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悲伤的耳朵(2)
那时候，一个用拳头开创霸主地位的男生正命令一些屈服于他的淫威的男女生在操场绕圈爬着给他当马骑。这个男生智力平庸，但是性情凶恶。他大概是尝到了用拳头征服他人所获得的快意，所以动辄就挥拳相向，只要他看着不高兴的事情，他都靠拳头解决。学校里很多人看到他就恐惧，老远就要避开他，避不开的就要尝一下他的老拳。因为功课比较糟糕，他经常会受到老师的训斥和羞辱。他在看着那些怀有优越感的成绩出色的同学时就像看到了仇人，那是他打击的对象。他经常会叫一些见了他因害怕而颤抖的同学伏在地上给他当马骑，学狗叫，直到他满意为止。这个人滥施淫威却缺乏创意，但是很多人就是畏惧他这种缺乏想象力的行为。
我和L都没有服从，我们拒绝在他的拳头的挟持下做出屈辱行为。我们的不服从让那个男生很愤怒，他捡起地上的一块砖头朝我们砸来，我和L，我们躲过了砖头，但同时抽出藏在裤腰间的榔头。L出手的速度凶猛快捷，他把手中的榔头准确地砸到了那个男生的头上。我的速度慢，跟我内心的犹豫怯懦有关。我从家里的工具箱里抽出父亲那把生锈的榔头，用砂布摩擦的时候，难以想象我挥舞着它砸到一个人的头上的情形。榔头小巧，是一个只有一寸大小的尖锥体铁器，一尺长的木柄，木柄上边有凹槽，很适合手握，握在手里有精巧的感觉。这样一个东西成为我们的武器。我知道如果它被加力落到一个人的头顶，肯定会击破一个人的头颅。我对击破一个人的头颅这个可能的现实感觉不安。如果力度失衡，那个被击破的头颅会碎裂，一个人的生命会受到伤害。我们为什么要使一个人的生命受到伤害？
但是我的质疑很快就被在强暴统治之下所产生的屈辱和反抗之心所覆盖。因为那个男生经常找我们的麻烦，无故寻衅。他让你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一个被奴役的事实。这个现实如果不改变，会让我们丧失生活的快乐和幸福。
因为只要想到那个人，就会感觉到笼罩到头上的阴影。有很长的时间那个阴影一直跟随着我。我跟L决定反抗那个人的暴力侵犯，我们秘密制订反抗的计划。在那个男生向我们施暴的时候共同出击，我们分别把榔头砸到他的肩头、后背。砸到他头顶的那一击是由L施行的，他说对一个暴力的人只能以暴易暴。结果是那个男生吓傻了，他的脑袋鲜血直涌。
这是我们一直在温习的人生功课。以暴易暴，那时候被我们这些生长在矿区的野孩子看成是世间普遍的真理。我们成为这个真理朴素的实践者。很长时间，我们的书包里都藏着那把榔头，我们随时提防被报复。手中的榔头就是我们反击强暴、扞卫和保护自己的武器。那时候我看到一个人对恶和暴力的不服从产生的真正意义：那就是让我们赢得一种有尊严的自主和自由的生活。反抗的经历让我们获得了生而为人所应该有的尊严和信心。
柏林墙倒塌了。L摘下耳机对我说。
他把插在半导体上的耳机插头拔下来，把半导体的音频旋钮调大，我听到一阵急骤的音乐，然后有一个男人说出了东德人拆除柏林墙的消息。同时还有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获释、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还有捷克荒诞派剧作家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的消息。
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为什么L知道很多事情而我不知道？为什么L可以知道世界的很多信息，而我无从获悉？我看着他的那个普通的袖珍型半导体。只要把调频调到某一个波段就能获悉那些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声音。
那些声音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听到的声音。
我在历史课本中看到过柏林墙。历史教科书里说：柏林墙是一堵伟大的墙，它的修建使一个国家抵御着另一个国家的影响和侵蚀。
L给我看他收藏的当年东德人建筑柏林墙的图片，当年刊登在美国《时代》周刊的英文报道。我不懂，L念给我听：
1961年8月31日，柏林墙这个东西方不可调和的冷战时代的产物，像一把利剑把柏林的心脏一分为二。这堵墙是用预制混凝土块以惊人的速度快速筑成的，要通过这堵墙是很困难的，东柏林人想通过时要有特殊的通行证，而东德士兵对任何人绝不徇情。用机枪武装的东德士兵架起刺铁丝做成的界线把东西柏林分开。这是封锁边界的第一步。往西柏林迁移成为十分麻烦的事。每天约有两千个难民离开这里。边境的守卫者加固了勃兰登堡门附近的边界，因该处成为逃跑的出口。守卫者每周要阻止五万东德人前往西柏林。
我看到几张照片：守卫边界的卫兵和警察铺设构成围墙基础的带刺铁丝网和预制混凝土块，夜间偷越柏林墙被捕的人，在柏林墙边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以及挥舞着自制武器玩冲锋游戏的儿童。
这些声音，这些影像，还有这些文字是我闻所未闻的。那时候我很茫然。
这样的信息超越我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但是更多的是悲伤。我看到我是被隔绝和屏蔽的，我的所知，我的所见，我的所感都是被限制的。我发现我的生活并不真实。我们被切断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切断了和这个世界更广大人群的沟通。我们被屏蔽在时间、语言和声音之外，我的眼睛、耳朵、大脑因为被屏蔽而显示出某种迟钝和麻木。
但是当时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令我不安。
这些声音被看成是对我们生活的颠覆。那些声音被严厉禁止。那时候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感觉惊慌、我甚至害怕被什么人听到。以前在矿区有人因为收听这些电台而被判刑，被游街示众。我看到过那个被押着示众的人。
公审的告示在大街小巷张贴着，一些将要被处决的人的名字上打着火红色的叉。我看到那个人的名字，他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犯罪事实是收听敌台广播。我得到公审的信息以后步行一个小时去赶往行刑的山头。很多人都去看，人潮壮观如同赶集。一列卡车在盘旋的山路上逶迤而行，走到近前的时候我看到卡车的车顶上架着机枪，后边是戒备状态中的军人，即将被处决的犯人脖颈后插着亡命牌，五花大绑地被押着。我看到那个因为收听敌台而被拘禁的人，那是一个年轻人，他和因为杀人放火、因为打架斗殴流氓成性而被捕的人一起站到同一辆卡车上，他们胸前挂着纸牌子，被人五花大绑地押解着。
警察设立了警戒线，观看行刑的人群被阻挡在警戒线之外。我在那些蜂拥的人群中精神紧张身体颤抖，我看着那些犯人被押到刑场，他们背对一个山崖，一字站开，有的人已经无法站立，被警察提着。所有的警察都戴着墨镜口罩。
到了中午的时刻，行刑的命令下达，行刑的警察坐着三轮摩托车，摩托车开动，在摩托车行驶之中，警察伸展握着手枪的手臂，手起枪响，那些犯人就扑倒在地。那个胸前挂着现行反革命牌子的人是陪刑的人，我看到在身边的犯人扑倒在地的时候，他又被提起来重新押到车上。我的身体颤抖。这样的场景让我感觉恐惧。直到那些行刑的车队开走，观看的人群散去，我在下山回家的时候依然内心战栗。回到家吃饭的时候，手捧饭碗，脑子里就是那些犯人扑倒在地的情景。
L让我听到的声音同样使我的心头战栗。尽管时间已经是1990年，但是我依然感觉到余悸在心。但是我又无法抵御那些声音的吸引。那么声音对我的耳朵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但同时也是新奇的。它们不同于我熟悉的那种话语形态。我承认我更喜欢那种陌生而新奇的话语形态。我觉得这是一些不同的信息，它们为我打开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它们可能帮助我更全面地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生活，了解自己所生存的环境。当然也在帮助我更为全面地了解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
那时候我感觉到真实的悲伤。那些声音让我看到我和一个真实的世界有多远。
我认为我的耳朵是为真实的声音准备的，就像我的眼睛是为世间的真相准备的。我的耳朵跟真实的声音相遇的时候，我既悲伤又幸福；我的眼睛跟世间的真相相识的时候我同样是悲伤而且幸福。我的悲伤是因为我竟然长久地跟那些真实的声音相互隔绝，幸福是因为我还能找到那些真实的声音，还能遇到世间的那些真相。
我用积攒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从这个机子里传来各种不同的声音，我的耳朵第一次享受到声音的盛宴。我贪婪地吸纳那些声音。我甚至觉得我的耳朵是为那些信息准备的。我很快乐，我感觉到隐秘的快乐和幸福。
我依靠这些不同的声音来获取外面世界真实的消息。尽管这种真实只是相对的真实，但至少它可以帮我们甄别谎言。这些声音让我感觉自己被屏蔽的生活受到瓦解，我看到自己已经由那些声音和这个世界产生了某种联结。
柏林墙倒塌的消息让我看到人为改变自己命运和境遇时奋斗的可能性。
尽管东德人对获得自由生活所感受的快乐和幸福离我非常遥远，但我还是感受到了真实的慰藉。我自己跟他们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对他人来说完全不可思议。他们的行动和行动所获得的结果会让我受到鼓舞和激励。
父亲托人给我介绍一个女孩子。
那是爱我的那个女孩子出嫁以后。那个女孩子跨过河流，远嫁他乡。出嫁的那天她的哭泣使送亲的人心生畏惧。她把我的照片撕碎扔到河水里。她对她的母亲说：你就当我是死去了。
父亲不满意我的生活，也不满意我的行为。他很愤怒。父亲跟母亲说：
这小子成天胡思乱想，得给他个女人，找个女人结婚生上个娃儿他就老实了。
父亲想用一个女人拴住我。母亲也想让我找一个女人，但母亲希望我能被一个女人照顾和爱。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我全部反对。我不领他们任何人的情面。说好的媒人带女孩子到我家相亲的时间，我带着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在外边游荡，知道他们离开了我才回家。父亲很愤怒，父亲在家门前截住我。
他看着我戴着耳机摇头晃脑的样子，劈头盖脸就给我一个耳光，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把我的收音机夺去。父亲愤怒已极，他把我的半导体扔到脚下，眼里冒着火，用脚来回踩，我的收音机，我亲爱的收音机就那样成了父亲愤怒的牺牲品。
我重新成了一个被屏蔽的人。
一个与世隔绝的人。
（夏榆着：《黑暗的声音》，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