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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序言 我在,我们很近

书籍名:《当年的体温》    作者:王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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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总感觉,这跨度仅相当于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生物钟恍惚,不能如实地体察光阴,会出现这样的矛盾:一个人童心未泯,而心灵之外的器官早已背叛了年少。这是个让人伤感的落差。

  很少有事让人变成自己的历史学家,编个人文集算是一个。你要盘点一下精神身世,这些年都做了什么,路有多长,书有多厚,梦有多远……我的写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集体理想主义即将落潮的前夜,一个纸质阅读和笔写的年代,精神也是手工的。写得慢,写得用力,刻石一般,但不妨碍写得澎湃,写得激情浩荡。从上世纪末被称为思想界“新青年”,一晃十叶春秋,每个人都在移动,都在成长和脱落,青年已不敢再称,黑马也渐渐额白……互联网来了,博客和信息共享时代来了,资讯空前繁荣,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机会,都有成为作家的潜力和资质。精神资源的私有化年代一去不返,彰显和言说勇气的岁月也差不多结束,很多人都比当年“新青年”更新锐,思考力和感受力毫不逊色……我在想,哪些表达非我不可?一次写作怎样才成为必要、必需和非你莫属?

  新的年代,灵魂出口丰富了,精神义务和生命职责也有了更多承担方式,写作不是唯一。我渐渐慢了下来,在投身媒体和公共职责之余,我选择了阅读生活,也体会到了做读者的乐趣和幸福。

  还有,我失去了最亲密、最隐蔽的读者:父亲。

  我是不知不觉中失去的。现在,我还会出现幻觉:他还活着。他是医生,怎么会死呢?我——这个和父亲那么亲近和相像的人,活得好好的,他怎么会不在了呢?

  我常常忘了父亲去世这件事。

  把父亲独自留在山冈的那个傍晚,回城的车灯将路照得雪白,我心里低低地说,对不起,父亲……只有那一刻,我确信父亲不会出现在家里了。

  老家的院里,两株石榴,一树红,一树白。那年夏,花开得汹涌异常。即要返京的那个下午,我站在院里,对妻子说:今年的花开得真好……我似乎忘了父亲的事,忘了这些花失去了最重要的照料者。往年这时候,给家里打电话,末了都忘不了问父亲一句:石榴花开了吗?

  我不承认死是虚无。它只是一种不做声罢了。

  父亲走后,一本新书问世前后,我都会强烈地想他。父亲从不当面看我的书。母亲告诉我,我离家的这些年,父亲每晚都看我的书。我知道,父亲是想知道这个从小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的儿子在想什么,走出了多远,然后用他60多年的风风雨雨判断儿子说话的风险……所以,出版这套文集,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父亲,心里的献辞也是“献给我的父亲”。

  北京是个能把所有人还原成正常人和普通人的地方,这对隐身、对平息内心的骚乱很有用。

  有人问,一个作家介入新闻职业是什么感觉?

  我想了想:就是每天醒来——觉得全世界都和你有关系。这感觉有时很好,多数时很糟。其实,自由,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能选择哪些事和自己有关或无关。但这行当不行,每天都要把自己献给全世界,时间长了,生命和精神便陷入了被动,我称之“被动性人生。”

  这职业还有个毛病,就是:天天和全世界对话,唯独不和自己对话。

  7年前,做央视深夜节目《社会记录》,我有个初衷:以生活共同体的名义——在与世界对话的同时确保和自己的对话,寻找每件事、每个人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寻找命运和命运、人生和人生的相似关系,寻找有“精神事件”品质的新闻事件……我觉得,深夜是内心的掌灯时分,是灵魂纷纷出动的时候。相反,白天,灵魂在呼呼大睡。一个深夜节目,若顾不上灵魂,就没了意义。

  现在看来,该新闻观是有私心的,那就是我太担心在这种“被迫和全世界打交道”的职业中丢了灵魂。CCTV最大的弊病不是没有真相,而是没有灵魂。灵魂,恰恰是生命最大的真相。

  包括职业技能最好的主持人也只忙于和全世界对话,从来不和自己对话。

  一个人连自己的真相都顾不上、都搞不清,能指望他说出别的什么真相?

  有灵魂的人,一定时时不忘和自己对话。这样才有机会、有能力与别人对话。现在,几乎没有好的对话节目,这是原因之一。

  我一直不敢忘记文学的原因也在这。文学是灵魂的农事,自古就是。但我永远不会把文学当职业来做,好东西一定都是业余的,或者说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爱情是业余时间里的事,老婆孩子也是业余时间里的事。

  这些年,一定还发生了很多事,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这几年,可能我写得实在少,便有朋友找来一些“民意”给我,你看你看,那么多人还焦急找你的书呢,更年轻的一代上来了,他们还喜欢、还需要你,写,赶紧写……于是我惶恐,哦,是的,或许是的……其实,我已攒了上百个标题和写作片断,我想把它们写好,写得“手工”一点,所以慢,磨磨蹭蹭。

  谢谢那些从未谋面的读者,你们的目光我收到了,你们在网络上留言,打听下落,传阅旧书,寻觅新作,责怪我为何不建一个博客……这样长的期待和追随,我受宠若惊。

  被那么多抽屉和掌心收藏着,我非常温暖。我会不辜负。

  还要谢谢李伦和《社会记录》的同事,他们参与了我近年最主要的日常生活。与之一起,我见证了一个理想主义电视栏目的诞生和谢幕。我至今仍清晰记得那年夏天李伦夫妇在凌晨车站迎我的情景,他对着手机喊,你看见我了吗,瘦瘦的,旁边站一女孩……其实,我差不多已撞上他了。

  是啊,许多年过去了,大家依然瘦着,一点没变。

  和许多不变的人生活在一起,感觉很好。

  2008年10月拟2010年6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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