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铺展文化传承 (5)
汉语在世界一路走红的同时，我们也明显地感受到了当今的汉语热多少显得有点“内冷外热”。因为中国国内汉语与中文教育出现的问题日益严重，如学生的中文水平比之20年前明显下降，文句不通、辞不达意的教授也比比皆是。在一些教育制度的设置和文化、学术价值的评估上，也是重英语而轻自己的民族语言。余秋雨先生在《华语情结》中也谈到，“这些年在华语圈边沿上晃荡进出的人数之多，可能已达到历史之最。青年知识分子中很少有完全不理会外语的，这实在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走向未来的吉兆，一点也不应该抱怨。从趋向看，进出华语圈的人还会多起来。
几乎所有大城市里的父母亲，都在关注着子女们的外语成绩。至于华语的好不好，反而已不是关心的重点。”不可否认，英语在当今世界确有优势，受它的影响也不足为奇。不仅仅是汉语，其他语言包括处于霸权地位的英语，也都面临着其他语言要素的冲击。但是，以英语为权重，为标准，为唯一重要指标，来衡量选择人才是错误的，不科学的。封闭了太久的中国人太想与国际接轨了，不慎过多地接上了“英语”的轨，搭上了并非真正的“国际”班车，最终不免走错方向。而且受英语和网络语言的双重“夹击”，汉语的“纯洁性”更难以保持，再加上近代以来白话文运动的某些失误，“优雅的汉语”成为奢望。
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用“百年中文，内忧外患”来说明“汉语的危机”。这样，一方面是海外的汉语热，一方面是国内的汉语危机，可谓“两重天”。如果说，汉语热成为连接世界与中国的新桥梁，那么当人家架起了桥梁的那一头时，我们这一边的桥墩可千万不能出现裂痕。语言的纯洁性事关一国的文化凝聚力及软实力。语言并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维护一个民族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载体。诗人荷尔德林曾说，若词语破碎，无物可存在。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得更直白：语言是万物之所以存在的家。
当然，提倡维护汉语的纯洁性，谨慎汉语英语化、网络化的趋势，并不是反对学英语本身，也不是让汉语故步自封，拒绝革新，而是批判盲目崇拜英语的行为和心态。语言是民族的命脉，是民族的凝聚力，是民族独立的象征。语言是根植于民族灵魂与血液间的文化符号，她不仅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是真实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踪迹，成为延续历史与未来的血脉。我们必须给予我们的母语——汉语，足够的地位和爱护，激励国人去学习去发展去发扬，吸引世界上更多的人来学习汉语、运用汉语。
不可忽视的教育
◎无法回避的考试
科举制度实在是中国封建统治结构中一个极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又如此精巧地把社会竞争欲挑逗起来，纳入封建政治机制。时间一长，它也就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科举人格，在中国文人心底代代遗传。
——《狼山脚下》
自古以来，中国就很重视人才的选拔，而人类选才的方法不外乎两类：一为推荐，二为考试。考试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在世界史上占有特别的地位，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同中国的四大发明相媲美。作为考试制度的发源地，中国拥有悠久的考试历史。
传说，尧舜禹时代，就有“四岳会议”、举荐、公举、查核、考绩、考察、试用等选举形式，这给后世统治者选择人才、考核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考试制度的最早渊源可以追述到夏商周时期。1910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考试”条说：“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据公元前1115年的记载)，以及对已进入仕途的官员的定期考核(据公元前2200年的记载)。”当人们需要测度、甄别人的知识和才能的差异以“选贤与能”的时候，考试便应运而生了。
考试一词由“考”与“试”二字组成，《尚书》中有“试可乃已”、“试不可用”、“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等记载。《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有关科举的论著而来，而这些论著的说法又是根据《尚书》的记载而来。
“考”与“试”是两个意思相近的概念，都有“考查”、“检测”、“考核”等多重含义。是西汉的董仲舒创造了“考试”一词，首次将“考”与“试”二字连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考功名篇》说：“考试之法，大者缓，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州伯时试其部，四试而一考。天子岁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计。”由此可见，最初“考”字更侧重于考核政绩的含义，“试”字更侧重于测度优劣的含义。当“考”与“试”合为一个词之后，其内涵逐渐演变为特指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方法和制度。
其实，中国古代考试作为一种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方法，其历史源远流长。春秋以前，出于世官和选举；汉代推行察举与征辟；曹魏时实行九品中正制，这些还不算是真正的考试制度。
就严格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考试制度——科举制，以隋朝元年（公元605年）由“进士科”取代“察举科”为标志。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考试是我国历史上一种十分重要的选拔官员制度，其雏形出现于2000多年前的汉朝，正式形成于隋而确立于唐，完备于宋，一直延续至元、明、清，直到1905年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才消失，它前后在中国经历了1300多年。
《荀子·大略》曾说：“学者非必仕，而仕者必如学”，这还是未实行科举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待到科举实行后，天下读书人的聪明才智便都被吸引到了读书作官的道路。在1300多年的漫长时日中，求学而不为入仕的人则是少而又少，每逢开科取士，读书人总是趋之若鹜。余秋雨先生说：“科举以诗赋文章做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
科举制度作为选才的主要手段，有严格的程序、法定的内容、较为科学的方法，所以说是一种规范了的制度化的考试制度。它实行公平竞争。在考试内容上，明确规定以儒学经典为依据；在考试方法上，有一套诸如“锁院”、“弥封”、“誊录”等防弊制度；在制度上防止特权侵入，订有考试法规和严厉的惩罚制度，从法律上保证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
正是由于科举制度具有的上述这些特点，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稳固，所以，历来被视为抡才大典，受到隋唐以后每一个王朝的重视。它的影响既广且远，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日本曾在公元8至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16世纪，中国考试制度传至西方，19世纪，英国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20世纪以来，考试随着社会的发展得到广泛的应用。科举制对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曾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连系了起来，形成一个多面互动的整体。科举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对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项制度中，科举制是历时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在实行科举制度的历史时期，除了皇帝、贵族等极少数世袭者外，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科举出身。如科举选拔了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从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到欧阳修、苏东坡这样的文学家；从韩愈、朱熹到蔡元培、黄炎培这样的教育家；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
科举考试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但同时，科举考试制度又成为套在广大读书人脖子上的一具枷锁，既禁锢思想，又摧残人才，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清朝后期尤为突出。由于民族危机的严重，西方文化的冲击，再加上其自身固有的弊端，科举制作为一种考试制度，日益显得不合时宜，并成为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教育发展的障碍。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所以，科举制在1905年终于被宣布废止。
虽然科举制度已经终结不复存在，但其中的一些合理的因素还是被人们保留承袭下来了。它所体现的许多有价值的观念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公平竞争、广泛参与、惟才是举的思想不但在封建社会是进步的，并且还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成为人类共同的基本理念。当然，作为中国教育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里所说，“许多文明的捍卫者往往成为这种文明的葬送者。”一味保守传统的做法只会让文明失掉了它的土壤而无法再生活下去。经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发展，科举制既有改革，也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在历史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的根柢。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也是对世界思想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
◎尊师重教的关怀
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课程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们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终身的教师》
教育，是一个国家文明的基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1977年，邓小平在“教育优先发展思想”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 “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从科技和教育着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