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闲话历史真实
近些年，在中国的历史小说创作领域，的确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某些评论家总是用他认为的“历史真实”，来衡量别人的作品。将作品中本属艺术处理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上升到侫史或诬史的高度来进行抨击和批判。将文学创作变成历史的考据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学的悲哀。
什么是历史的真实，这是一个争论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问题。文学非物理，它没有客观真理，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无不充满歧义，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个历史小说作家，我实在不愿意在“历史的真实”这一命题下过多的绕舌。但是，既然有人老是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说几句。
前年，应於可训先生主编的《文艺新观察》之约，我写了一篇名为《让历史复活》的文章，算是拙著《张居正》的创作谈。文章里，我论及历史的真实主要存在三个方面：一、典章制度的真实，二、风俗民情的真实，三、文化的真实。我还说到，前两个真实是形而下的，比较容易做到；后一个真实，是形而上的，很难做到。大凡历史小说的创作，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观点，即三分虚构，七分真实。这种三七开的说法，源于对《三国演义》的评价。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是最正宗的历史小说，现在，民间关于三国的许多传说，譬如桃园三结义，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关羽亡命走涿洲，张飞喝断霸王桥，赵子龙血战救阿斗等等，都来自于《三国演义》。但是，说到底，《三国演义》只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关于这一段历史，最权威的史书是陈寿著的《三国志》。若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对照来看，则罗贯中先生的虚构恐怕就不止三分了。上述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不是子虚乌有，就是张冠李戴夸大其辞。如此说来，用历史的真实来衡量《三国演义》就大有问题，用文化的真实来衡量，还勉强说得过去。若用事件的真实来对号入座，则必定是理不直气不壮。说到人物，《三国演义》似乎也有多处值得商榷。譬如关羽，因为罗贯中先生的精心塑造，他成了忠义的化身，完全不近女色。投降曹操时，曹操送给他十个美女，但他坐怀不乱不肯享用。事实并非如此。第一，他降曹时并未得到十个美女的赏赐；第二，据《华阳国志》、《蜀记》等几部史书记载，关羽在对吕布的战争中，曾一再乞求曹操，希望仗打赢后，能够把吕布手下大将秦宜禄的妻子赐给他。由于他希望迫切，恳求再三，于是引起了曹操的疑心。攻破吕布固守的下邳城后，曹操命人把秦宜禄的妻子带上一看，顿时大惊，原来这少妇是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的美人。于是坚决不肯赐给关羽而留下自家消受。从这个记载来看，关羽是一个好色之徒，罗贯中先生替伟人讳了，也就是说，他粉饰了关羽。
这么说，似乎我要批判《三国演义》违背历史的真实，再刻薄一点，说罗贯中先生厚诬历史了。后辈岂敢如此，举出这么多例子，无非是想说明，历史小说的魅力，正在于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虚构。要说明的是，我认为历史小说中的历史真实，就是前面讲过的三点。
如此给历史小说下真实的定义，我只能算是一家之言。时下有一种风气，在讨论历史真实时，往往对作品中描画的某一特定时代的历史氛围。文化心理以及风俗民情忽略不计，而刻意强调人物以及事件的真实性。这种对历史真实的理解，应该适用于历史教科书，而非历史小说。
勿庸讳言。一个作家的历史观决定了其作品的历史真实。而作家描写历史真实性凭籍的史料，往往会受制于史学家的历史观。例如《明史》，举凡研究明史的人，都必定首先要接触到它，但若一味地相信它或依赖它，则错莫大焉。须知《明史》是清朝人编纂的，对一些具体人物和事件的取舍与评价，则不得不听命于清代统治者的好恶与需要。如对明代皇帝，不管好坏，一律加以美化。就像隆庆皇帝，其沉湎酒色，迷恋道术滥用春药等等劣迹，明人著作中多有记载，正因为他荒淫无度。以至三十六岁就一命呜乎。这样一位庸君，《明史》中却称赞他“端拱寡 、躬行俭约。”对他的私德，只“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一笔带过。《明史》作者的历史观于此可见，凡帝王，一定要正面歌颂。对皇权有制约的大臣，则被斥为权臣。如果我们依赖《明史》来写作，岂不落入编纂者的皇权至上的圈套？编纂者有此历史观，便会按图索骥，寻找相应的历史事实来加以图解与阐释。而对其不利的史料，则弃之毁之。既然史书编纂者有权按自己的历史观来遴选与征集史料，我们作家为何就不能按自己的历史观来“粉饰”与“厚诬”古人呢？历史是一座巨大的迷宫，史学家与作家都有权选择自己进入其中一窥堂奥的方式。这里面不存在优劣，只存在历史观的差别。
写到这里，若有人问我“你的历史观”是什么？我回答十四个字：“不以道德论英雄，应以苍生谋福祉”。我的拙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正是按这样的历史观来征选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地虚构。如果有哪位方家觉得鄙人此种做法不妥，敬请批评。
2003.12.13夜草于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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