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如面谈”信笺
想不到一大也就大到文化。文化是由“野”趋“文”途中的一切创造，由何时开始，也许有人能说清楚，我说不清楚。只说人之“性相近也”，都是来于野，走向文。文的表现形式无限。一块食物，由别人手中夺来放在自己嘴里是野，自己不吃让给别人是文。由意义或价值方面衡量，这是大文。还有小文，可以总括为由“朴”趋“华”，“始制衣裳”“对镜贴花黄”之类皆是也。由朴趋华之法，最常用的一种是化“素”（本色）为“彩”（染色或兼画各种图形）。俞曲园手制信笺就是化素为彩，也就是由野趋文，换为大话，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
笺是小幅纸，同样是供写字用的，写字，重在求达意，纸上染色或画花（打或印格，如朱丝阑、乌丝阑之类，为实用，不算），有什么意义呢？与男人袍上绣蟒、女人鞋上绣花、窗前种海棠、室内悬字画等等是同一性质，无非求实用之外还兼有些美感，仍换为用大话说，是使定命之下的人生增添一些艺术性和可意性。这样说，小小纸片上玩些花样也就成为可有而不可无的大事。
但是回顾史迹，有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传世的隋唐以前名迹，如陆机《平复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假定为真），所用都是素纸。唐代的传世名迹也是这样。但至晚是中唐以后已经有染色的笺纸，所谓“薛涛笺”者是也。估计流传不广，也许兼因为篇幅不大，如杜牧写《张好好诗》就未用。晚唐、五代以后有了刻版印刷技术，也就有了印彩笺的条件，是否有人“解放思想”，刻版印了彩笺，我不知道。印象是传世的宋元名人手札，都是用素笺写的。写作用彩笺，也许始于明朝中晚期吧，因为《十竹斋笺谱》（四卷）是明末出版的，可见其前已经流行。初流行，像是还没有成为世风。
手头有40年代初潘承厚编印的《明清藏书家尺牍》（四册），收书札不少，翻看，明朝部分几乎都用素笺；入清以后，早期间或有人用彩笺（如王士禛一件中间印砚拓），以后用者渐多（如成亲王永瑆一件左下侧印瓶花，陆心源一件中间印秦“维天降灵”瓦当）。如一切世俗之风一样，兴起之后会扩张，到清末，绵延至于常制换为共和，有名有位的文人写用意的书札，用彩笺就成为家常便饭。即如我这生也不很早的人，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混了四年，与其时的前辈有些接触，印象是不少人有自己设计印的笺纸，可惜是没有搜集保存的精力和兴趣，到现在就只能安于剩个“空空如也”了。
如果不能如佛门之有志证毕竟空，在信笺方面，闭关之后也还是能够扯几句。昔人的书札，检寻秦火之余，我竟还有三件，姚鼐致百龄的一件，翁方纲致朱筠的一件，杨芳灿致多人的一卷（信稿），纸都很考究，只是都素而不彩。彩笺，手头所存都是未经人用过的，总有十几种吧。30年代前期，鲁迅和郑振铎，先印了《北平笺谱》（1933年，六册），次年又印了《十竹斋笺谱》，其时我也想得一部，只是买不起。大鱼钓不上来，仍不少“缘木求”之瘾，就在水边捡拾小虾。
来路可以分作两类：早期，逛小店小摊遇见，旧物，价不高，买；晚期，逛之力，以及可逛之地，没有了，可是有人印新的，有人好事并敬老，就间或有送货上门之举。旧物质高于量，如盒装杂色杂画薛涛笺，宋元善本书影笺，只是看看，也觉得比新的好。新物相反，量高于质，各种花样的，各种尺寸的，非不精致也，只是缺少古气。旧之中最名贵的是先师俞平伯先生转送的曲园老人自画自题刻版印制的信笺四种，其中一种是本篇介绍的“如面谈”。可以设想，身居两地的老友，久不晤，收到用这种信笺写的信，就可以于信中所说的情事之外，兼体味都渴望面对的心情，以及欣赏彩笺的美而雅的韵味。至于后生者如今人，见到这类遗物，就可以远望一次昔人的高风，或不停止于此，进而在人生之道方面吸取一些教训吧。
这教训是，人对人，应该尽量厚一些；如果求美不很难，就不轻视艺术性。还是文不离题，说信笺。由理想起，写信，关系非泛泛的，用意的，最好用彩笺（自然只能用毛笔），写二王一系的行楷。可是过渡到实际，情况就大变。专说己身这个小圈圈之内，先己后人。我几乎不用毛笔写，也就不能用彩笺。原因不少，毛笔慢，不适于急就章，一也；彩笺贵重，过穷日子惯了，舍不得用，二也；三最重大，是字太难看，用佳纸，怕收信的人齿冷。再说写信给我的，前辈的都已仙去，同辈的也所余无几，于是绝大部分就成为中年和中年以下的。
循新世风，常写信，百分之九十九用洋纸印的稿纸，钢笔或圆珠笔。有不少字也新世风，笔画应直而曲，应曲而直，外加喜作仓颉，自己创造形体。近来又有新发展，是不手写而用电脑打；个别的在末尾加解释，是“字太难看，用电脑，请原谅”云云。原谅什么呢？推想是仍然承认手迹亲切。可以推想，也怕，不很久之后，写信，用电脑敲击成为正宗，末尾请原谅的话也就可以免了。如果竟至这样，那就于文稿的阵地不能再见手迹之外，书札的阵地也是手迹的灭亡，而恰在此时，“不薄今人爱古人”的人有机会看到像“如面谈”这类的信笺，会有什么感想呢？也就只能吟诵“逝者如斯夫”之后，落几滴热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