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附 曾文正公国史本传译文(3)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后，咸丰六年（1667），上奏称：“制造轮船是挽救时局的重要策略，请求准许将江关、海关的关税酌情留取二成，一成专门用来制造轮船，另外一成酌量补济淮军军需以及增加兵力之用。”上奏得到批准。七月，补授曾国藩体仁阁大学士，仍留在两江总督任上。十二月，捻军被平定，同治帝又赏曾国藩云骑尉世袭职位。
咸丰七年（1668）四月，又补授武英殿大学士。七月，调任直隶总督。十二月，曾国藩到京城履职，被赏准许在紫禁城骑马。咸丰八年（1869）二月，曾国藩查明了因积涝而减产的洼地每亩应征收的粮食，请求根据各地的情况加以减免。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三月，上奏：“直隶的刑事案件积压太多，臣请求与直隶提刑按察使张树声加以梳理清查，现在刚刚有一些头绪，张树声却要调任山西。臣请求让张树声多留京城一年，以便清理遗留下来的案件。”同治帝下旨：“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以来，做事认真扎实，致力于整顿吏治民风，大力改变原来的陋习。同意曾国藩的请求，以便张树声能助他一臂之力。”此后，曾国藩又先后两次对下属进行考核，评定优劣，并将结果列具名单上奏。得到皇上的同意后，根据考核的结果分别给予升降任免，以此整顿吏治。当时直隶的军务废弛，廷议决定选练六军。同治帝下旨让曾国藩根据以前制定的军队训练章程稳妥办理此事。
到了五月，曾国藩上奏：“臣看到朝廷内外大臣的奏折，其中关于直隶不适合驻扎外地招募来的勇丁这一问题，讨论得已经十分详细了。招募勇丁虽然不是长久之计，但东南一带募勇已有多年，其中有一些好的办法，可以作为本次练军的参考：第一是军中行文应当简单明了。招募而来的勇丁质朴耐劳，不事虚文，营规只有寥寥数条，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文告，管理上讲求职责安排，而不讲究官衔大小。用他们挖壕沟、筑堡垒，一天就能完成；运米搬柴，一个早上就能完成。而兵首先被编入兵籍，杂务差使都有仪式礼节，行军必须要用官车，驻扎当地必须征用民夫，油滑偷懒，是长期以来的习气所导致的。而此前所制定的练军章程，竟有一百五十多条，即使士大夫也不能很快背诵理解，更不要说目不识丁的勇丁了。这些规章制度文法太复杂，官僚气太重。这是应该参考东南勇营的第一个意思。第二是事权应当专一。一营的事务全由营官负责，统领不要干涉；一军的事务全由统领负责，大帅不要干涉。近来江楚一带的优秀将领在担任统领时能够充分施展才干，通畅无阻，都是因为事权集中。现在直隶六军的统领不断更换，统领所辖的各营各哨中的文武官员，都由总督一人选派提拔。作为一军的统领，在下有翼长分担其权力，在上有总督全权掌控，统领没有选人用人、管理粮饷等事务的权力，突然让他带兵赶赴前线杀敌，士兵又怎么肯听命？再加上总理衙门、户部、兵部的层层约束，就算良将也要瞻前顾后，不敢放开做事，又怎么能够充分发挥统领的才能呢？这是应该参考东南勇营的第二个意思。第三是军中的关系应当亲密融洽。东南勇营的制度是，营官由统领亲自挑选，哨官由营官亲自挑选，什长则由哨官亲自挑选，勇丁则由什长亲自挑选。这种层层选拔的方式就像一棵大树，统领是根，由根而生树干，由树干而生树枝，由树枝而生树叶，都是一气贯通的。因此，士兵的口粮虽然出自国家，但他们却都感激营官选拔的恩情，像是受了营官个人的恩惠。军中上下级平时就有这种恩情相连系，到了战场上自然也会共患难、相照应。现在练军的士兵，离开他们原来的军营和驻地，调入到新哨新队之中，他们的选拔都是原来军营决定的。新队伍的营官没有决定这些士兵去留的权力，而又没有其他可以优待、奖励士兵的方式，所以，上下级之间感情疏远，彼此的情意不相通，遇到危急情况，又怎么能够依靠他们呢？这就是虽然有参考勇营的意思，却难以做到的原因。
臣又听说各营的练军都有冒名顶替的弊病，防不胜防。士兵所分的粮饷不能养活自己，便经常做些小生意小手艺来补贴生计，这种状况各省都很普遍。直隶六军把其他地方的士兵调到直隶训练，一名士兵的练饷是二两四钱，在练营中支取；底饷一两五钱仍在原军营中支取。士兵不愿意离开家乡，往往选择留在原来的军营，再在练营附近雇用他人顶替，受雇的人替他参加点名和出操。一旦遇到战事需要远征，受雇的人又不肯出征，于是又转而雇用乞丐或者赤贫的百姓代替。这样一来，本来只有一名登记在册的兵丁，而所用的人却变了三次；十名练兵之中，冒名顶替的超过了一半，还怎么能期望他们有战斗力？现在寻求改变的方法，当然以杜绝冒名顶替作为开始。今后每挑选一名兵丁进入练军，马上裁减原来军营的员额。练军每增加一名兵丁，原军营就减少一名员额，底饷及练饷都归到一处发放。如果有兵丁因事被革除，便由练营招募补充，被革除兵丁的原军营不得干预。这样做，希望可以逐渐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需要酌情改变。例如骑兵不应该掺杂在步兵的各哨之中，应该另外成立骑兵营，以免与敌人作战时陷入混乱。每一队不应该增加至二十五人，而应该仍保持十人一队，使队中的士兵便于沟通调遣。诸如此类的制度，臣打算拟定一个简明的章程来重整练军，争取练满一万人，以符合朝廷殷切的期望和要求。那些没有被选入练军的兵丁，各原来兵营仍在役的兵丁，也必须细心管理，不可以听任他们穷困潦倒、自甘堕落。臣打算效仿浙江减兵增饷的办法，不必大量裁减兵员，只需把老弱的士兵淘汰而不再补充，病故的士兵空缺也不再补充，节省下来的粮饷用来补发历年营中的欠款，使各军营都有一点公用经费，用来添置器械旗帜之类的物品。这样一来，应该可以让军队看起来更壮观，从而提振士气。多年以后，那些原来只能按军饷五折、七折或者八折发放的军营，全额地发放给兵丁。进入练军的兵丁，待遇本来就很优厚；即使那些留在原军营的兵丁，也完全可以养活自己。军务或许因此而逐渐而有起色，而直隶练军的事情，也不至于屡次提议屡次中断，如同儿戏。请皇上将臣的建议交由原来提议的各个衙门进行审核复议后施行。”不久，同治帝下令让曾国藩拟定练军的简明章程，上报朝廷决定。
曾国藩上奏：“臣认为用兵之道，是随地形、敌军实力的变化而变化的。最初并没有固定的规则和可供效仿的办法，即使古人著名的成功先例，后人效仿也并不能成功。今天取胜的策略，他日照搬反而失败。必须要明白过去的经验不能照搬，一己之见不能作为依靠。要随时随地采纳正确的建议，这才是长远的做法。就以扎营来说，湘军刚组建时，屡次被太平军打败。此后，湘军筑起高垒、挖深壕沟，先用来谋求自保，后来用于打击敌人。后来淮军兴起，也把深沟高垒作为自保与制敌的根本，善于扎营的军队就是精锐之师。后来围剿捻匪，便以每天行军的路程来评判各军的优劣，并没有时间去筑垒挖壕，而营垒坚固与否与胜败完全没有关系了。陕西、甘肃平定回民叛乱，贵州平定苗民叛乱，也不以扎营为第一要务。从这一点足以看出用兵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然而扎营是自古以来打仗的常规方法，不能废弃不练。
臣愚钝，认为直隶练兵，应该增加学习扎营的方法。每个月拔营行军一次，每次行军二三百里左右。令士兵修筑堡垒、深挖沟渠，亲自运土劳作，通过这些让他们习惯于劳苦；要求士兵不坐差车，使其习惯徒步行走，增加劳工专门承担砍柴挑水这些重活。至于各部大臣所议论的士兵应该讲究穿戴仪礼，臣认为士兵们在大本营操练的时候可以整肃衣冠，借此学习仪礼；拔营行军的时候，仍然应该裹头巾穿短衣，方便行动。以上所说都是一张一弛、选择正确的方法加以实行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