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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 两次世界大战(4)
基尔水兵起义是德国十月革命的起点，同时也导致了德国被迫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巴黎分赃协定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讨论缔结和约和处理战后问题。
在巴黎和会之前，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5大战争国已经举行了非正式会谈，为控制会议做了安排。实际出席和会的共32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国。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利孟梭、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日本元老西园寺公望都亲率代表团出席和会，规模空前。但他们却拒绝苏俄和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来参加和会。
为了索取战败国的赔款，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吵得不可开交。
“法国拿50%，英国拿30%，怎么样？”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提议道。
“不行，绝对不行！法国是这次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拿更多，我们要58%。”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对表现出不满的其他国代表说道。
“但我们英国为这次战争出的力可不比你们法国少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站了起来，几乎是怒视着克列孟梭。虽然战后的法国已不如前，但大部分国家的代表还是慑于法国的力量，只有英国敢与之争锋。
“老兄，法国就得要这个数，少一点儿也不行！”已经78岁的克列孟梭，虽已满头白发，但仍像只野兽般凶猛，真不愧他的“老虎总理”的外号。而劳合·乔治也百般纠缠，一点儿都不牺牲自己的利益。因为德国要被迫付出316.8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后来实际付出为7.14亿美元），面对这笔巨款，大家都红了眼。
美国总统威尔逊只好在英法之间周旋，忙着打圆场：“好了，好了，我们美国一分钱也不要。你们两家都让一点，还得让别的国家分一点呢！我看法国拿56%，英国拿28%，行了吧？”
在美国的调停下，德国的赔款被瓜分完毕。
克列孟梭见在赔款方面没有占到太多便宜，便又把目光转向割地上，他指着地图：“法德边界得以莱茵河为界：除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外，德国的萨尔区也归我们！”如果法国得到萨尔区，就意味着控制了欧洲最重要的军事工业区，就可以在欧洲大陆称霸，这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他们从1月吵到4月，谁也不肯让步。威尔逊和克列孟梭都以退出和会来要挟对方。
最后，在美、英两国的坚持下，法国只好退让，同意把萨尔地区交国际联盟代管。另外，英国得到了国际联盟所规定的委任统治制度下拥有1000万人口的领土，法国得到750万人口的地区，日本也得到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而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也得以通过，美国的商品与资本可以进入这些地区，实行机会均沾，大家都有好处分享。
此外，巴黎和会还要求德国在莱茵河以东50千米不准驻军，莱茵河以西由联军占领15年，同时，德国只能保留10万陆军，禁止生产军用飞机、重炮、坦克和潜艇等武器等。
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的最后一天，也是全体战胜国在和约上签字的一天。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拒绝签字。
原来，巴黎和约里有3个条款涉及中国主权，即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统统归日本所有。中国当时曾经支援协约国大量粮食，还派出17.5万名劳工、牺牲了2000多人。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索回被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英美法却自作主张地送给日本。而软弱无能、卖国求荣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竟打算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
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影响下，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权益。
提案最终被否决，此时远在北京的北洋军阀却一再命令中国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6月27日和28日两天，3万多华人聚集在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外面。一致要求代表团不能签字。
最终，中国代表团成员顾维钧向和会发表了一项声明：“山东问题不解决，我们决不在和约上签字！”声明后，顾维钧匆匆离开了大会会场。
所谓的巴黎和会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对战败国德国的苛刻的勒索，也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法国元帅福煦事后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1939年9月，希特勒再次在欧洲掀起大战，世界人民又一次陷入灾难和痛苦中。
土耳其之父
1919年，正当中华大地上掀起轰轰烈烈地“五四运动”之际，土耳其因在一战中成了战败国，其领土被英、法、意和希腊等国瓜分。面对亡国的现状，土耳其人民发出了“不独立，毋宁死”的口号，这时，一位叫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将军毅然辞去了卖国的苏丹政府授予的军职，以平民身份参加了抵抗运动。
他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吹响了土耳其民族革命战争的号角。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武器战斗，我们就要用牙齿和指甲来战斗。”很快，他就成为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人们不叫他的本名穆斯塔法，而亲切地称他“凯末尔”。在土耳其语中，凯末尔是“正义”的意思。所以历史上也将这三年之久的反帝民族革命运动史称“凯末尔革命。”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880年出生在巴尔干半岛的港口城市萨洛尼卡（今属希腊）。凯末尔的祖先原是迁居至此的犹太人，父亲阿里·李查当过海关职员，又做过木材商和盐商。他在凯末尔7岁那年去世，由此，凯末尔一直跟随祖母生活。
凯末尔从小天资聪颖，个性倔犟。因为受不了伊斯兰教会学校中宗教气氛的约束，13岁他就瞒着祖母去投考当地的陆军预备学校。14岁升入玛纳斯提尔军事预备学校。毕业之后，凯末尔到首都进入伊斯坦布尔军官学校，1902年毕业后又继续在参谋学院学习，1905年毕业时，被授予上尉军衔，从此带兵作战。
1920年4月，凯末尔党人在安卡拉另行召开新议会，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苏丹政府的卖国行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着手组织正规军。凯末尔任临时总统兼国民军总司令。临时政府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与他们签订了友好条约，并给予各种支援。
1921年初，凯末尔率领的15000人的国民军，在伊诺努战役中，打败了强于自己四倍的希腊入侵军。到8月份，在英国支持下，希腊10万大军向安卡拉的凯末尔临时政府发起了进攻。一场决定土耳其生死存亡的决战在8月23日打响。
刚刚建立起来的土耳其国民军，不管是从数量还是军队的装备上来说，都不是希腊军的对手。尽管这样，凯末尔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动员全体军人不惜一切牺牲，英勇抗敌。所有男子都上了前线，为国民军运送弹药的任务就交到了妇女的手里。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将一发发炮弹送入战壕，还有的妇女勇敢地端起枪和士兵们并肩战斗。
凯末尔亲自在前沿阵地巡察，指挥战斗。一发炮弹呼啸而来“轰”的一声爆炸，战马受惊后将凯末尔摔了下来，肋骨折断了。“将军，您受伤了，应该回后方休息。”凯末尔忍着疼痛摆了摆手，“别声张，没关系，这种时候我无权休息。”说着，他挣扎着爬上马背，用手支撑着腰，继续指挥作战。在他的鼓舞下，国民军和全国人民英勇杀敌，势如破竹，击退了希腊军队的上百次进攻，把精疲力竭的希腊军打得晕头转向，节节败退。
土耳其军民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两周之内就把英国支持的希腊军全部赶出了安那托利亚，收复了伊兹密尔，并且还俘虏了希腊军的总司令库皮奇将军，迫使苏丹逃亡国外。凯末尔因这次胜利被大国民议会授予“加齐”（胜利者）的称号，并晋升为土耳其国家元帅。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国民军进军伊斯坦布尔，实现了全国统一。并且召开大国民议会，宣告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安卡拉为共和国首都。同年，英、法、意、希等协约国成员同土耳其在瑞士洛桑签定了《洛桑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确认了土耳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他努力使土耳其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使土耳其世俗化，反对伊斯兰教神权势力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控制和束缚等等，这一切后来被人民称为凯末尔主义。1928年4月10日，宪法删除了“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条文。土耳其至此完全成为世俗的共和国。
1938年11月10日，病魔夺走了凯末尔的生命，全国人民举国哀悼。为了纪念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土耳其人民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为他打造了一座塑像。它面向东方，正对着小亚细亚草原。这座人体塑像有一张雕刻得非常细致的脸，浓密的眉毛，锐利的目光，薄薄的嘴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身着西装，栩栩如生，仿佛正在昂首挺胸阔步前进。
凯末尔的改革使曾经被称为“西亚病夫”的土耳其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凯末尔也因此被誉为“土耳其之父”。
圣雄甘地
提起印度，许多人马上就会联想到被印度人尊称为“圣雄”的甘地。他剃着光头，上身赤裸，皮肤黧黑，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架木制纺纱机的形象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869年，甘地生于印度西部波尔邦达一个土邦大臣之家，家里很富有，再加上他们都信奉印度教，于是就经常救济穷人，这使得小甘地从小就喜欢助人为乐，深得乡里人喜欢。
甘地13岁时，与一个同年女孩结婚。其后，家人送他到伦敦学习法律。他在伦敦读了三年书，通过了法律考试，返回印度，并担任律师。不久，有公司请他到南非办一件诉讼案。这时，在南非发生了一件令他感觉极受屈辱的事，改变了他的一生。
公司为他买了到南非联邦行政首府普列多利亚去的头等车票。甘地刚刚在头等车厢坐下来，有个欧洲白人也走了进来，这个白人一见到有色人种，尽管其衣着是英国式的，仍怒气冲冲招来车长，责问他为什么要白人与“臭苦力”同乘一节车厢，还霸道地命令甘地滚出车厢，甘地对气歪了鼻子的白人只是冷冷一笑，仍稳稳地坐着。
当列车驶到下一站时，那个白人竟叫来警察不由分说地把甘地驱逐下车。后来，甘地回到印度，组建了国大党。甘地回忆说：“这是我生平从未受过的侮辱。我的积极非暴力行动就从这天开始。”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包括两部分内容：“非暴力抵抗”和与英国殖民者“不合作”的态度。具体内容有：辞去英国人授予的公职和爵位；不参加殖民政府的任何集会；不接受英国教育，以自设的私立学校代替英国统治者的公立学校；不买英国货，不穿英式服装，自己纺纱织布；不买英国公债，不在英国银行存款等。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甘地的领导下迅速在印度扩大，受到亿万印度人民的支持，从此，精神运动取代了武装暴动，祈祷代替了枪炮，沉默取代了充满血与火的反抗斗争。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问人类横遭暴力蹂躏之时，一次次这样的斗争，成了印度人民反殖民主义的主要方式之一。
有一年，英国殖民当局制定和颁布了食盐专营法，垄断食盐生产，任意抬高盐税和盐价，引起了当地人民强烈不满。甘地这时已60多岁，仍然身体力行，反抗食盐专营法。他带领一群人，从印度北部阿默达巴德城修道院出发，步行向南，到海边煮盐。
一路上栉风沐雨跋山涉水，甘地却毫不在意，沿途向经过的村庄村民发表演说，宣传自己的思想。24天后，跟随他到达海边的群众已有上千人。
甘地和他的信徒们在海边坚持了三个星期。每天清晨，他们先在海边祈祷，然后，打来海水、蒸煮、分馏、过滤、沉淀。劳动是艰苦的，对于由于多次进行绝食斗争而疾病缠身，此时已是60岁开外的甘地来说更不轻松，但他自始至终参加劳动，一直坚持了三个星期。
甘地的“食盐进军”行动，在全印度迅速得到响应，全国各地群众纷纷开始自制食盐。并且掀起了反抗热潮，罢工，罢课，请愿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殖民当局惊慌失措，马上派兵镇压，甚至逮捕了甘地。
甘地被捕的消息传开，举国沸腾，出现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数万名自愿者要求与甘地一同坐牢。不久，各地就爆发了武装起义，有的地方宣布独立，建立了自治政权。
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正脱离“非暴力”的轨道，走向暴力革命。英国殖民当局吓坏了，他们想起甘地的“非暴力”主张，便改变了策略。
1931年1月，殖民当局释放了甘地，撤销了取缔国大党的禁令。随后，与甘地达成了协议：规定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政府方面停止镇压。当局则释放政治犯，允许沿海人民煮盐。这就是《甘地—艾尔文协定》。
《甘地—艾尔文协定》只是满足了印度人民部分要求，印度依然没有获得独立。但协议已签，人心已涣散，其余坚持斗争的人都遭到了无情的镇压。从甘地的愿望来说，他不想看到暴力和流血事件发生，坚持以“非暴力”形式斗争，因而签订了这一协议。可这与他为之奋斗的印度独立的目标相去甚远。因此，以后，他又发动了几次“个人不合作运动”，继续为印度独立而奋斗。他多次被捕入狱，多次绝食祈祷。在他和其他一些志士的努力下，印度民族独立的运动依然进行着。
在为祖国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同时，甘地也为了消除种姓制度、消灭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纷争而斗争。他周游全国，到处进行演讲，常常为此而绝食。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位身体消瘦、神情疲倦而坚毅的老人冒着生命危险，调解两个教派的争端。
功夫不负有心人，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了。在成立印度联邦制宪会议上，甘地被称为“过去30年来的向导和哲学家，印度自由的灯塔”。英国驻印度总督蒙巴顿则称他为“印度自由的建筑师”。
1948年1月30日，这位被印度人民誉为智慧的“玛哈德玛”（译为圣雄，指伟大的灵魂，有智慧的伟人。）永远地走了。这天晚上，印度半岛上通常看到的缕缕炊烟不见了，人们停止举炊，如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拥向新德里，向这位英雄做最后的告别。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