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狗道主义
狗道主义的精义：第一是狗的英雄主义，第二是羊的奴才主义，第三是动物的吞噬主义。
最近有人说：“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的文学。”
然而，我想：中国只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而没有人道主义的文学。中国文人最爱讲究国粹，而国粹之中又是越古越好。因此，要问读者诸君贵国的文学是什么，最好请最古的太史公来回答。他说，这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
人道主义的文学，据说是“被压迫者苦难者的朋友”。可是，请问中国现在除了“被压迫者苦难者”自己之外，还有什么“朋友”？“苦难者”的文学和“苦难者朋友”的文学，现在差不多都在万重的压迫之下，这种文学不能够是人道主义的，因为“被压迫者”自己没有资格对自己讲仁爱，没有可能也没有理由对压迫者去讲什么仁爱的人道主义。
于是乎狗道主义的文学就耀武扬威了。
固然，十八世纪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文学之中，曾经有过人道主义。然而二十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一九二七年之后，根本不能够有那种人道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始终和封建地主联系着，最近更和他们混合生长着。帝国主义支配之下的“关系万能”主义，外国资本的垄断市场，租田制度和高利贷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使榨取民众血汗所形成的最初积累的资本，终要流转到一种特殊的“货币银行资本”里去，而且从所谓民族工业里逃出来。中国资产阶级之中的领导阶层，现在难道不是那些中国式的大大小小的银行银号钱庄吗？这些“货币银行资本”的最主要的投资，除了做进出口生意的垫款和高利贷的放账以外，就是公债生意。而在公债等类的生意里面，利率比那种破产衰落的工业至少要高二三十倍。这种资产阶级会有什么人道主义？他们要戴起民族的大帽子，不是诓骗民众去争什么自由平等，不是的。远东第一大伟人，比卢梭等类要直爽而公开得多。这大约是因为中国有一座万里长城做他的脸皮。他就爽爽快快地说：不准耍什么自由平等，国民应该牺牲自由维持不平等，而去争“国家的自由和平等”。所以这顶民族的大帽子，是用来诓骗民众安心做奴隶的。欧洲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要诓骗民众去争自由平等，为的是多多少少要利用民众反对贵族地主，要叫民众“自由平等的”来做自己的奴隶，而不再做贵族僧侣的奴隶。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又要诓骗民众“为着民族和国家”安心些，更加镇静些做绅士地主和自己的共同奴隶。
所以很自然的只会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这是猎狗，这是走狗的文学，因为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的主人，本身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种走狗的走狗，自然是狗气十足，狗有狗道，此之谓狗道主义。
二十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将榨取民众血汗所得钱财转化成一种货币银行资本，然后再放贷出去，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赚取老百姓的血汗钱。
狗道主义的精义：第一是狗的英雄主义，第二是羊的奴才主义，第三是动物的吞噬主义。
英雄主义的用处是很明显的：一切都有英雄，例如诸葛亮等类的人物来包办，省得阿斗群众操心！英雄的鼓吹总算是“独一无二的”诓骗手段了。这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另外还有些诓骗的西洋景早已拆穿了；只有那狗似的英勇，见着叫化子拼命的咬，见着财神老爷忠顺的摇尾巴——仿佛还可以叫主人称赞一句：“好狗子！”
至于羊的奴才主义，那就是说：对着主人以及主人的主人要驯服得像小绵羊一样。
在历史上，义和团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早期代表。但清政府借助外国人的力量来强力打击义和团。当时的政府不准人民起来争取自由平等，反而一再丧权辱国，诓骗民众安心做奴隶。
话说元朝时候，汉族的绅商做了蒙古人的走狗和奴才，其中有一位将军叫作宋大西，他对于元朝皇帝十分忠顺。他跟着蒙古军队去打俄罗斯，居然是个“勇士”。元朝的帝国主义打平了中国，又去打俄国——他是到处都很出力的，到处都要开锣喝道地喊着：
“万岁哟，马上的鞑靼！永久哟，神武的大元！”有一天，他忽然间诗兴勃发，念出一首诗来：
外表赛过勇士，心里已如失望的小羊。
无家可归的小羊哟，何处是你的故乡？
这首诗的确高明，尤其是那“赛过”两个字用得“奇妙不堪言喻”。真是天才的诗人呀！“赛过”！一只驯服的亡国奴的小羊，居然赛过勇士和英雄！这些狗呀羊呀的动物，有什么用处？嘿，你不要看轻了这些动物！天神还借用它们来惩罚不安分的罪孽深重的人类呢。
原来某年月日，外国的天父上帝和中国的财神菩萨开了一个方桌会议，决定叫这些动物张开吃人的血口，大大地吞噬一番，为的是要征服那些不肯安分的人，那些敢于反抗的人，那些不愿意被“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的人。
有诗为证：
天父和菩萨在神国开会相逢，
选定了沙漠的动物拿来借用；于是米加勒高举火剑，爱普鲁拉着银弓，一刹那便刀光血影，青天白日满地红！
作者简介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
心香一瓣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实主义文学，从来都是肩负着沉重的社会使命。文学应当反思社会，烛照人类的灵魂，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而不是沦为政治等的附庸品。
然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真正的文学，也就是人道主义的文学，几尽消失。反动派们雇佣御用文人来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疯狂残害革命文人，因此瞿秋白先生在文中贬斥当时的文学为“狗道主义的文学”。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在一个缺乏民主自由的社会里，所谓的文学，不过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思想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