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摩挲中国文明 (6)
◎睁眼看西方
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
——《上海人》
坐在徐家汇天主教堂里，你会被这静肃的时空所弥漫，深陷其中。这里是上海天主教集会最大的场所。如果说上海这座历史不算悠久的城市，在近代和当下都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是中西文化的交融点，那么它的文明渊源都可以从徐家汇找到。
徐家汇最早是几条河流交汇的地方，直到晚明，徐家汇仍是江苏一个三等县城，上海郊区的一个普通村落。它在明末开始名闻遐迩，进而发展成为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点，如代表中西文明的近代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天主教堂等诸多物事都汇聚在这里，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地理向人文地理特征过渡的阶段；然后它又顺着淮海路扩展到近代老上海外滩和当代新上海陆家嘴。这一切说起来，不能不归功于上海文化的开山鼻祖——徐光启。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当时前所未有的上海文明的高度。
在传世的画像（明代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光启消瘦憔悴的脸庞，以及眉目间透露出深深的忧虑。1562年，徐光启出生在上海的一所老宅子里，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婴孩将官至一品，光耀千古，成为古代历史上最有名的上海人。徐光启一生忧国忧民，这与他贫瘠的出身有很的大关系。徐家由农而贾、又由贾而农，家道三起三落，而徐光启正好诞生在这第三次中落后的谷底。为走出贫困，光宗耀祖，徐光启走上了漫漫的科举之路。当年他去应乡试时，不得不自己担着行李在江边冒雨步行，而母亲在家竟至断粮。徐光启19岁便中了秀才，但直到他42岁那年，才中了进士，这条科举之路整整持续了23年。进入仕途的徐光启也不是一帆风顺，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开始风雨飘摇，外有满洲后金的入侵威胁，内有此起彼伏的武装叛乱。徐光启夹在中间曾几度被“下课”，还被阉党打击，受到“冠带闲住”（依法剥夺权利但保留待遇）的处置。
但是，这个精明的上海人在仕途上也算是一个“得济者”了。余秋雨先生认为他“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但徐光启能留名于后世，并非由于他官大。
从徐光启的生平来看，他顺承着古代文人读书优则仕的传统，而且做到的官职并不小，相当于明代宰相的位子。但他并没有满足这些，他满怀报国热情，将毕生的精力和学识投入到各种他能够（至少是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这样评价他：“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徐光启一生所做的重要事情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中，在练兵造炮和组织编纂《崇祯历书》两方面是徐光启投入心力最大的。
作为中国的科学家，徐光启提倡农学，引进番薯，所编著的《农政全书》，对于那时处于农业经济的中国封建王朝的作用，不啻信息技术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而且这本科学著作都是经过他亲身实践而写出的。徐光启最大的成就要数他在主持历局期间，召集来华耶稣会士修订编纂了堪称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被称为融汇了中西文明的结晶。《崇祯历书》及其所依据的天文学理论，奠定了后来中国近300年天文历法的基础，成为此后两百多年间中国的官方天文学体系。直到今天，我们所用的农历也还是以《崇祯历书》为基础的。
在惠泽后人的科学成就上，徐光启还具有中西融通的本领。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以沟通为业》中说过“中华文明之大，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它的普及企图和传播力量。”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正体现了这一点。《几何原本》是中国第一本科学著作，虽然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的只有前六卷，但对中国人的世界观，由单纯的代数式时序认知，转化为复杂的时空连续性的认知，起了转捩作用。徐光启在这本书里给“几何”下了定义：即研究点、线、面、体的学问。这句话在原书里是没有的。他还发明了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等术语，都为后人沿用下来。从此，“几何”才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代名词，逐渐演变成为我们今天理解的数学概念。并且这一专有名词还东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影响深远。同时他还将一些其他的测量算法书籍也进行了译作，这些在当时封建家长制的明朝都是很难得的。
实际上，徐光启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军事史上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第一个人，称其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也不为过，因为他为练兵一事长期投入了极大精力。除了不断向朝廷呼吁练兵、造炮、守城等事，还积极帮助引进西洋先进火炮技术。1619年他亲自拟定了《选练条格》，亲自考核挑选士兵，开始操练。但因朝廷官僚机构腐败、军饷不充足等原因，至使他亲自练兵的努力付之东流，而他的军事思想也只好依靠他的学生孙元化来实现。孙元化是一名炮兵专家，官至登莱巡抚，一度统帅了当时中国最精锐的炮兵部队。戏剧性的是，最著名的汉奸吴三桂、“三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以及降清将领刘良佐、刘泽清、白登庸等人，皆曾为孙元化的部下。最终孙元化因为部下的叛变而降清，于1632年被朝廷处死，徐光启练兵造炮保国的梦想彻底破灭。
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徐光启，有着自己的信仰，他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在历史上，欧洲基督教曾三度入华，最终让“西教”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生根的，就是这位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徐光启并不是由利玛窦洗礼的“西教”信徒，却是与利玛窦合作译介“西学”经典名著的首位中国天主教徒。徐光启力倡中国要保持先进与文明的地位，必须“易佛补儒”，而振兴中国文明，就应该承认四海之内皆有圣人。在他看来，“泰西”宗教与科学相结合的义蕴，便可成为改造当时学与术的楷模。
徐光启只能算是一个边缘文人，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人格的典型。余秋雨先生说“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中西合璧在他身上可以说得到了一种极好的诠释。
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71岁的徐光启在北京去世。去世前夜，他已由内阁三辅的东阁大学士晋升为次辅文渊阁大学士。在当时看上去他似乎应该算是一个“福寿双全”的人。可是，临终前家人发现他所剩银子不足十两，盖在身上的是一条被暖壶烫了一窟窿的旧被子。御史报告给皇帝，说徐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请皇帝“优恤”，于是皇帝追谥徐光启为“文定”，所以徐光启也被后人称为文定公或徐文定公。现在徐光启墓旁边的文定路就是因此命名的。
徐光启身为高官，不敛财，不纳妾，清正廉洁，竭尽一生精力企图富民强国。他主持修订历法，历时三年，仅用银870余两，就在他去世的当天，他自知不治，上疏交代清楚了修历局的钱粮等交接事项。其清正廉洁，朝野共叹。兰德曼说过，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格是文化存在的形式之一，这其中就有着尊严和耻辱的蕴涵。
徐光启生前已被中外人士敬称“徐上海”，卒后更受到中外历史的长久称道，理由就在于他对晚明中西文化交往的卓越贡献。美国学者莎朗·佐京曾说“谁的城市，谁的文化？”也许一个都市的文化就是一个个平凡人的体现，而那些留下历史记忆的人物总会代表着一个文明的高度。
零落成泥碾作尘
◎陨落不了的精神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拔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是建筑的黄叶。
——《废墟》
一直认为，有着“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是哭泣的。这座昔日压倒群芳震惊世界的园林建筑奇珍，今日已成了绿树丛中断壁颓垣、伤痕累累的废墟。余秋雨先生在《废墟》中感怀：“我诅咒废墟，又寄情废墟。”这种矛盾的心情，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圆明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部郊区，海淀区东部，原为清代一座大型皇家御苑，宏伟瑰丽。历时150年不断营造，荟萃了中外园林的精华。它占地约5200亩。历史上的圆明园绕福海而修，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园组成，平面布局呈倒置的品字形，总面积达350公顷。圆明园的陆上建筑面积比故宫还要多一万平方米，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总面积竟相当于紫禁城面积的八倍还多，有风景点100多处。
余秋雨先生在《废墟》中说，“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正是昨天的一把大火，造就了今天的废墟，点亮了我们的双眼，看清历史。1860年10月的那一场大火将奇迹和神话般的圆明园变为一片废墟，只剩下断垣残壁，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八国联军蹂躏着她的肌体，摧毁着她的骨胳，冲天大火燃烧的是一个民族的自尊，百多年的疼痛穿越风雨敲击着的又何止是这些石柱？站在一根根发绿的石柱下，不由得会感到莫名其妙地恐惧，无法不感受到圆明园的疼痛，感受到一个民族的屈辱，那是一种切肤的痛。走过荒草和瓦砾之间，探寻着烙在角落深处的潮湿隐秘，岁月正在无可名状地向我们诉说这些秘密，虽然年代已渐渐久远。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48年（1709年），至乾隆九年基本建成。长春园和万春国则为乾隆年间所增建。嘉庆、道光、咸丰各代也屡有修建。前后历经150多年的不断营建，占地达5200亩，拥有景点140多处，成为当世罕见的“万园之园”。“圆明园”是由康熙皇帝命名的。悬挂在圆明园大殿门楣上方的匾额正是康熙皇帝亲笔御书的。而宫门外的匾额则为雍正帝手书。“圆明”是雍正皇帝自皇子时期一直使用的佛号，雍正皇帝崇信佛教，号“圆明居士”，并对佛法有很深的研究。康熙皇帝在把园林赐给胤禛（后为雍正皇帝）时，亲题园名为“圆明园”，正是取意于雍正的佛号“圆明”。雍正皇帝对圆明园的解释，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这也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标榜明君贤相的理想标准。
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在给一个叫巴特勒的上尉的一封书信中描述了一个如梦如幻的仙境，这个仙境就是圆明园——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最为奢华、最为巨大的皇家园囿。
“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屋架，披上绸缎，缀满宝石……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再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请您想象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宫殿，是神庙……”
事实上，雨果既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亲眼目睹过圆明园。雨果是在阅读了很少的关于圆明园的记载的基础上，以一个诗人的想象力，在遥远的法国，“创造”了一个圆明园。今天，凡是对圆明园的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必定阅读过雨果的这封书信。雨果想象中的圆明园，比专家和学者的描述更为形象、更为动人，也更为“真实”。确实，雨果的描述真真切切地触摸到了圆明园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