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
毛主席过去读过我的文章，并且同我谈论过。后来，他又读过我的文章，也同我谈论过。他对我的文章有过评语。虽然都是平常谈话，但我却把这些当成是从一位最高明的人，一个知己者那里来的悦耳之音，常常铭记在心的。
收到这封信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一号的上午。那时我和欧阳山同志都住在延安南门外的边区文协，从事创作。我们参加了当时边区的合作会议，我写了《田保霖》一文，欧阳山写了《活在新社会里》一文。田保霖和刘建章都是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那天下午，我和欧阳山应约去到枣园主席住处，谈了一阵，又留在那里吃晚饭，我记得欧阳山同志喝了不少酒。天黑，我们从枣园策马回来。毛主席的这封信一直保存在欧阳山同志那里。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刚回到北京，人民日报社的白夜同志从我这里知道了这封信，便打长途电话给远在广州的欧阳山同志，得到证实。这年冬天，欧阳山来北京开会，把这信的复制件给我看，不久博物馆又复制了一份给我。
毛泽东称赞《田保霖》不只是这一封信。据我所知，他在高干会和其他会议上也提到过。一九四四年七月初，我因赶写《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找陈赓同志谈材料时，他高兴地告诉我，毛主席曾在一次高干会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别的同志也告诉我他听到过的类似的话。我听到之后，心中自然感激。但我以为我的《田保霖》写得没有什么好，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这是毛主席在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做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一条平坦宽广的路。这不只是为我一个人，而且是为许多许多的文艺工作者。近四十年来，尘海沧桑，现在重读这封信，感慨更深，毛主席当时是如何地了解人、体贴人，为工作着想，为他人着想，为他人帮忙呵！
一九四二年我写了一篇《“三八”节有感》，当时虽然不曾受到很多批评，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但背地里闲言碎语，叽叽喳喳，可能是很多的。一九四三年审干，我和许多被国民党逮捕过的同志们的命运相似，自然是逃不脱这个嫌那个嫌的。当面说得少，但背底下就多了。人言可畏，旁观者清，毛主席一定是了解的．毛主席统率革命大军，创业维艰，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这群人的弱点、缺点，从个人角度可能他并不喜欢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需要有才华的人。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和这些人交朋友，帮助这些人靠近无产阶级，把原有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自觉地彻底地转变过来，进行整风学习，召开文艺座谈会，这都是很好的。可惜康生钻了空子，搞什么“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者”，发精神分裂症似的，伤害过很多同志，损害党的事业。毛主席以他那时的英明，及时提出“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重要方针，而且紧接着进行甄别，很多同志被解放，欢欢喜喜地回到工作岗位上。毛主席写这封信和在大会上的一些讲话，我想都是为了我们，至少是为我个人在群众中恢复声誉。对此我是佩服的，也是感激的。
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的笑语，那样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越是高尚的人，越能虚怀若谷；越是浅薄的人便越发装腔作势。我觉得那时毛主席的平等待人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实在值得我一生学习并且勉励自己身体力行，坚持到底。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