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纽约
那是一九九四年一月，在录制了《正大综艺》二百期特别节目的第二天，我登上了赴美的飞机。飞机误点，到达纽约已是午夜时分。我的身下出现了一座绵延不绝的灯火的城市，繁忙的高速公路上满是紧紧相连的移动的光点，穿梭纵横，那快活的节奏让我想起一首老歌《纽约，纽约》，其中有一句歌词是：“如果能在这里成功，你就可以走遍天下，因为这里是纽约。”我的嘴里有些发干，年轻好胜的心怦怦地跳着。过去的一切荣辱胜败都在这片灯火前变得毫不相干，我将重新开始，在这个地球上最繁华的都市，找到一席之地。至于这个位置究竟是什么，我还相当模糊，但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纽约，我来了。
一向被形容得面目可憎的移民官翻看了我的证件，态度竟和善可亲，使介于临战状态的我一下放松了警惕。他指着我的入学通知书说：“纽约大学可是个好学校（我来美国时就读于私立纽约大学，半年后转入‘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我儿子想上这个学校，但学费太贵了，我供不起。所以他去了州立大学，他在那儿学得不错。”说着啪啪啪一串钢印，“祝你好运气！欢迎到美国来！”一时间，我想起了长安街上“北京欢迎您”之类的广告牌。感觉良好。
记得临行前不久，国内刚刚播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那有关纽约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名言，已成为纽约留给全中国的印象。我推着行李车，随着人群向外走的时候想：纽约是地狱的比喻是针对那些没有经济保障，语言不通，又无一技之长的人来说的。而我呢，既是美国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又懂英语，不需要打黑工挣钱，还有四年电视主持人的专业背景，纽约对于我，当然不是地狱。于是，只剩下了另一种可能。这样简单的推理，吓了我自己一跳，好像眼前这个未知的城市已在耳边低声告诉我那个肯定的结局。心中不由一阵欣喜。
来机场接我的是三位素昧平生的朋友。称他们为“朋友”，是因为他们是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受托来尽地主之谊。他们曾看过我主持的节目，因此也不显生疏。客套了五分钟就开始大声说笑起来，使我这个异乡人倍感亲切。
刚才还在波音747上俯视纽约的灯火，转眼间，已置身其中。暖洋洋的橙色或银色的亮圈在车边闪过，照得车里忽明忽暗，正搭上我们跳跃的情绪。驶上百年的布鲁克林大铁桥，才发现原来最灿烂的光彩已密密地汇聚在车的前方。地面堆不下，便挤上了天空，垒起一座座晶莹剔透的光的大厦。那就是曼哈顿了。
兴奋的我不时问这问那，热情的他们不时说这说那，谈起《北京人在纽约》，他们更是滔滔不绝：“整个儿是蒙国内的人。好像纽约是个大喜大悲的戏剧化城市，其实变相的还是重复’纽约遍地是黄金’，拣一点好莱坞的套路。谁一到美国就找得到工作？谁说勤奋就可以发大财？到唐人街服装场做苦工的大多数是偷渡来的福建农民，谁见着有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那些小中餐馆的老板大多数都是积了近十年的钱才开出自己的买卖，老板娘都是四十往上了。看上你，就麻烦了。”
他们说得既慷慨激昂，又极流畅，显然是已对不少人说过同样的内容。
我听着有趣，知道他们在细节上太过认真了，但心里不知怎么地有些不安起来。
他们三位中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叫赵伟，也在纽约大学读书。她说，在我没有找到住处之前，可以先住在她那儿。
这是一幢临街的红砖楼房，六七层高。据说离学校只有二十分钟的步行距离。深夜的街道有些冷清，偶尔有两三个人搂搂抱抱地走过，竟都是男人。赵伟介绍说这个区叫“格林威治村”，住着不少艺术青年，同性恋也特别多。“放心，对女孩子来说，相对还算安全。”她特别加上一句。
她住在二层。打开门一看，这是一个四房一厅的大单元，门厅特别宽敞，厨房也不小，设备俱全。洗手间只有一个，但两个女孩子合用也够了——我这样想。我问赵伟我一个月该付多少房租，她说：“我们俩平摊，一人二百七十五美元。”
我喜形于色，（因为王姬曾告诉我纽约的一室一厅的单元房租都在每月一千美元以上）说道：“这么便宜！北京的房价恐怕都比这个高。哪间是我的？我能不能先把行李放在客厅里，明天再收拾？”赵伟迟疑了一下，说：“放在客厅里恐怕不行，因为这是我们八个人共用的。”“八个人？”“对呀，一共四间，每间住两个人，咱们俩共用一间。”我愣了一下，才知道我刚才误会了她的意思。赵伟也停顿了几秒钟。她一定在想：“这个杨澜是不是明星做惯了，不领市价——哪有像她想的那么便宜的房子。她是不是嫌这儿的地方小，太委屈了？”我又因为怕她这么想而更感不安起来。于是，赶紧说：“不，不，这样挺好。”
她的房间大概只有十平方米，——有两张床，中间隔着简易书架，另外还有一张书桌。就这点东西，已把屋子塞得满满的，等我把箱子放到墙角，更只剩下了走路的空间。这么一小间，一个月房租五百五十美元，也太贵了！我心想：“这也不用开箱子了，东西搬出来也没地方搁。”
大概看出我窘迫，赵伟安慰说：“咱们这样的条件就算不错了。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根本住不起曼哈顿，只有住在比较便宜的皇后区或布鲁克林区，甚至住在治安不好的布朗克斯区，每天坐半个小时的地铁来上学。像这样的房间，有时要有四五个人合住呢。”我感谢她的点拨，不时点头称是。
熄灯前，她又叮嘱说：“隔壁的香港女孩成天带男朋友来住，他也用同一个洗手间。另外，每天早晨大家都急着洗漱上学，但左边的那个美国女孩总是在那时候洗澡，一洗就是半个钟头。你要是来不及了，尽可以敲门催她，不用客气。哦，还有，每天晚上六点半到七点是咱们俩的做饭时间。七点以后厨房就归两个日本女孩用了。”
我一边命令疲惫的大脑记住这些细节，一边想：“这么一个单元，还真有点像个小联合国，怪不得都说纽约更像个种族大熔炉。”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赵伟时，她说：“其实有一种更新的理论认为纽约更是一个色拉盘，是各种人和各种观念的混杂，而不是熔炼。就拿这个单元来说吧，我们各有各的时间表，很少交往，谈不上了解。”
我听着听着，睡着了。但时差很快开始捣乱，在纽约清晨的黑暗里，我醒了，再也睡不着，于是望着窗外淡淡的月光出神。心想自己对于纽约的种种印象，似乎都不够正确，这以后不一定还闹什么笑话。纽约，到底是怎样的城市？我还是多看多听，少说为妙。
天渐渐发白。这才看清窗外原来还有一棵树。光秃秃的丫杈，让我想起父母家楼前的那棵树，一到冬天，也是这么冷清。不知从何时起，雪下起来了。渐渐越下越大，竟成了棉絮样的稠密，而且落得很急，似乎发出簌簌的声响。而这雪声又很快被警车的呼啸声、汽车的鸣笛声和行人的脚步声所压过。我有些兴奋起来，想起多少个下雪的早晨，妈妈掀开窗帘，一声“下雪了”便足以使爱睡懒觉的我迅速起身。堆雪人、打雪仗是儿时的把戏，成人的我只要踩上松松软软的雪地，在上面踏出一行足迹，就够开心了。此刻，躺在暖洋洋的被窝里，我几乎能听到自己走上雪地的咯吱咯吱的声音。
闹钟响了。七点半。赵伟挣扎着醒来。我立刻把下雪的消息告诉她。她探头往窗外一看，竟一脸懊丧，嘟囔一句：“又下雪了，真烦人！你知道吗，这已经是这个冬天的第十场雪了。”
我同情地“哦”了一声，心想下雪天上学一定不太方便。
我一时不知道是应该像北京人那样为下雪而欢呼呢，还是应该开始习惯纽约人对雪的不欢迎态度。
我在纽约的生活，就在这大雪的早晨，开始了。
我，不正是一个在纽约的北京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