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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想求您帮个忙。”1998年的时候我跟朱伟刚认识，打电话非常客气。当时我很巴结他，因为我特别想在他的《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我写的小破文章。我写东西和我说话一样，非得有观众，如果没有人登载，我绝对不写，那不是跟面壁一样吗。
“嗯，说吧。”朱伟说。“帮我找个编辑吧。”“干什么的？”朱伟问。
“干什么的？编东西的，编辑还能干什么。”由于我当时对刊物不同编辑的不同分工比较不清楚，而下意识地又觉得朱伟这种文人看不起我和我办的刊物，我的语气里充满了防守攻击的腔调。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是编辑文字，还是要出题目的。”
我还是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就要那种两个都行的吧。”
“编什么栏目的？”朱伟问。
我还是觉得他的问题里充满了对我的鄙视。“什么栏目都能编，要有头脑的，聪明的。”我回答道。
“好吧，我给你想想。”朱伟干巴巴地说，“就这样，还有事吗？”
我总觉得该和大编辑寒暄几句，拉拉近乎，假装我也是同行，但是让他憋得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只好告辞：“那……我等你电话吧。谢谢啦。”
过了几天，朱伟果然推荐了人，编辑部面试之后发现此人只能花不到一半的时间工作，另外的时间要自己打坐、养神、拜佛。我气疯了，我觉得就是朱伟拿架子，看不起我和ILook ，不推荐好的编辑给我。我想和他打架。我想他这样戴眼镜的上海文人肯定特别怕非常粗野的北方女人，所以拿起电话就喊：“你怎么拿我开涮，那编辑能干活吗？！”
谁知道这个在北京居住多年的上海人居然立刻操着没丢干净的上海口音反击道：“你不知道你要办什么样的杂志，我怎么给你推荐？”
在犯了很多错误之后———大概是2001年的夏天，我终于一头雾水地找朱伟和几个朋友帮我重新找ILook 的定位。在我也记不得多少次集体培训和谈话之后，我慢慢悟出来我还是应该把ILook 做成一本好的消费类杂志，而不是我自己的观点的讲台。我才意识到我犯了不少错误，比如：ILook 曾经做过一圈户外广告，口号是“给有头脑的女人的杂志”，是我的馊主意。这种口号真是打击了一大片，把读者都吓跑了。实际上，爱美的女人永远比有头脑的要多，因为即使有些爱美的女人不爱动脑子，所有动脑子的女人还是要美的。我没算清楚。何况女人选择时尚类刊物就是为了服饰美容，为了生活方式，为了轻松。再仔细想想，我自己也一样。住在纽约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咖啡桌上都摆的是《纽约客》，而马桶边上全是《人物》。
必须承认，不修边幅的女人是不可能当女性刊物主编的。我基本上不修边幅，而这事全赖我妈，因为她没把我生得漂亮点。我向来认为，我的性格和聪明是我最大的长处，而我的长相是我最大的短处。从我懂事以来，无数的人带着遗憾的口气对比我们母女的长相，以致使我坚信，我的长相是没救的。
记得80年代的时候，我因为公事要赶回北京，买不到上海到北京的飞机票，求我妈妈帮忙。她找了上海民航的一个局长，曾经是周总理专机的飞行员。上飞机那天我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和白T 衫，在上海机场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捧着一本侦探小说。突然，局长的秘书走到我跟前，叫我赶快站起来，局长来看我来了。我慌忙起身，正在弹裤子上的灰尘的时候，局长已经离我鼻子只有三寸了。
“你就是章含之的女儿啊？”局长问，好像很吃惊。
mpanel(1);“啊，我就是，谢谢您……”
局长没等我表达完殷勤的感谢，就打断道：“怎么一点不像你的母亲啊……”
他有点自说自话，一边说一边摇头。“你母亲好漂亮的哎，你怎么……不像。”然后他很失望地挥挥手说：“好啦，好啦，你等飞机吧。”说罢，转身就走了。
更要命的是，我12岁出国之前是个大胖子，体重比现在还重。那时候老演北朝鲜的电影，有一个叫《摘苹果的时候》的电影，剧情我已经忘光了，就记得当中有一个男的找对象，他的妈妈非要他娶一个胖媳妇，拿着照片劝他说：“她能挣六百工分呐。”我当时最怕学校放映这部电影，因为我的外号就是“六百工分”。我还非常害怕上体育课，四百米我要跑四分钟，跳山羊我永远跳不过去，骑在上面。我老撒谎请假，不上体育课，老师直纳闷，说这个孩子怎么一个月来四次月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