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闲话老年
一个人只要经过两种生活境界的考验，即被投入监狱和上前线打过仗，经过这两种出生入死的磨难，人就可以获得自由了。
记得早年读鲁迅先生逝世前夕题名为《死》的文章里曾说，中国人过了五十岁，就会想到死的问题，大概因为这个魔影此时也侵袭了他，使他写了这篇文章。我们乡间的俗语又说：“人老三不贵，贪财怕死不瞌睡”，也提出死的问题，可见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在这个自然规律面前，都有其共识与同感。解放以后，一般说来，由于人的生活比较安定了，有大锅饭吃，医疗保健条件也相应地得到了改善，我国人的平均寿命，似乎普遍地延长了，比如我虽然也年近八十了，但在我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比起九十以上或年近九十的老先生来，却还称不起老。我在青年时代读到一位外国作家的名言，他说，一个人只要经过两种生活境界的考验，即被投入监狱和上前线打过仗，经过这两种出生入死的磨难，人就可以获得自由了。我生平在政治犯监狱里四进四出，抗战军兴，就从日本弃学回国，投身抗战，曾在前线作战部队里作日文宣传翻译工作，上下火线，也可谓出生入死，反复经历了人生的锻炼。所以我虽然进入人生的暮境，但对死亡却可谓处之泰然。一次一位比我年事稍长的朋友来看我，因为许久不见，我们在抽烟时，我问他说：“还写写文章吧？”他听了，竟漠然地回答我说：“火葬场里没有办报刊的。”换句话说，对我们这类到了行将就木的老头子来说，唯一前进的目标，就是快步或慢步地向火葬场前进，过去为了做文章吃过苦头，到了这个辰光，也可一身轻了。我和他的想法却有些区别：既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活着就得吃喝，就得消费，为了付饭钱，还要为这个社会做些力所能做的事，这也是一种自我精神安慰，并不是因为“人还在，心不死”，还想捞点什么，带到棺材里去。儒家说：“未知生，焉知死。”或曰：“死生有命。”生死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些年来，我又常常收到讣文，大半都是我的同代人和比我年事稍长者，当然也有五六十岁左右的中年一代。外埠的我就打唁电，本市的一般我送花圈，遇到相交较深的朋友，我就坐车到龙华火葬场参加遗体告别或者追悼会，但凡这个场合，当举行告别仪式开始时，我们这些老年人，不少是像我这样拄了手杖的三条腿角色，当大家排成一排时，一般都被安排在前一排位置上，面对着墙上的用黑丝边围绕的死者的遗像，在哀乐声中低头默哀。到举行仪式完毕，大家退出会场时，我对相熟的朋友总喜欢发这样亦庄亦谐的议论：那颗钉在墙上挂遗像的钉子位置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只是被它挂的遗像每次都是旧人换新人，你我这次低着头站在他的遗像面前默哀，说不定下次轮到把我的遗像挂在这个钉子上，那你照老例，站在这个排里低头为我默哀；要是不幸把你的遗像挂在这类钉子上，我也会照例站在这一排里，为你低头默哀。风水轮流转，来者有份，谁也逃不了，只是不要当“积极分子”，革命加拼命式地往前赶，提前完成任务；要磨洋工，慢腾腾地往这里走，最好挪两步，又退一步地迟迟地向前走，就是说，争取长寿，多活几年，像过去一个时期大家口头禅似的说的：
“多做些工作，把过去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这也可称为中国式的“存在主义”。但有一点：为了争取存在得久些，可又不能忘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要给生命史画个滚圆的句号，不像阿Q似的，枉费了力气，却没有把圆圈画圆，怅然地离开了这个美丽的生活世界，因而成了一个被人指摘笑话的角色，死不瞑目。
作者简介
贾植芳（1915—2008），山西襄汾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曾任《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主编。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著有《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小说选》等。
【心香一瓣】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过了五六十岁的人，就迎来了人生的暮晚，这个年龄段的人经历了岁月的沉浮，也最有资历谈论人生。
贾植芳先生一生四进四出监狱，但这些并没有削弱他追求完满人生的志气。他曾经说过：“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所以他一生都用铮铮铁骨扛着时代带给他的各种不幸，也赢得了众人的敬仰。
“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学者朱学勤这句话可以说是对贾植芳先生一生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