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罗暘曧书（1911年11月26日）
吾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实第一义，而图治不过第二义。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则必与政府断绝关系，庶可冀国民之渐见听纳。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熟思审处，必当先开去此缺，乃有办法。望公以此意代达项城！项城明眼人，必能相喻于无言也。
共和之病，今已见端，不出三月，国民必将厌破坏事业若蛇蝎，竭思所以易之，其时则我辈主义获伸之时也。而此三月中最要者，须保京师无恙，其下手在调和亲贵，支持财政，项城当优为之；次则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鄙人无他长，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骚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今所为文，已成者不少，惟当分先后，择时然后布之。如用兵然，前锋主力，相机而进，攻瑕不攻坚，避其朝往，击其暮归。今兹革军之奏奇功，得诸兵力者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今欲补救固不可，然非与项城分劳戮力，则亦无能为役也。望公为达此意。
名两浑。十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