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三辑 我眼中的学者(6)
又实在出我意料，国璋兄也带着一个大花篮来了。我们一见面，仿佛有什么暗中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们，不禁同时伸出了双臂，拥抱在一起。大家都知道，这种方式在当前的中国还是比较陌生的。可我们为什么竟同时伸出了双臂呢?中国古人说：“诚于中，形于外。”在我们两人的心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早已埋下了超乎寻常的感情，一种“贵相知心”的感情。在当时那一种场合下，自然而然地爆发了出来，我们只能互相拥抱了。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那一次祝寿会是空前的，是我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我周旋在男女老少五六百人的人流中，我眼前仿佛是一个春天的乐园，每一个人的笑容都幻化成一朵盛开的鲜花，姹紫嫣红，一片锦绣。当我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心中一时激动，眼泪真欲夺眶而出，片刻沉默，简直说不出话来。此情此景，至今记忆犹新。
我已年届耄耋，生活的时间既长，到的地方又多。我曾到过三十来个国家，有的国家我曾到过五六次之多，本来应该广交天下朋友，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确实交了一些朋友，一些素心人，但是数目并不太多。我自己检查，我天生是一个内向的人，我自谓是性情中人。在当今世界上，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合时宜的。但是，造化小儿仿佛想跟我开玩笑，他让时势硬把我“炒”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甚至国际活动家。每当盛大场合，绅士淑女，峨冠博带，珠光宝气，照射牛斗。我看有一些天才的活动家，周旋其中，左一握手，右一点头，如鱼得水，畅游无碍。我内心真有些羡煞愧煞。我局促在一隅，手足无所措，总默祷苍天，希望盛会早散，还我自由。这样的人而欲广交朋友，岂不等于骆驼想钻针眼吗?
我因此悟到：交友之道，盖亦难矣。其中有机遇，有偶合，有一见如故，有相对茫然。友谊的深厚并不与会面的时间长短成正比。往往有人相交数十年，甚至天天对坐办公，但是感情总是如油投水，决不会融洽。天天“今天天气，哈，哈，哈!”天天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对豪猪，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天天在演“三岔口”，到最后也成不了真正的朋友。
反观我同国璋兄的关系，情况却完全不同。我们并不在一个学校工作，见面的次数相对说来并不是太多。我们好像真是一见如故，一见倾心，没有费多少周折。我们也都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我们终于成了朋友，成了知己的朋友。难道真如佛家所说的那样人与人之间有缘分吗?
了解了我在上面说的这个过程，就能够知道，国璋的逝世对我的心灵是多么大的打击。我们俩都是唯物主义者，不信有什么来生，有什么天堂。能够有来生和天堂的信仰，也不是坏事，至少心灵可以得到点安慰。但是，我办不到。我相信我们都只有一次生命，一别便永远不能再会。可是，如果退一步想，在仅有的一次生命中，我们居然能够相逢，而且成了朋友，这难道不能算是最高的幸福吗?遗体告别的那一天，有人劝我不要去。我心里想的却是，即使我不能走，我爬也要爬到八宝山。这最后一面我无论如何也要见的。当我看到国璋安详地躺在那里时，我泪如泉涌，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从此人天暌隔，再无相见之日了。呜呼，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1994年9月24日
悼念马石江同志
上个月的某一天，蔚秋来告诉我：马石江同志走了。这并不出我意料，因为他患的是在一般人眼中的不治之症，而且已病入膏肓，所以才转沪治疗。但我总相信古人的一句话：“天佑善人。”石江绝对是善人，他应当得到上天的福佑，转危为安的。然而事实竟不是如此，他终于离开我们走了。这消息对我来说，宛如晴空霹雳，打得我一时目瞪口呆，眼眶里溢满了泪水，强忍住没有流出来，而是流向内心的深处，其痛苦实非言语所能表达的。
这并不是没有理由或根据的。我同石江经历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年岁也不同，我长他十几岁，但是我们却一见如故，没有经过什么周折，没有经过什么互相考验，我们一下就成了朋友，而且是亲密的知心的朋友。我甚至于每一想到“马石江”这三个字，他那朴实无华的衣着，诚悫淳良的笑容，立即浮现在我眼前，使我心里感到无量的温暖，久久不能自已。
这也并不是没有理由和根据的。这理由和根据，就在石江本人身上。他对祖国无限热爱，对教育事业无限忠诚，对青年学生无限爱护，对朋友无限诚恳，对同事无限亲切，对工作无限投入。我虽驽陋，对这几个“无限”也一直在向往着，也不能说一点没有做到，但是，同石江比起来，则宛如小巫见大巫，瞠乎后矣。石江之所以对我有这样强烈的吸引力，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在上面几个“无限”中，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对青年学生的无限爱护。首先，我们要对中国当前的青年学生做一个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估。不能否认，在欧风美雨强烈地吹拂浇淋下，有一些青年变成了“新人类”或“新新人类”，同老一代的代沟日益加阔加深。可是这样的青年只占极少数。就连这一些极少数的青年，同广大的青年一样，并没有忘记和背叛中国几千年知识分子(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做父兄的，在学校做教师或领导工作的，甚至我们的行政当局，对青年学生只有教育爱护之责，其他的行动都是不恰当的。青年毕竟是我们伟大祖国未来希望之所寄，我们万不能自己毁灭自己的未来。在这一点上，石江同广大教师的态度都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他虽然因此遭受诬陷，受到了党的纪律处分；但是，真理毕竟会胜利的，我们党的领导毕竟是英明的，今天的马石江仍然是堂堂正正的优秀党员。这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也带给了我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极大的希望。石江可以瞑目矣。
石江赴沪就医前，我同蔚秋商量，无论如何要去看他一看，但为她所阻。听说，在临行前，他也坚持要来我家辞别，也为家人所阻，未果。我原期望，奇迹能够出现，等石江病愈返京后，我们再晤面。谁知这个期望终于落了空，我们未能见一面，他就先走了。我再三暗诵苏东坡的词句：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也不过是聊以自慰而已。
我已经年届九旬，即使在今天，也应该说是上寿了。但是我体脑两健，绝无要走的迹象，也无此计划。自从听了石江的消息以后，他的面影不时在我眼前晃动。这面影带给了我力量，带给了我勇气。我一定好好地活下去，多做点对人民有益的工作。但是，一想到这个面影的本人永远不会见到了，辄悲从中来，不能自胜。呜呼!人天隔绝，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2001年2月6日
时窗外大雪纷飞，助我悲思
悼念姜椿芳
我认识姜老已经三十多年了。最初我们接触非常少，记得只谈过马恩著作的翻译问题。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我曾有过一个初译草稿，后来编译局要了去加工出版了。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温文尔雅，恂恂然儒者风度。
但是，我对他了解得并不多，也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了解。只不过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可以交往而已。
只是到了最近一些年，姜老领导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我也应邀参加，共同开了不少的会，我才逐渐加深了对他的认识。我对大百科全书的意义不能说一点认识也没有，但是，应该承认，我最初确实认识很不够。大百科出版社成立时，我参加了许多与大百科没有直接关系的学术会议。我记得在昆明、在成都、在重庆、在广州、在杭州，当然也在北京，我参加的会内容颇为复杂，宗教、历史、文学、语言都有。姜老是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每发言必很长。不管会议的内容如何，他总是讲大百科，反复论证，不厌其详，苦口婆心，唯恐顽石不点头。他的眼睛不好，没法看发言提纲，也根本没有什么提纲，讲话的内容似乎已经照相制版，刻印在他的脑海中。我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朱光潜先生曾对我讲过：姜椿芳这个人头脑清楚得令人吃惊。姜老就靠这惊人的头脑，把大百科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古今中外，人名书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
但是，说句老实话，同样内容的讲话我至少听过三四次，我觉得简直有点厌烦了。可是，到了最后，我一下子“顿悟”过来，他那种执著坚韧的精神感动了我，也感动了其他的人。我们仿佛看到了他那一颗为大百科拼搏的赤诚的心。我们在背后说，姜老是“百科迷”，后来我们也迷了起来。大百科的工作顺利进行下去了。
姜老不但为大百科呕心沥血，他对其他文化事业也异常关心。搞文化事业离不开知识分子。他自己是知识分子，他了解知识分子，他爱护团结知识分子，他关心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心情。他曾多次对我谈到在中国出版学术著作困难的情况，以及出书难但买书也不易的情况。他有一套具体的解决办法，可惜没能实现。他还热心提倡中国的优秀剧种昆曲，硬是拉了我参加他倡导的一个学会，多次寄票给我，让我这个没有多少艺术细胞的人学会了欣赏。他对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法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
拿中国目前的标准来衡量，姜老还不能算是很老。他的身体虽然不算很好，但是原来也并没有什么致命的病。我原以为他还能活下去的，我从来没有把他同死亡联系在一起，他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去做啊!对我个人来说，我直觉地感到，他还有不少的打算要拉我共同去实现。我在默默地期待着，期待着。我幻想，总有一天，他会对我讲出来的。然而，谁人能料到，他竟遽尔归了道山。我的直觉落空了，好多同我一样的老知识分子失掉了一位知心朋友，我们能不悲从中来吗?
最近几年，师友谢世者好像陡然多了起来，我心中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一方面认为，这是自然规律，无法抗御，也用不着去抗御；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大概也真正是老了，不免想到一些以前从没有想到的事情。生死事大，古人屡屡讲到。古代有一些人对于生死貌似豁达，实则是斤斤计较，六朝的阮籍等人就属于这一类。我个人认为，过分计较大可不必，装出豁达的样子也有点可笑。但是，人非木石，孰能无情?师友一个个离开人间，能不有动于衷吗?我只是想，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我从来不相信轮回转生。既然如此，一个人就应该在这短暂的只有一次的生命中努力做一些对别人有益，也无愧于自己的良心的事情，用一句文绉绉的话来说，就是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能做到这一步，一生再短暂，也算是对得起这仅有的一次生命了。可惜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做到了。我认为，姜椿芳同志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他真正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椿芳同志可以问心无愧地安息了，永远安息了。
1988年1月22日
悼念邓广铭先生
我认识恭三(邓先生之字)已经很有些年头了。因为同是山东老乡，我们本应该在20年代前期就在济南认识的，但因他长我4岁，中学又不在一个学校，所以在那里竟交臂失之，一直到了30年代前期才在北京相识，仍然没有多少来往。紧接着，我又远适异域，彼此不相闻者十余年。1946年，我从欧洲回国，来北大任教。当时恭三是胡适之校长的秘书。我每每到沙滩旧北大孑民堂前院东屋校长办公室去找胡先生，当然都会见到恭三，从此便有了比较多的来往，成了算是能够知心的朋友了。
恭三是历史学家，专门治宋史，卓有建树，腾誉国内外士林，为此道权威。先师陈寅恪先生有一个颇为独特的见解。他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而“复振”的希望有一部分他就寄托在恭三身上。他接着写道：“宋代之史事，乃今日历亟应致力者。”然而这一件工作邓并不容易做，因为《宋史》阙误特多，而在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由此可见，欲治《宋史》，必须有勇气，有学力。“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恭三就属于这仅有的“几人”之列。对于《宋史职官志考证》一书，陈先生的评价是：“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这是极高的评价。熟悉陈先生之为人者，都知道，陈先生从不轻易月旦人物，对学人也从未给予廉价的赞美之词。他对恭三的学术评价，实在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
近些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大学及科研机构中，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者，大都有后继乏人之慨叹。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这样，确实值得人们担忧。阻止或延缓这种危机的办法，目前还没有见到。有个别据要津者，本应亡羊补牢，但也迟迟不见行动，徒托空言，无济于事。这绝非杞人忧天的想法，而是迫在眉睫的灾难。我辈这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虽然知之甚急，忧之极切，也只能“惊呼热中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