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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遥想李白当年

书籍名:《我们把景仰忘记了》    作者: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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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万般无奈的失眠中,顺手拿起一本书来翻阅,是《李白传》,薄薄的一本。不知不觉看完,天已经亮了。我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流下了眼泪,凉凉的一星点,痒痒地停在腮边。像李白这样一位千古奇才,晚境竟那样悲凉,天下之大,却无他的容身之地,居然四处漂泊,沿门托钵,献诗豪门以求一日之温饱。临终已经贫病交加,穷途末路,终于在漂泊中死去。

  其实李白也有大富大贵的可能。他凭自己的诗才得到了玄宗皇帝的赏识,成为了一名御前诗人。这种身份,是多少人的梦想和理想。但李白毕竟是李白,他不愿也不能因为富贵而扭曲自己心灵的舒展,放弃自己的傲岸个性,终于为宫廷不容,重返江湖。漂泊给他带来了苦难,却也使他的个性诗才有了张扬的机会,我们不能想象宫廷的李白还是个性鲜明才华横溢的李白。

  由李白想开去,我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等,他们的风华襟抱浩渺无涯,才情学识深不可测,却无例外地被厄运笼罩。这是为什么?这不是偶然的,一个偶然的事件不会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现象。他们是创造者,而创造,特别是第一流的创造,不但需要天才,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需要对精神价值的执著,不为功利和富贵所动的执著。但正是这种真诚、坚挺和执著,不为世俗社会所容,给他们带来了命运的凄凉。

  当然这些文化名人也是人,不能说那种富贵和功利的召唤不能在他们内心激起一丝波澜。但他们内心的精神力度无疑又是超出常人的,这使他们在价值轻重的权衡中,将人格、将精神的价值放到首要的位置。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读出了精神价值的重量。

  这就是我写作《沧浪之水》的最初冲动。可一旦进入构思,我又感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毕竟时代不同了。在今天,以精神价值相号召,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吗?那种姿态会不会使人成为今天不识时务的堂吉诃德?

  时代变了。市场经济在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套价值系统,像水银泄地无孔不入。它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对个人物质化欲望的承认。人们进入市场,并不是为了什么高尚的目的,而只是为了利益,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的根本原则。功利化的价值观以市场为依托成长起来,获得了道德上的合法性,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市场化的力量造成了我们生活中精神价值的失重,物质化、功利化的价值观,占据了人们的心灵空间,成为了新的理直气壮的行动原则。的确,在这样的生存现实中,要拒绝功利化的游戏规则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那么,人们是不是只有一种选择,让物质化的功利化的冲动占据自己的全部生活,全部心灵空间?

  我并不想以古代文化名人的名义,以精神价值的名义,否定物质化功利追求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是否定不了的。我想说的是,在一种物质化的生活氛围中,人们是不是同时也要珍视精神的重量,给精神价值一定的空间?屈原式的高洁、陶潜式的淡泊、苏东坡式的旷达、曹雪芹式的从容,我们也许做不到,但他们对人格、对真诚、对精神价值的珍视,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点启示,使我们有一种力量,去抵抗因物质和功利的需求而彻底放弃精神价值的冲动?人毕竟是人,他需要精神价值,彻底的物质化功利化,也是很恐怖的,是对人性的扼杀。当友谊变成相互利用的道具,当爱情变成情欲的遮羞布,当人格良知变成随时可扔下的废物,那样的生活不也是很可怕,很不人道不合人性的吗?

  几千年过去了,古代文化名人们不朽的灵魂仍在虚无之中盈盈飞动,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力量。他们是为了纯粹的心灵理由而坚守的人,为了精神的重量而承受命运凄凉的人。他们在苍凉广阔的历史瞬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带着永恒的悲怆与骄傲,形成了我们民族心灵史上最有色彩的那一道风景。

  古人所经历的苦难在后人的心中总是非常淡漠,淡漠到教科书中轻轻翻过的那几页纸。而对当时的经历者来说,却是一生中日积月累寸寸血泪的承受。我们只有到他们生命的褶皱中去访微探幽,才可以感觉到那些许沉重,才能触摸到他们生命的鲜活与温热。

  遥想李白当年,他作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怎么会落到穷途末路沿门托钵的地步?

  李白是一个文人,但文人并不是一种职业,一种价值的证实。一个文人,如果他不能在官阶上占据一个位置,即使他才高八斗气冲霄汉,也只是一个卑微的人物。李白的一生就是如此。

  在这样的社会机制中,谋求官位是每一个文人本能的生命冲动,李白也不例外。开元十三年,二十五岁的李白出三峡顺流而下,开始了求仕的生命旅程。其时“开元之治”如日中天,大唐王朝生气勃勃,笼罩在一片金色光辉之中。大唐皇帝玄宗昭示天下求贤若渴,李白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不必怀疑朝廷求贤若渴的真实性,更不必怀疑李白冠绝一世的超迈之才。可是,当李白此刻站在船头,将满江风景纳入胸襟,将天下纳入胸襟,他怎么也想不到,直到自己的生命终了,也没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李白的悲剧在出川之时已经由一种自己毫无意识的因素决定了。李白天性天真洒脱,狂放傲岸,这与官场所需的拘谨权变、顺服谦卑恰恰构成了最鲜明的对抗,这也是无法调和的两种人格的对抗。朝廷求贤是真的,但本质上是需要能干的奴才,而绝对无法容忍一种独立鲜明的个性。于是,哪怕李白之才千古独步,也无法避免终身潦倒的命运。率真的天性成就了李白,也贻误了李白,事情总是这样具有双重意义。

  出川后李白遍拜公侯之门,以求进身之阶,实现“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的人生理想,但“十谒朱门九不开”,屡屡碰壁。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托门拜府,无功而返。进身无路,报国无门,李白心头泣血,悲愤难平,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天宝元年,朝廷召李白入长安。李白欣喜若狂,以为从此进身有路,报国有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入长安后受到玄宗礼遇,待诏翰林院。但李白不久就失望了。皇上欣赏他的文才,只不过是“倡优蓄之”,侍宴、侍游、侍浴、歌功颂德,点缀太平。即使在离天子这么近的地方,李白也没有泯灭自己的个性色彩。杜甫《饮中八仙歌》活画出他的神采:“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敢叫天子久等,敢叫高力士脱靴。傲岸洒脱依旧,狂放不羁依旧。身处江湖要坚守天性也许比较容易,当身在魏阙恩宠有加仍不失天性,仍有力量抗拒那种温柔的扭曲,确实是真正的内心强健。这就是李白,这才是李白。这种姿态是官场绝对不能接受的,这里需要的是谦顺,机变,平庸化。于是李白的政治生涯很快走向尽头,凄然离开长安,从此没有返回。这是宠臣李白的不幸,又是诗人李白的大幸。久在宫廷,就像笼中金丝鸟,高贵却失却了振飞的力量。夕阳下李白凄迷地向长安城投去最后一瞥,心头在哀怨,在悲泣,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向心灵的解放,走向历史的深处,一片辉煌的创造景象正在眼前展开。

  的确,李白一生也写过不少颂诗和贺诗,但这不是事情的本质。他也是人,他要生存,他不得不如此。重要的是他没有因为对富贵的渴望而放弃个性,保持了心灵的真诚和天性的狂放。“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就是李白,这才是李白。在这个世界上,大官们轻歌曼舞,小吏也有一份温饱,却没有天才李白的一条生路。寂寞、凄凉、卑微、贫窘,这就是一个坚守着心灵真诚的文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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