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心理文化结构和散文(3)
在《飘逝的绝唱》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出美与丑的人性的大戏。李存葆从王昭君、陈圆圆到权力和金钱对美色的玩弄、掠夺和霸占，而水做的女儿们的沉沦，又给我们看到人类的另一方面的阴暗和阴冷。
“当一些靓女把自己的美色当作盛宴，让金钱这个‘食客’尽情饕餮时，上苍赐给她们的那青春的富有便沦为精神的贫穷。她们用金钱为自己打造的巢穴实则成了埋葬自己灵魂的坟墓。在这坟墓里，没有泥土的清香，没有碧草的芬芳，她们少女时代的那一片纯真，一份希冀，一缕情思，一声祝福，全都深埋在这里。她们的躯壳虽寄生在这‘坟墓’里优裕的活着，但心灵之花却过早地枯萎了。”当把爱隐遁，淫荡公开，羞耻感消散，那么一些人类的最可宝贵的质地也变得愈加稀少，圣洁、爱情和坚守这些品质开始被人们抛弃。在《飘逝的绝唱》里我们读出了李存葆的深沉的哀凉，所以他歌赞莺莺和张生的那金子般的爱情，他把他们称为绝唱。是什么把爱从我们的生活中移走了呢？是欲望，是人作为欲望的奴仆，把欲望放大，然后使爱在我们的身边缺席！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李存葆，他没有做游心于太玄的闲适的散文家，而是一位有深切现实感的感时伤世的军人和书生。生、老、病、死、自然灾害、有命无运等等人类的苦痛，李存葆是作为一个担当者自觉承受的。他用他的笔表达对人的挚爱，对我们生存的世界和人间的一切负责，包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不把一些东西看成和我们无关的存在。他用他的笔，把生活中晦暗不明的东西彰显出来，把丑恶示众的同时，为美留下一方天空，为精神守护。当权力和金钱在这个世界成为统领的时候，李存葆的追问是“爱和美的位置呢？”当爱和美越来越稀薄的时候，当人们在没有爱和美的生存的空间备受煎熬的日子，我们更能感到李存葆的一颗入世的悲悯的心！“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我便没有白活一场／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悲伤／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它的巢中／我便没有虚度此生”。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这首诗可能最能说明一个曾经苦难的人多么需要抱慰。
写作的高度与难度
李存葆是一个非常丰厚的作家，当他捧出《高山下的花环》的时候，人们期待着他新的小说作品，他捧出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后来，人们再没有看到他的小说。人们也许会疑问，李存葆一定在小说上遇到了什么困难。李存葆没有重复自己，也许是出于对小说的珍爱和敬畏，他从小说抽身而出，转到了报告文学，进行新的精神攀岩，也许说他是一个艺术的浪子是恰切的，他和报告文学的蜜月未满，又转到了大散文的创作！这是必然的，一成不变的作家、守成的作家不是一个好作家，为自己设立写作的高度和难度，这是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应具备的素质，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和李存葆当时一起成长的作家，多数已经被人们遗忘，而李存葆还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他把握住文学最本质的东西，接受新的挑战！
李存葆的散文是文化大散文的一种，他也是在历史名人和文化史迹中展开。他拜访洪洞祖槐，追问白鹳的消逝；寻访沂蒙匪事，在西厢对月；与关公对话，倾听蟋蟀的鸣叫。虽是军人，但身上带有浓重的书卷气，他揭示的是文化古迹与文化名人的文化内涵和当代的意义！
我们看他的《国虫》，写的是在史籍和生活中常见的小精灵蟋蟀！
天地难默，或宣之于山呼海啸，或宣之于雷鸣风雨，而最富灵性者，莫过于鸣虫天籁。徐徐缓缓、低低舒舒、急急骤骤，由唧唧到咯咯到吱吱，千变万化。从立春奏到炎夏，把秋温弹成冬肃，在瓦下说，在阶前说，荒山野岭，远道古寺，于是劳人感叹、高士伤怀，而又助兴人生、诗意栖居，大块文章。鸣虫虽小道，然知风雨，见兴替，以天地为心，替天地立言，它既召唤美的耳朵，又培育善思的魂灵，呜呼鸣虫，人言一默如雷，但是若无鸣虫，世界皆聋。李存葆在蟋蟀中看人情说兴替，勾连历史，表达文化感应，对文化内涵进行真的提揭，在一个小小的鸣虫里，把文才和悲悯的入世情怀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他的慨叹：
小小斗栅内的小战场，虽没有古战场那种驱坚策肥、鼓鸣旌飘，矢石如雨、刀光剑影的壮观，但却不乏拼斗的惨烈，厮杀的悲壮，鏖战的血腥。对于躯体内含有“好斗基因”的人类来说，观两虫交战，随着“得胜将军”的鸣唱奏凯，会令人产生凌云直上的愉悦，登高一呼的心醉，甚至还会让人发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感慨。
李存葆在文中，从现实的“虫痴”，丧悼蟋蟀，默默不乐，如丧考妣，到征引数十种史籍，我们说李存葆对史籍的统领是成功的，从甲骨文秋字状如蟋蟀，《诗经》“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到宫女身锁幽宫，“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提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然后是人的争斗的欲望借助一个小小的生灵表达，从断送南宋江山的“蟋蟀宰相贾似道”，到蟋蟀皇帝，到现代的赌徒，多少人因为蟋蟀加官晋爵，又多少人因为蟋蟀家破人亡，李存葆把它命名为国虫，确实不虚。
由李存葆的散文，我们遇到的是如何处理史籍，这是一个文化散文作家不容回避的问题。须知，散文不是可以单用史料完成的，它是作家自己用墨，亦用血和精神来统领的，它取决于作者的主观动机和践履。史料只是为文化散文准备了一个温暖的子宫，而史识才是它的最初的受孕，要想完成高质量的分娩，还必须有学养的支援。我们看到许多所谓的文化散文，我们不悲史料不宏富，悲的是乌有寓意，很难让人感到丰盈和深邃。从余秋雨以后，文化散文的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很多散文从山水、诗文和史料出发，很少进行精神的穿透，变成了一种名人名山鉴赏记，没有飞腾的想象，不关怀当下，好像一引用几首诗歌，文章就能够变得富有诗意。记得张志扬先生曾表达过关于文字失重的问题，把它拿来，可以治疗文化散文的病症，虽然他谈的是痛苦和文字的关系：
近现代史上，中国较之世界，其痛苦的沉重，唯犹太民族可比。但察其表达痛苦的文字，诚如鲁迅所言，多在“激动得快，消失得也快”之间，不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类的道德文字而已。
它并非某一种个性所为，而是一个民族所为，尤其是这民族的汉文字所为，于是有问：痛苦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
张志扬的发问使人震撼，我们可以接着问，为何美丽的山水和那些史料，在我们作家的笔下，失去了它们的本真，变得轻飘了呢？而作为一个作家，他应该使人把看不见的东西让人看见，他表达的是关怀和洞见，他应超出庸常的世俗的对历史的解读，在史料中发现精神的火焰，而不是炫耀知识，更非堆砌知识！
这是文化散文的高度，也是一个作家需超越的难度，从史料的层面、事实的层面进入精神的领域、想象的领域，说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违心谀世，不做文化侏儒，不被史料和定见萎萎缩缩地牵着鼻子走，用自己的文章和识见为文学史签证，这是一个真的有追求的作家的所为。但这也是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境地，非有点文化独行侠的作为莫办，所喜的是李存葆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躬身以试，像一个头戴竹笠的农夫，静得下心，沉得住气，一垄一垄地除草，一垄一垄地灌溉，唯问耕耘，何愁不获？借用李存葆的话，则是“历史对文章的筛选极为苛刻。这种筛选愈是严酷，对真正的文学家则更具吸引力。也许我们罄毕生心力也难留下一篇为后人称道的文章，但我们仍会像苦行僧那样去跋涉，去探求，因为探求的过程也是美丽的。”
李存葆走在路上，我们听到他的这句话，难道不该为他走在途中的足迹鼓一下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