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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一个被性命名和解构的时代
文人们在一起更放肆更热闹。我爱人的名字叫张晓琴，有人说，把我们两人的最后一个字加起来就是“禽兽”，也真有这样常常开玩笑的。大家都无心，谁又会在意。每次开会，都会有人兴奋地介绍我，这是性教授某某某。大家都似乎找到了猎物一样眼色一变。我被重新命名了。
只要我们稍稍注意就会惊叹，为何生活中人们一谈起性来，每个人都会眉飞色舞，才华横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性被压抑得太久了，突然间被解放了。性开始解构原有的文化内质。
性原来被认为是肮脏的、下流的，是那些下里巴人的生活内容，是另类的，其实，这是生活的底色。文化人与所谓的上流社会将这种底色自我阉割了，文化也失去了乐趣。
“文革”时期与维多利亚时期一样，是一个性文化缺失的时代，80年代虽有开放，但是一个精英文化主导的年代，性仍然是警惕的。90年代不同了，在人们的私生活里，性已经开放得多了，可是，主流话语还是遮遮掩掩，不能认同“身体写作”和性写作。
进入新世纪就不同了，人们拥有了一种私下里交流的方式，那就是短信。记得前几年手机短信开始的时候，黄段子几乎填满了所有人的手机。这些黄段子还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它能将我们生活中所有严肃、正经的话题进行调侃，成为这个时代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大师。人们一见面就会拿起对方的手机说，看看你手机里有没有什么好东西。上班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交流这种好东西，都会开一个小小的交流会，感叹那些天才式的创作不知来自何方高人之手。其实，性是人类一切艺术、文化的最原初的内容。人类在长久的文化异化中把这一源泉屏蔽了。现在，短信突然成了人们创作的主要载体，性自然就“泛滥”了。我给我们单位的人说，发短信就是过信生活，而信生活就是虚拟性生活。我常常开我们院长的玩笑，他的信生活最频繁。他老人家并不生气。
这两年不流行黄段子了，原因是性不再像以前那样压抑了，性慢慢地还成了艺术。谁的段子说得不艺术，人们是不会给掌声的。还有一点是，性可以拿到正经场合上来说了。性教育从2002年开始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性的教育可以入课堂了。假如朱熹先生还活着，可能会被气死。像我等研究性文化者之流，肯定会被他们活活烧死或处以极刑，最差也会像李贽先生那样坐牢的。
从去年以来，我发现，不流行黄段子，却流行起博客了。人们一见面会说：今天你博（勃）了吗？与性有关。有些人把博客还叫勃客。其实，明眼人早就发现了，在网络世界里，性是真正的明星，是文化之王。在博客界，几乎所有的博客都可能写过几篇与性有关的博文。从博客开始，人们对私生活尤其是性大规模地开发了。中国人对性的接受能力也大大提高了，即使唐太宗回到当代，也会自叹弗如。
在这个时候，性便开始干预和命名生活了。这是文化的内在动力与经济在起作用。博客刚开始不久，有个叫洪晃的女人写了很多两性主题的文章，都是解构当代爱情、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还有很多人讨论人类要不要婚姻。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李银河。她的“多边恋”与“换偶”的主张引发了整个博客界的地震。这是文化上的性，有赞同，有批评。它的积极影响在于，人们能自由地思考和讨论伦理问题了。
而另一个现象是经济的性。既然性是网络之王，自然也就是经济之王。近来，听说“春晚”“中央一套”等等这些正经的官方的语词，都被人抢注了安全套注册商标。初次听说我还一愣，接着便大笑。这些名词的确与性有关，显示了汉语的丰富性。其实，人类使用的绝大多数语词都可能与性有关。
听说，春晚避孕套等一些与官方语词有关的没批，它显示了正统文化仍然将性视为异类文化，仍然是下三烂的代名词。它潜在地说明，性仍然是一个私人的、俗文化的内容，于是，姚明卫生巾和雷锋避孕套得以批准。
但是，这里面仍然有猫腻。近日来，博客界就雷锋是否能用以性为主要内容的避孕套来命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主要原因是，在半个世纪以来，“雷锋”所代表的精神内涵与生活的性内容大相径庭，风马牛不相及。它暴露出的一个问题是：性可以解构所有的崇高主题和集体信仰吗？性是一个私人的话题还是一个公共的命题？从文化的内涵上来说，就是欲望能够取代和命名所有的精神吗？
这是一种文化判断，甚至是一种价值判断，但从目前中国人对待性文化的态度来看，还没有能力来进行这样一种理性的判断。中国的文化一直是一种禁欲的，佛道两家要求人们去欲，儒家从程朱理学开始也“灭人欲”，所以中国人对性其实是极为陌生的和恐惧的。近十年来，中国人更多地是接受西方人的生活理念与性科学的，中国的性学家也还基本停留在“拿来主义”的层面上，而那些严肃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因为视性为俗物也不愿涉足其间，所以整个中国的文化还没有补上性文化这一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整个世界也缺这一课。人们对性的认识往往停留在是否肮脏的层面上，还没有上升到文化和伦理的层面上。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生活和经济中的性便缺少了基本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