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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散文辑(21)

书籍名:《当年的体温》    作者:王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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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柳青是我见过的最瘦的女娃,像一棵绿豆芽,走起路来飘飘的。她只上一年级,直到我上三年级并离开那个公社,她还上一年级。不过那时她已很少上课了,偶尔背草筐来学校站一会儿,身后是脏兮兮的大黄。

  罗柳青上课老瞌睡,碰得桌子咚咚响。她背书的声音又细又尖,像一只蚊子在肚里叫。有次,她的一颗牙掉了,满嘴是血,老师说:拿来!可她忘了吐哪儿了,全班人一起趴下找,愣没找着。老师狠狠地嚷:牙是牙根掉下的,牙根连命根,要是给长虫(蛇)舔着了,人就没命了。

  罗柳青吓得呜呜哭,怎么哄也不中。我回家告诉了父母,母亲说你送一本田字格给她吧。其实我早就送了,上学第一天就送了。我总共送了5本田字格。

  不仅送了田字格,还送了一块黑袖纱。

  那年,周总理逝世。整个公社都在哭,大喇叭从早到晚放哀乐。

  晚上,卫生院的大人们围着汽灯做纸花,缝黑纱,母亲也给我缝了个小号的。我求她再缝一个,我猜罗柳青肯定没黑布,要是明天全班都戴了黑袖,唯剩下她,她多伤心啊。

  第二天,除了老师,全班就我一个人戴了黑袖。第三天,戴的人又多了几个,但罗柳青比他们都早,她是全班第二。

  “罗锅”死那年,大黄也死了。

  它是被武装部用步枪打死的。那年春,村里传言出了“疯狗”,家家户户都把狗拴上,不让出门。那天,大黄来学校找主人,与民兵们撞个正着,大黄傻,不躲不叫,闷着头迎上去……罗柳青抱着浑身冒血的大黄晕了过去。大婶们气不过,搭了伙骂街,骂“哪个丧良心的瞎了眼,狗都不如……”

  父亲也念叨那条狗。

  父亲常背了药箱去给“罗锅”打针,赶上夜里,一路“护送”父亲的,便是大黄。父亲说,开头还吓一跳,以为是狼呢。

  若狗也分族群贵贱,我想,大黄是最像“穷人”的狗了。莫非它来到世上,就是为了陪主人过天下最苦的日子?

  我几乎从未见它叫唤或嚼东西,嘴永远闭着,像没嘴一样。

  吃公家饭的我不是社员的孩子,按当地说法,是吃“国库粮”和“公家饭”的。在那个清一色贫下中农的地盘上,我为自己的身份倍感耻辱。

  那些敢于光腚墩的农家娃,一年四季脸上挂鼻涕——在我眼里,鼻涕简直是贵族的族徽。虽然在学籍的“出身”栏里,我填的也是“贫农”,但这“贫”比起人家的“贫”,简直就是赝品。

  鼻涕,简直让我羡慕死了,好不容易自己生养出一点,母亲总要“除四害”一样及时灭掉,烦不烦?农村娃似乎也意识到鼻涕的分量,对这黏糊糊的东西很爱惜,竟宝贝似的变出些戏法:让鼻涕尽情地耷拉,耷拉,如大象鼻子威武地甩来甩去,眼看到嘴边了,猛地一吸,嗖一声……再比如,让鼻涕黏在指尖上,绕几圈,猛一弹,便皮筋般射出去,一道亮晶晶的弧,有时命中黑板,有时命中额头(比如我的额头)。

  我偷偷练过这技法,没成,大概鼻涕黏度不够罢。现在想,那会儿,山里娃实在没啥乐子,这也算玩具一种?

  我“吃公家饭”,在学校就成了“极少数”。虽然同样的异类还有几个,可大家都忙于崇拜周围的“大多数”,顾不上结伙。班上的异类就我一个,所以处境很不妙——上课的序幕很隆重,老师先挺胸喊“上课”,班长以洪亮的声音叫“起立”,老师转身,仰望黑板上方的一溜领袖像(画像常变,有时马恩列斯毛,有时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有时就剩毛主席),带头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再呼“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就在鞠躬的当儿,我的板凳上便多了块坷垃头,或草蒺藜、墨水瓶之类的“地雷”。所以,我对“向伟大领袖鞠躬”这事儿总心惊胆颤。

  我常怀念和罗柳青同桌的日子,大概就这原因。在我印象里,班上唯一不欺负我的便是我的同桌,她常在大伙鞠躬的时候不鞠躬,而是猛一甩头,看是否有人害我……我打心眼里佩服罗柳青,不仅是得到了保护,更因为她竟敢不向毛主席鞠躬。

  我绝对不敢。好在老师也不敢,所以她的事从未被发现。

  一天,学校请村里当过兵的老汉来上“忆苦思甜”课,他在忆苦时,说“想当年,红军打日本鬼子……”我在家常看小人书,对革命队伍、敌我名称很清楚,便不知天高地厚地嘟囔:不是日本鬼子,是白狗子……这下闯了祸,下面哄堂大笑,鼻涕从四面八方飞来。一放学,我便被几个大班生围上了,罗柳青突然冲过来:“欺负人?他爸是好人,你们谁没让他爸瞅过病?说啊,有本事说啊……”大伙呆住,她是村里最穷的,她的话最代表穷人,只好听她的。

  最让我为“吃公家饭”羞愧的是那件事——学校下了任务:每个人捐5分钱或一个鸡蛋或两个核桃,支援公社建设。第二天,大伙把东西掏出来一亮,我傻了,多丢人啊,人家都是一个鸡蛋或两个核桃,只有自己手里是一枚锃亮的钢镚。手一松,钢镚在地上蹦来跳去,发出刺耳的声音……大伙吃惊地望着我:你,使钱?

  那天,快放学时,罗柳青才风风火火闯进教室,边擦汗边摸出一个很小的鸡蛋,椭圆的,不太像鸡蛋,还粘着少许血丝和绒毛。她告诉我,为这个蛋,她整整在鸡窝旁趴了一上午。你摸摸,还热哩……她执意要我摸。

  我不敢摸。至今,我仍记着它的壳那样薄,那样软,纸一般。我再也没见过如此脆弱的鸡蛋。

  刘老师新学期,来了个女老师,姓刘。

  刘老师很年轻,看上去和那些该叫姐姐的人差不多。刘老师是县城来的,教我们语文和唱歌。刘老师还把县里一架脚踏风琴给弄来了。

  我们都喜欢刘老师上课,喜欢她的嗓音和酒窝,更惊叹她的手指,在黑白键条上轻轻一抹,就流淌出那么美的声音,还有她来回摆头的姿势,像海浪一样,那时我还没见过大海。大人们都夸刘老师长得好,像电影里的人。

  很快,刘老师成了学校的骄傲,成了公社最出名的人。夏天,刘老师是全公社唯一穿裙子和用手卷扎小辫的人。

  刘老师宿舍前有一棵大榆树。一个周末,我到校园里玩,忽见一个人正踩着凳子,用竹竿够树上榆钱,见有人,她慌忙跳下,竟是刘老师。刘老师的脸刷的红了。

  学期开始,总要发新书。当时有个习惯:新书发下,第一件事便是用结实一点的纸包封皮,到学期末,书面还是新的。有件事便和这包封皮有关,也和刘老师有关。

  过去父母都是用一种作废的医疗挂图替我包。那种纸,正面是人体的生理解剖图,尽是些手臂、血管、心脏啥的,背面则光滑、挺括、白净,包出来的新书漂亮极了。

  这回不知怎的,新书发下几天了,还没包好,母亲说等等。终于,新书包好了,和从前一样漂亮,但奇怪的是,封皮的折角被糨糊粘死了,也就是说,除非将书皮扯破,不然拆不开,母亲说这样牢靠。

  出事了。

  那天下午,学校大扫除。大伙去池塘抬回了水,在教室里泼起来,地面是土夯的,凸凹不平,水一浇,有了水洼。冷不丁,我的书包被谁蹭了下,掉地上,我惊叫,晚了,书皮上全是泥水,滴滴答答……我不知所措,眼泪在眶里打转,有人喊:扯书皮,快扯!七手八脚,书皮被扯下,突然,大伙惊呆了,我也惊呆了:内面是一种妇产科用的挂图!甭说大伙没见过,虽然母亲在妇产科上班,我也从没见过。我又羞又恼,上前去抢,一片哄笑,书皮在天上飞来飞去,昏天黑地中,我和无数个身体缠在一起,摔倒在地。

  刘老师跑来了,气喘吁吁,沉着脸:拿来——刘老师胸脯剧烈地起伏,将东西展开,脸嗖的红了。

  所有的脸都红了。我们耷拉着头,不敢看老师。

  后来,我就第一次坐在了刘老师的宿舍里。

  在那儿,胳膊肘被抹了红药水;在那儿,书又有了新外套,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画报纸;在那儿,我还单独听了一首歌……我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味儿,但不是雪花膏。

  许多年后,一个偶然,我同母亲聊起这事。母亲很吃惊:你还记得?

  母亲说,刘老师第二天就来家访了,担心你心理受影响……“真是个好孩子哩。”母亲幽幽道,不知是说我,还是说刘老师。刘老师只教了一年多就走了。据说考上了大学。

  音乐课停了,学校没人再会弹那架风琴。

  我们问老校长,刘老师上完大学还回来不?校长若有所思,呆呆看天上的云……末了,他舒口气,轻轻说:刘老师有出息哩。

  199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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