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散文辑(12)
凡美的大都简单。只有丑秽的东西才不得不借助混沌与复杂。而简单遇上复杂，吃亏的往往是前者，或许这就是那些美性生命总不幸的缘由罢。
雪是大地上的一湖水银，折射出女子寒冷的腰肢。而驹子们不也是男人的一面镜子么？当她们明净的生命线条纤毫毕呈、淋漓泼洒的时候，岛村们却显出了深沉、虚伪和阴郁的病容，沦为需要照料、施舍和怜悯的可怜虫。
我突然醒悟了米兰·昆德拉的话：女人是男人的未来。
为什么雪之性情和本色唯独为女子所吸收？为什么岛国的男人却不行？
我终于发现，无论是皑皑之雪，还是哀哀之樱，它们——她们灵魂的内涵、气质和辐射出的精神光泽，的的确确都是“女儿性”的——那种婴儿式甜柔的白、那种孕妇型的宽容善良、那种母腹才有的温软与宁馨……而男性不同，其混沌的天性确应了《红楼梦》里的说法。那泥沙俱下的秉质决定了男性世界的诡秘与浑浊。
在这个世界上，女人常常因简单而成为受害者，但她们并非人性的失败者。失败的是男人，沮丧的是男人，求饶和求助的是男人。她们因宽恕和搀扶反而才受害的。
女人是脆弱的强大，男人是强大的脆弱。
女人是雪中的白，而男人是雪中的惨白。
我突然觉得川端真是一位美好的老人。他不惜背叛了自己的性别利益，盾牌似的站在了善良、简美和雪的一边。
他是个唯美者。一个值得女性信赖的为数不多的——父亲般的男人。
1996年12月
（二十五）蝴蝶·美性·遭遇
我只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的人。
——帕斯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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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像白天的光线一样明亮和美好，像蝴蝶一样不能自卫和朴实。”那天，在翻阅一套拉美丛书时突然撞见了这个句子。作者是诗人何塞·马蒂。他还说：“他唯一的力量就是他的心。”
我激动不已，仿佛为一束神秘的灵光所触醒，是呵，是呵，美性的生命不就是这样么？简单、纯净、清澈、皎洁……却无法自卫。美却无法自卫。
因为它唯一的力量就是它的心。
像蝴蝶，像鸽子，像琥珀，像苹果花和少女的心……她们手无寸铁，善良的心从不含刀子。
这决定了崇高和美的东西容易受伤。
在实用主义的生存竞争和外部冲突中，美显得过于纤细、精致，过于轻盈和虚缈了。她无法抵御粗暴的进攻，拿不出防卫的招数，更不具备逃跑的速度。她的简单、她的温美、她的宽容，皆显那般柔弱、那般招人怜惜和爱悯……在凶狠的物质与肌肉面前，她的尊严、聪慧，甚至强大的灵魂都常常束手无策。
但美不会自暴自弃。美仍是美，她不会因条件反射而动摇本色而沦为生命的叛徒。
所以亿万年后，蝶仍是善良的蝶，除了美丽的飘须更悠长更灿烂，她仍生不出牙齿。光线依旧是正直的光线，它不会折弯，不会被狂风拐走。
每次看《动物世界》，每次注视浩瀚的大草原：蓝天白云青山，漂亮的斑马，呼啸的鹿阵，宁静的鹤群，一队队步履舒缓的大型食草动物……我常隐隐动容，陷入深深的迷醉而不自持——为那世代相传的生命之简单、敦厚，之温良与坚忍……为那天性中永不可夺的生命欢乐和爱意——哪怕狮子随时会将其美丽的肢体撕碎、舔净。
宁肯毁灭也不能被打败。即使被伤害过千万遍也不试图去伤害……永远的流浪。永远的奔驰和生生不息。永远的自由与和平。永远的美学散步。
我含泪祝福你们。
每当这些遥远的画面丝绸般徐徐从荧屏前流过，我脑子里总闪出荷尔德林那个音乐般的念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这诗意必定和简单、天然、纯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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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种“美—蝴蝶”的印象又在朱光潜那里被证实了。他说：“它不是会反抗的，似乎总是表现爱与欢乐，唤起我们的爱慕。”
这“我们”无疑当是“美”的同类，是艺术者和艺术的对象，是写诗和不写诗的诗人，以及彼此深爱的男女与母子。
有一现象：几乎所有艺术家在咏美的同时总忍不住去歌颂女性和儿童，在厌倦了世俗的混沌阴暗后却把深情和眷恋撒向妇女及她的孩子——那一张张因简单而迷人的脸。这并非偶然，因为男性正是物质社会的主宰，是世俗权力的中心，是政治与战争的制造者，而女性、自然和艺术总是被逼至边缘，被冷落、虐待或打入另册……对现实的失望无疑隐含着对男性权能的鄙夷，因此以亲近艺术的态度和方式来关怀女人也就不足怪了。像但丁、歌德、拜伦、雪莱、普希金、托尔斯泰、叶赛宁、罗丹、贝多芬……乃至米斯特拉尔这样的女性，莫不如此。
尼采在《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中提出“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最后狮子如何变成小孩。为什么理想人格竟以儿童为象征呢？尼采写道：“弟兄们，请说，狮子所不能做的事，小孩又有何用呢？为何掠夺的狮子要变成小孩呢？——小孩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原来如此，尼采肯定的是一种以简为美的心灵童贞，一种天然无忧的生命自由，一种返璞归真的精神索引；而骆驼的负重和狮子的掠夺，作为生存的附庸价值，则被淘汰。因为其满足的仅是食欲和物欲，而非生命的内在要求，其关心的仅是吃饭，并非灵魂的安置和投宿。
尼采其实在说：儿童状态将成为人类上升的指南，艺术必将取代争夺、美性必将取代物性——催生未来的世界。
儿童乃蝴蝶的化身，乃艺术心灵和理想人格的化身。他纯真的逻辑、清澈的幻想、道德本能和自由天性，以及不能自卫……都彰显着生命美学的最高特征。儿童和女性一道成为艺术家描摹和崇拜的肖像体。古希腊神话中一切美神皆是以她们的形象出场，少女、母亲和孩子。
歌德唱道：“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
这女性便是艺术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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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于美毕竟是少数人的事业，乃艺术家的寂寞私生活。自古希腊唯美时代开辟以来，浩淼时空中的艺术家如星辰一样多，但若将其洒播到每一座世纪之城、时代之乡中去，则又像太阳黑子一样少，形影相吊又彼此遥远，看不见，亦闻不及……美性生命是那样简单、纤弱，世态却那般复杂、诡秘，其遭遇可想而知了。孑然的身影，微渺的呼喊，瘦削的臂膀划着没有螺丝的生存纸船，在现世的惊涛骇浪中，随时可被腰斩被撕碎……简单之于复杂，纯净之于混沌，精致之于粗陋，很多时候，犹如女子遇上强盗，书生遇上兵痞……美性生命被世俗力量联合剿灭的例子太多了。
最不该忘记的是普希金。1837年1月27日彼得堡郊外的雪地里，那场梦魇般的决斗不就是俗恶对天才的一次集体谋杀吗？除丹特士这个无赖，凶手不也包括那些极力挑唆和泼脏水的旁观者么？诗人的青春傲气在一场器械赌局中被轻易掐灭了，这不仅是俄罗斯最死寂的时刻，也是上帝和缪斯女神的巨恸。一百年后，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用无限凄凉的语调回忆：“我所知道普希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被人杀害了……丹特士仇视普希金，因为他自己不会写诗。”是啊，因为很多人不会写诗，因为丑敌视美，因为平庸妒恨天才。李康在《运命论》中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非之。”理由很露骨：就是你和大家不一样，你是异类，你太骄傲。一言蔽之，谁让你臭美来着？
美从来就是孤立的，从来就处于险境中。他要抵御那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妒忌、奚落、刁难、恫吓与构陷……不仅精神上的挤兑，有时还遭遇突如其来的暴力戕害。阿基米德不就被破门而入的罗马长矛刺穿了吗？他虽不失尊严地请求肌肉发达的敌人：“等一等，让我把活儿做完……”回答他的是冷蔑的寒刃和迸溅的血光。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愕然、疾厉，来不及抗拒，来不及留言……以博学著称的天才即喑哑了，像被狂风吞没的灯盏。阿基米德那大睁的瞳孔留给后世的，是绵延几千年的人性哀鸣和文明债务。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精致的生命竟被如此粗陋地敲响丧钟？
这是物质对精神的不屑，罗马意志对希腊童话的绞杀。
再如尼采、梵高、莫扎特、塞万提斯、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潘恩……他们的孤独潦倒与身后的光荣煊赫多么不对称。在艺术和美的贡献上，他们不愧为时代的璀璨星斗，但在尘土飞扬的市街上，却蓬头垢面、步履蹒跚。结构简单的生命时时碰壁、处处蒙羞，就像梵高那只天真的缠纱布的耳朵……在现实的诡谲、龃龉面前，美和才情竟招致了那么多的敌视，颠沛流离，格格不入，永远过着异乡人的生活……其寿命一般很短，不及常人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当莫扎特的《安魂曲》响彻全世界的时候，人们不是为其“尸骨何在”吵得面红耳赤么？
实在忍不住了，有人愤愤说：人类只会分享天才，却从不保护天才。这让人沮丧，但并不让人绝望。因为，真正的艺术从来即排斥舒适的，苦难，尤其精神苦难早已成了天才生涯中必不可少的剧情和元素——即使这苦难超出了肉体的承载极限。一旦肉体陷于舒适，便是灵魂被出卖之时。
尼采曾概括自己的生命行踪：“像一缕青烟，去把寒冷的天空寻求……”（《最孤独者》）是啊，寻求……在寒冷中升入更大的冷，如扶摇直上的蝴蝶……直到躯体被冻僵，覆上天国的雪花。
仰望星空时，我常有这般感觉：它们，那些明澈的星子，分别会是谁呢？尼采？梵高？莫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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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有言：“只要你是简单的，这世界就是简单的。”
这不愧为一个令人鼓舞的说法，仿佛说：只要你是蝴蝶，世界即花园。
对实用者而言，它过于诗意和超验了，或视为一个唯心主义语言花瓶。
这花瓶却极宝贵，因为它亮出了信仰的根蒂：信仰就是愿意信仰，简单就是宁肯简单，美就是选择了美……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一切那么干净、彻底。我想起基督徒的一句话：上帝只为爱上帝的人而在。
美的生命皆以简著称，其载体像易碎的花瓶，质地纯粹，结构简单，不捆绑任何利益……它无力自卫，唯一的力量就是心，就是灵魂的光与热。
毁一只花瓶是极容易的，连一群苍蝇都做得到，但要将美性从世上抹掉，却是任何技术都完不成的。
因为更多更鲜的花是植在“蝴蝶—艺术家”心中的。谁能将它拔出拔光呢？
如此而已。
1996年11月
（二十六）女性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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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最美丽和宝贵的女性气质是什么？
坚毅、决绝、忠诚、牺牲的勇气？不，不仅仅。因为男人同样有，更应该有。看苏联电影《这里黎明静悄悄》，姑娘们留给我的不单单这些，当下沉的李莎从沼泽中仰起脸最后一次注视太阳，当不愿拖累同伴的丽达把枪口对准自己……不，不仅仅这些，那值得她们用生命去诠释和演绎的，不仅仅这些。还有别的，更重要的。
尤·邦达列夫在散文集《瞬间》中，有一篇名为“女性气质”的短文，描述了卫国战争期间一次对女性美的感受——“我永远忘不了她那低垂在无线电台上的清秀面孔，忘不了那个营参谋长隐蔽部……我在快要入眠时，透过昏昏欲睡的迷惘，怀着一种难忍的愉快，看见她那剪得很短的、孩子式的金黄色头发周围有某种发白的光辉。”
在一片由男性躯体构筑的血火工事里，“女战士”，一幅多么神奇的剪影！一盏多么鼓舞夜色的灯！她足以让苦难和牺牲变得可以忍受，让焦土与黑雪难掩生命之春的勃发，让激战前的搂枪少年不再因恐惧和迷惘而大睁着双眼——从此，让他久久不能入睡的，是姑娘的羞涩，是她逼人的体温，是完全不同的异样气息，是白天她有意无意的一瞥或浅笑……在这座钢筋水泥的掩体里，她，一朵蝴蝶样的柔软，掀起了大片喧哗，像石子落在水中，像一粒芽冲进了泥土。是她，悄悄把一味粉红色的迷幻埋进那些厚实的胸膛；是她，让每个喊着“报告”受令或完命而来的人，眼神里多了一番焰火般的急切搜索……更是她，让一位受其目光送别的出征者，突然有了一份幸福的豪迈、一种惊人的战斗力、一股暗暗抱定的决心：一定把胜利带回！即使不能亲自，也要托别人捎给她……让她骄傲，或者怀念。
她安静的存在，对粗犷的生命们来说，是一种奇妙的从感官到精神的抚摩，一抹麝香般的温暖，一股芬芳与甘泉之饮……既暧昧，又纯粹。
她是大家的女神。“喀秋莎”女神！
一天黎明，不幸发生了——当3个德军俘虏被押进隐蔽所时，“我突然看见，她，无线电报务员韦罗奇卡，慢慢地，被吓呆似的，一只手扶着炮弹箱，从电台旁站起……”当其中一个献媚似的冲她笑时，“她的脸猛一哆嗦，接着，她面色苍白，咬着嘴唇走向那个俘虏，仿佛在半昏迷的状态中，她侧身解开了腰间那支‘瓦尔特’手枪的小皮套。”
一声闷响。惨叫。倒下。
“她全身颤抖……双手掐住喉咙，恨不得把自己掐死，歇斯底里地哭着，抽搐着，喊叫着，在地上打起滚来。”
作为侵略者，她清晰地认得他：该死的！一个被无情诅咒的家伙。而作为俘虏，一个无法再构成伤害的人，他却是陌生的。现在，这个陌生人遭到了袭击，即将死掉。
她骤然变了。
纤细变成了粗野，恬静变成了狂暴，小溪发作成了洪水……那枪声无情地洗劫了她的美，惊飞了她身上某种气质，也吓傻了所有对她的暗恋和憧憬。仿佛瓷瓶褪去了光芒，沦为了黯淡糙坯。
大家痛心地看到：一盏曾多么明澈的灯，正在被体内的浓烟吞噬。像一只昏迷的动物在自我肉搏。这绝非战斗，而是撕咬，是发泄，是报复。
她成了一个病人，让人怜悯的病人。她甚至有了一幅敌人的模样——那种凶悍的模样。
“此时此刻，这位苗条的、蓝眼睛的姑娘在我们面前完全成了另一副样子，这副样子无情地破坏了她以往的一种东西……从此，我们对她共同怀有的少年之恋，被一种嫌厌的怜悯情绪代替了。”
愤怒，像一股毒素，会顷刻间冲溃一个女人的仪容，会将光洁的脸孔拧出皱纹，让安然的额头失去端庄。
她不再是一个完美女人，不再是一名战士。战士是不会向一个手无寸铁者开枪的，她破坏了子弹的纪律，背叛了武器的纯洁性。现在，她只剩下了一种身份：复仇者。
无论再深刻的缘由，已无济于事。
“谁都不知道，1942年在哈尔科夫附近被敌人包围的时候，她曾被俘，4个德国兵强奸了她，粗暴地凌辱了她——然后侮辱性地给予自由。”
“她出于仇恨和复仇之心确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可是我们，在那场神圣的战争中问心无愧地拼杀过来的人，却不能原谅她。因为她向那个德国人开的一枪，击毙了自己的天真柔弱、温情和纯洁，而我们当时所需要的，正是这种理想的女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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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女人气质？
细腻、温润、母性、单纯、宁静、无辜、柔软……这是士兵邦达列夫的全部答案？
我想，不仅仅。它们仅是一种天然性征，一种哺乳气质，一种由生理焕发出的美德。这是日常和通俗意义上的气质，而非战争环境中最宝贵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