了。剩下的日子她就没事了，打电话给老公问孩子怎么样了;打电话和朋友聊家常。Flora的嗓门特大，我总要提醒她小点声，她一努嘴，不高兴地说:“我一直在说悄悄话!”
Flora工作有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精神，发烧39.8度还带病坚持在岗位。经理催了她好几遍让她回家，她还是不回，非要坚持把工作干完。
经理就找了我去：“她生病还来工作，传染给其他人怎么办?大家就都不能工作了。”我解释说：“她这样的在中国就是model
worker(劳模)了。”经理非常不解地说:“带病工作，效率差不说。万一出了事，公司还得赔好大一笔钱，家里和社会都要损失，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鼓励呢?”我没有解释，这只是文化和教育的背景不同而造成的结果，说不上谁对谁错。
Flora做得一手好饭，每天中午厨房里都飘着她的“饭香”。 她做饭喜欢放蒜，那味道吃起来香，闻起来就难过了。有人在微波炉上贴了条子:Do not
put garlic in the microwave， Thanks!(请不要在这台微波炉上热有蒜的食品，谢谢!)Flora
不吃蒜了，又开始吃猪蹄儿和鸡爪，吓得洋人同事大有一种看见“人吃人”的感觉。
一个月后的一天，经理把Flora叫进了办公室。 她回来后， 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无声无息地哭了。我拖了她到洗手间，问她怎么了。
她说她感到了强烈的窘迫和自卑。
“为什么?”我问。
“老板说，同事反映我吃东西有味道，害得他们过敏。还说我好像整天没事做。他交代的事我都干完了，他又没有给我新的事。最让我受不了的，他问我为什么总是穿一套衣服，难道我每天晚上不回家吗?”
Flora是从一个小地方的国营单位来的， 连大城市都没去过就来了加拿大， 她的穿着在那小地方已经很新潮了，来了这里才发现自己如此不优雅。
“宁宁，你是大城市来的，又在外企干过，你教教我。我喜欢这份工作，我真的很想留下来。”她的目光中闪着祈求。
我这几年在外企的确总结出了一套办公室生存经验。“你别急，我帮你。”
“首先，你的办公桌太整洁，你要把它弄乱，越乱越显得你忙。
你看我的办公桌，文件堆得直往下流，这说明我忙，日理万机。其次，经理交代的事情，说一个星期完，你磨蹭着也要磨到最后一天，然后告诉他你worked
very hard to reach his
deadline(工作得特别努力才按点儿完成了任务)。就算你一天什么都没干，你也不能说‘不忙’。记住了，‘忙’和‘累’要时常挂在嘴边儿。”
加拿大人的工作节奏很慢，大家都慢，余下的时间就常常发呆，为了证明自己每月没有白领公司的钱，我总是强打起精神假装忙碌的样子，一天的事情劈成两天干，好让每天都能有点主题，偶尔闲得打个电话，私人电话也说得好像在谈公事。
“至于衣服嘛，你就要多准备几套，每天换一套，这是他们的习惯。中午呢，你若是吃了有味道的东西，记着一定去刷牙，养成文明人的好习惯。还有呢，准备一双质地好的高跟鞋在办公室，来了就换好。”我继续说。
立竿见影。第二天Flora就穿了新的风衣来。整整一个星期，她穿了五件同一款式但不同颜色的风衣来。我说：“不对，让你每天换衣服，是指里面的套装，谁让你天天换外衣了。这是春天，这要是冬天，你还不得买五件羽绒服才换得过来?”
经过一个月的改造，Flora果然变得优雅了许多。套装里不再穿棉毛裤了，头发盘了起来，中午只吃一些简单而无味的饭菜。
她的桌子开始零乱了，也老是一副忙在电脑上的样子，
走过经理办公室时脚步匆匆，好像有很急的事等着她去处理。下班的时候，等着经理走了她才动身。经理一问她:“How are you doing
today?(你今天好吗？)”她就说:“Busy，crazy busy!(忙，忙疯了！)”经理对Flora的表现非常满意，
三个月后她就转成正式员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