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洒蒙特卡罗
一九九三年九月中旬，北京申办二○○○年奥运会代表团在李岚清副总理的带领下乘民航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蒙特卡罗。一周以后，国际奥委会的投票仪式将在那里举行。奥申委特别邀请我同行，决定如果申办成功，将由我在这个地中海滨的著名城市主持盛大的庆典宴会。我心想，这个邀请本身就反映了当时代表团所持的谨慎的乐观态度。有人神秘地对我说：“某某气功大师测过了，说这次奥运会准是咱们的。”能够亲身经历这次对世纪转折中的中国具有特别意义的活动，我自然格外兴奋。于是我特别定做了两套礼服，配套的首饰也全部从香港订来。服装设计师向我保证说，两款均为欧洲当年上流社会的流行品味，穿出去决不会坍台。我在穿衣镜前反复设计着自己的语言、风度甚至手势——主持其他任何仪式都没有这么费过心思！
如果说，代表团其他人员的工作是争取申办的最终成功，那么我的参加就有点锦上添花的意味。我甚至觉得，如果在申办的关键时刻我无所事事，而成功的那一天却要大出风头，太有些下山摘桃的不安。于是一到蒙特卡罗，就主动申请与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部的记者们一起工作。宋世雄老师负责每天在会议中心参加记者招待会、采访人物及配音工作，我则与另一摄制组出外景，拍一些软性的专题片，介绍摩纳哥的历史、风情和有关申办的社会性活动。
摩纳哥是个袖珍国，只有1.90平方公里。北靠大山，南邻大海，中间狭长的一条便是领土的全部。从山顶的高尔夫球场俯瞰下来，湛蓝的海湾里停满了白色的游艇，辽阔纯净的地中海一直伸展到无限远，只见阳光和煦，海鸥翩翩，真有世外桃源的超逸。蒙特卡罗是摩纳哥的首府，其主要的街区包括一些古城堡，高高低低的散落在临海的峭壁上，格外巍峨。全城最辉煌的建筑要数赌场——CASINO。我不知道它是否是世界上最大的赌场之一，但论其建筑和装修的精美华贵，大概无出其右了。这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宫殿。门前对称的弧形石阶把本来就挺拔的大厦烘托得更加辉煌。铺着红地毯的殿内，摆满了古董，挂满了名画，每一张桌椅都装饰着考究的镶金雕纹，颇显出些年代。如果没有那些荧光闪烁的老虎机（一种赌硬币的机器），提醒人们这里是一个赌场，真要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艺术博物馆。赌场分为五层，越往上等级越高，装潢越奢华。到了顶层，据说只有几个单间，是供大赌家一掷千金、一掷万金的场所。每天夜里，华灯初上，CASINO门前停着各式昂贵的跑车，从里面走下来身着夜礼服的俊男倩女，郑重其事地去参加人类最古老的游戏之一：赌博。实际上赌博业是摩纳哥的支柱型经济，公国的旗帜上有红白相间的菱形，宛如纸牌，不知是巧合否。
我们摄制组曾被允许进入CASINO的底层进行拍摄。当时是上午十点左右，两名工人正在一名经理的监督下，把一个个老虎机里的塑料筒搬出来，把里面装得满满的硬币，哗哗地倒入一个大口袋。想到几个赌客前一夜因为
在老虎机上赚了几千法郎而惊喜狂呼，比比赌场的收入真是小巫见大巫。我这才具体地明白了赌场老板才是不输的赢家。那监工的经理看到我们的摄像机拍到收钱的“盛况”，颇有些不悦，走过来向陪同我们的公关经理耳语几句，只见公关经理大惊失色，忙不迭地的向我们申明：这样的镜头千万不能播出。求我们当场消磁，否则他的饭碗就没了。看到西服笔挺的他，刚才一直矜持得像个绅士，这下惊慌失措，一脸虚汗，倒让我们着实可怜起他来。反正这些镜头价值并不大，消就消吧。临走，这位经理拉着我们的手，千恩万谢。此时，CASINO外的角逐也正如火如荼。悉尼、曼彻斯特、柏林、伊斯坦布尔各申办城市代表团纷纷抵达蒙特卡罗。国际奥委会高级官员下榻于王子饭店。于是，这家饭店外的广场便成为各家必争之地，经常有各种表演活动在那里进行。北京代表团有一支随行的由中学生组成的女子合唱团。她们曾获得过国际童声合唱大奖。这些清清秀秀的女孩子，穿着整洁漂亮的学生装，非常乖巧可爱，引得路人啧啧称道。相比之下，悉尼的公关队伍声势更为浩大，也更不拘泥于形式。那是上百个身着宣传T恤衫的成年人，挥扬着鲜艳的气球，散落于大街小巷。见了行人就热情送上一顶棒球帽，或替人家别上一枚纪念章，热情洋溢地嘱托一句：“悉尼是个阳光灿烂的城市，奥运会应该在我们那儿办。”就连会议中心附近的海鲜餐馆也被他们说动，挂上了无数悉尼的旗帜。这样铺天盖地似的热情，是很难让人不感动的。相比之下，我们靠几个孩子的攻势就显得单薄了一些。于是北京代表团里就有呼声说：“我们不是也带了几屋子的礼品吗？也该上街去发呀！”据说另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这些礼品是等申办成功了才发的，现在发光了，到时怎么办？”——哎，怎么这么死脑筋。真要是胜利了，什么都不发又怎么样，关键是现在的公关形象呀！
我们后来陆陆续续地散发了一些礼品。比如T恤衫、背包什么的。但是有一位英国摄影记者对我们的摄像师说：“还记得你送给我的印有北京和五环标志的背包吗？我不想使您难堪，但是那个包没用两天就开线了。如果你们用它来装分量重的镜头一类，一定要小心，别砸坏了设备。”瞧人家一本正经地给我们善意的提醒，真诚地反映“质量问题”，我们这些中国记者的心里可不是滋味。
临近投票的日子，各城市的攻势猛增。各国世界级的体育明星纷纷出现在蒙特卡罗的公共场所，签名留念，为自己国家的代表团站脚助威。我去采访中国随团的十几位世界冠军，他们却在下榻的饭店里待命，我一边采访，心中一边不安起来：把这么多世界冠军请到蒙特卡罗，难道就是为了在饭店里显显国威吗？
在投票仪式的彩排中，我们才见到了北京的电视宣传片。恕我直言，那个片子只是在重复几个固有的视觉形象：打太极拳的老人和手捧鲜花的孩子。既没有悉尼的宣传片那么有冲击性，也没有曼彻斯特的那样追求艺术效果。只见老人慢慢地推掌，孩子们在天坛前挥动着鲜花。这就是北京吗？这就是体育吗？据说奥申办的几位主要领导看过这个片子后都一言不发：已经到了这时候，说什么也晚了。
就这样，初来蒙特卡罗的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乐观信心，被一点点地消蚀：我们还缺乏国际社会的公关经验，已是大家默认的事实。我们不会像悉尼市长那样在记者招待会上大送香槟，以示热诚；也没有像土耳其的女总理那样来一招侃侃而谈的温柔战术。
就在这时，悉尼抛出杀手锏，宣布将承担所有运动员家属的旅行费用，而一些外国报纸批评北京为争办奥运搞了大量人海战术，没有把更多精力放在具体的环境改善上。这本来是一个不难反驳的话题，可就在这时，国内传来十万人上长城的“壮举”，并且传闻要花巨额卫星转播费，把这一“盛况”传送给远在蒙特卡罗的国际奥委会成员们。我们不禁暗暗叫苦，心想：“别添乱了，这儿不兴这一套。”
投票的日子终于到了，宋世雄老师和我负责向国内的观众直播投票实况。说实话，每个人心里都没有底。
终于，委员们投票结束，纷纷进入大会现场。有人急步走到北京代表团席跟前耳语。据说，当时几位领导脸色顿变。主席台上萨马兰奇先生宣布投票结果：“感谢北京、柏林、伊斯坦布尔和曼彻斯特对奥运会的热诚和积极的参与，可惜赢家只有一个——悉尼。”这句话是我现场翻译的。这也是我有生以来说过的最扫兴的话，虽然只是翻译。
悉尼代表团腾地欢呼起来，北京代表团里那十几位合唱团的女孩子们哇地哭了。只差一票，当然冤枉。但毕竟差一票，说来也不冤——如果我们以一票的多数胜了，一定会认为悉尼输得理所当然。但轮到自己头上，又实在不是滋味。我们现有的体育馆是不如人家的先进，北京的空气是没有悉尼的清洁，我们也说不出承担运动员家属的行宿的大话。
体育里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另外几个申办城市容易结成联盟与中国抗衡。国际奥委会内部也有权力的较量，而幕后的交易则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所能悉知的。据说，有一些奥委会成员两面许诺——我突然想起那永远不会亏钱的CASIN0，只有他们是永远的赢家。但这一切都是推测。一股暗流在蒙特卡罗灿烂的阳光里涌动，人们嗅得出，却抓不到。
但我们似乎也该为如此接近的比分而自慰。我们毕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虽败犹荣。有近一半的委员认为在新世纪来到的时候应该把国际体育界的头号盛事交给崛起的中国，他们的信心难道不使我们受到鼓舞吗？其实中国人办哪届奥运会都行，并不一定为了失去二○○○年这个特殊的“名分”而跟自己太过不去。而且城市之间的竞争，也大可不必上升到国家的荣辱。胜败乃兵家常事，还是应该抱有平常心。
这些正正反反的理由，我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客观，时而愤愤不平。就抱着这样复杂的心情，收拾行装，踏上了回国的旅程。飞机上，合唱团的女学生们唱起歌鼓励着神情沮丧的大人们。机舱里一片悲壮。我突然深切地认识到：不错，后人也许能够对这一次的成败进行冷静的分析。对于他们来说，那只是研究已成为历史的典型事例。但对每一个直接参加申办的人员来说，这却是切身的痛楚，是情感上难以抚平的波澜。何振梁先生已经不再担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之职，对于他来说，亲自参加申办奥运也许只有这么一次了。而何先生自己这些日子以来，已心力交瘁，他有多少无能为力的苦衷，我们是可以想见却又无法真正体会的。这位献身于中国和世界体育的老人，在别人的搀扶下，从前舱走到后舱，和每一个代表团成员握手、道谢。机舱内一片啜泣声。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握着他的手说：“您要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他又用那极其亲切诚恳的眼光看着我说：“杨澜，我请你来是准备开庆功宴的。让你白跑一趟，很对不起。”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不出话来。
身下的蒙特卡罗已渐渐消失，只剩下海天一色，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蒙特卡罗，就这样与你告别，真有点不甘心。
然而不甘心就意味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