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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我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她和爸爸都住在学校，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才回来。在我的印象中，周末我们家总是好多人，我最多的记忆是跟我爸爸的弟弟和我的表哥在一起玩，好像比跟我妈玩的时间多。
“文革”的时候，北大的红卫兵来抄家，我妈妈一把把我抱到最里面的房间，她紧紧地搂着我坐在角落里的一张凳子上。一会我爸爸溜进来，他已经被剃了阴阳头，他是来跟我们打招呼，但是话没说完就被红卫兵又揪出去了。
再后来，我爸爸妈妈就都去干校了，我外婆也去世了，史家胡同只剩下我和外公。我那时候9 岁，经常在家装病赖学。就是在我赖学的一个早上，我妈妈的两个同事来到我们家，说：“起来吧，胖妞，你妈给你安排去住校学校学英文啦。”当时我妈还在湖北的五七干校，我觉得她的本事太大了，人都不用回来就把我的学校给安排好了。
到了附校以后才知道，我妈妈是走后门把我塞进去的。那年招生没有东城区，也不招我这种知识分子出身的孩子，最后一个惊喜是我插错班了，比别人都小一岁，跳了一年级。这样一来学校里没有一个不知道我是走后门进来的。我在附校的时候，我妈妈被调到外交部，不久我就在操场的大喇叭里面听见我妈妈的名字，总是在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在场的人名单里有她。这种广播越来越多，我的老师们开始对我越来越好，他们开始喜欢和我聊天，总免不了问一句：“你妈怎么样啦？”我为我妈感到无比骄傲，自己也觉得不再是臭知识分子的孩子，而有点高干子弟的感觉。
就在我还沉醉在当高干子弟的喜悦的时候，我妈妈又为我做了新安排：我被送到美国。等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妈妈已经被隔离审查，关在外交部了。那时候我16岁。说实话，我当时非常怨恨我妈妈，每次我刚开始熟悉一个环境，好日子刚开始，她就把我扔到一个新的环境里，我就要从头来起。
而今天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妈妈那么狠心教育我，我绝对不会有今天，也不可能度过后来的风风雨雨。我的教育受益最大的当然是我，而我妈妈最倒霉，她给我一个机会去培养独立的性格，后来就独立得不回家了。
我妈妈至今还是能够永远给我惊喜。正当我认为她太怀旧，写的东西太多别人，太少自己，不够自我，她就在和陈鲁豫一个多钟头的采访里说：我要走出我自己的路来。紧接着又写了一本《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40岁了，看了我妈妈给我写的文章我特别感动，我又一次为我妈妈骄傲。
章含之眼中的女儿（一）：
大家都说妞妞（洪晃）和我不大像一对母女，因为我们俩都有点“没大没小”。
我出书，洪晃对我的责任编辑说：“我妈的书，最好先交给我加点工。我给她加点糖、醋、胡椒面，就好看了。”她打电话来求我办事，我说：“你也有求我的时候，谈个条件吧！起码请我吃意大利餐，麻烦的事就请我乘一次地中海游船吧！”当然，结果是我的书从未让她“加工”，我帮了忙也没能乘地中海游船，意大利餐倒是有过几次。
我和妞妞也许更像一对朋友。平时我很少见到她，她永远在忙！我不愿意让一个“老妈”成为她的羁绊。但是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的牵挂。
我和洪晃的“朋友”基础大概是“求同存异”吧。在许多方面我们都有共同点。
她办的那两本刊物我就很喜欢，这反映了我们对生活情趣、时尚爱好的共同点。
不知不觉中，我成了妞妞所办刊物的经常读者。不过想当初，她初办刊物时，我却是持极为疑虑态度的。对于她十多年来不断变换工作和职业，我一直很为她担心。看看周围一些熟人的子女或是洪晃的与她有相同经历的朋友，他（她）们都“事业有成”。可是洪晃早在十多年前就已是一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德国大公司的中国总裁，拿着不菲的年薪，享受着优越的生活福利和工作环境，那时她还不到30岁，真是“前途无量”！谁知她突然厌倦了这种高级打工仔的生活，毅然辞去职务，另辟自己的小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