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剪刀奔跑(6)
阿格尼丝压抑了很久的仇恨，像一条死鱼那样浮上水面：“哼，波士顿的牛人，我倒是还能够想起你当年的样子，那时你还个五岁的孩子，整天缠着我要吃爆米花。”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说，旁观芬奇一家人争吵，就像看一部色情电影一样令人心痒难耐。它使得我们急于在自家里如法炮制，一试身手。
“哼，没错，你就是个该死的劣等母亲。”当天晚上回去，我或许会这样冲着妈妈喊叫。
“那么你呢？你是个自私透顶的混帐儿子！”
即使芬奇大夫不是坐在扶手椅上，竭力为大家的表现鼓掌的话，他也会不失时机地大声怂恿。“太棒了孩子们，就要这样发泄你们的愤怒，”他的嗓音盖过了屋子里的噪音，“发泄出来，发泄出来，都发泄出来！”
我有一个亲哥哥，年龄比我大七岁，有了他我的生活才变得完整。我始终怀疑，他的人生是不健全的，缺少某些本质的东西。他不必经常去电影院，就可以保持活力，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当我试图告诉他，我将来要创建一座美容帝国时，他总是建议我最好做一个管道工。我哥哥——特罗伊，不像家里的其他任何人。他不像我妈妈那样，经常陷入疯狂的状态，也不像我爸爸那样，总挂着一张比油漆马路还要阴暗十倍的脸。
而他也无法理解，我为何重视所有与众不同的事物，或者是闪闪放光的东西。
有的人认为我哥哥是个天才。有一点确定无疑：他能够给电冰箱那么大的计算机安装程序，当时他才有十二岁。到了十五岁那年夏天，他就能从A到Z，逐条地阅读大百科辞典。不过，我不认为他是什么天才。我觉得他的人生缺少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明星素质。
“听我的好吗，让我帮你把胡子剪掉，你看上去就会更帅，就像大明星里梅杰斯。”我手里挥舞着剪刀对他说。
“呃？”他嘟哝着说，“那人是谁？”
我哥哥和别人沟通，通常只用这一种方式，就是低声嘟哝，或者鼻子里“哼”地一声，表示不屑。你可以想象，这或许是来自于某位远祖的恶习。
如果在饭店里就餐，招待员把菜单拿给我们时，他会从正在阅读的技术手册上抬起头，几乎是不假思索，声音响亮地说：“我要一块肉饼，还有五杯冰镇茶水。”事实上，他说出这句话时，服务员小姐刚刚走到桌子跟前，还没来得及说：“您好——”
我妈妈把我哥哥这种相当粗鲁的个性，归结为我爸爸低劣的教育所致。“可怜的特罗伊，”我妈妈说，“都是他那个该死的狗娘养的爸爸，让他的心破碎了，害得他简直不会像正常人那样说话了。”
我哥哥会看看我，嘟哝着说：“我看上去，真的那么糟糕吗？”
我说：“嗯，反正你不是太精明。”
对我来说，他倒不是特别令人沮丧。他似乎没有任何情感，有的只是恶作剧和幽默感，却要把他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以牺牲别人的感受为代价。
有一次，他深更半夜给我爸爸打电话，告诉他我被抓起来了，因为我喝了酒，在北安普顿大街上到处游荡，需要从监狱里保释出来。我爸爸很是震惊，不过也不觉得有多奇怪。等他穿了衣服，拿上钱包以后，我哥哥又把电话打过来，告诉我爸爸这是个恶作剧。“特罗伊，以后别再开这种玩笑了！”我哥哥嘿嘿地笑着回答说：“好吧，以后不这样了。”
十六岁的时候，他从我们住在利弗雷德市的家里搬了出去，所以，他从来没有和芬奇大夫家里的人打过交道。他见过他们，认为他们全是疯子。他也认为我们的父母是疯子，而且尽可能地远离他们。他为KISS摇滚乐队设计电子吉他，因此我对他有着某种敬畏之情。
有一次，他还让我作为乐队歌迷的一员，和他们一起随队旅行。他们在纽约的拿骚体育馆表演，而我哥哥不仅为我全程买单，他还开着一辆白色加长型轿车，特地到机场接我。
我可以坐在舞台附近，看着乐队抓紧排练。我看见了他们没有化妆的样子，还看见乐队主唱保尔·斯坦利在打手提电话，他的手机足有半自动突击步枪那么大。
在此期间，基恩·西蒙斯曾走到我跟前，开玩笑地说：“你好，小家伙，想看我不穿衣服的样子吗？”
我诚恳地告诉他：“是的。”
他笑了起来，脱下了牛仔服，这样他就可以换上表演服了。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直到他向我做出一个滑稽的表情，然后走到舞台的麦克风前面。
有时候，我哥哥会驾车到六十七街接我。有一次，他开来了新款的福特汽车。我坐在褐色的天鹅绒座位上，他告诉说：“这辆汽车的音效是四声道，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当我摇头说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把一大堆冗长的技术术语兜售给我，告诉我四声道音效背后的科学原理。确切地说，他完全是从声音工程学的角度向我做出解释，然后他问我：“你现在明白了吗？”当我再次摇摇头，表示不理解时，他只好耸耸肩，说：“唉，或许你的脑袋就是不太够用啊！”
他不是故意损我。我确切地了解这一点。在他看来，可能我一出生就有些弱智，所以我就很难理解那些在他看来，完全是再简单不过的理论。
芬奇大夫曾经多次努力，试图让我哥哥接受治疗，但无济于事。我哥哥顶多是有礼貌地坐在大夫的办公室里，粗大的胳膊搭在沙发后面。他嘟哝着说：“我不理解，为什么我需要接受治疗，我又不吃沙子。”当大夫向我哥哥指出，家庭冲突会影响到家里每个成员的时候，我哥哥还是嘟哝着说：“不，我很正常。”
因此可以做出假设：我哥哥的脑子出了大问题，治都治不了了，我怀疑他可能有严重的性格缺陷。
我知道，事实可能更加糟糕。我哥哥从出生起，就没有兴趣，也没有欲望成为正常人。“你不能就这样出现在公共场合。”我说，因为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他穿的鹅黄色的羊毛裤提得很高，几乎到了他的乳头附近，而他上身那件黄绿色的马球衬衫却短得可怜，只有正常衬衫的三分之一。
“呵呵，我这样穿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它们多合适我啊。”
我哥哥真是令人失望。对于流行文化，对于审美趣味，对于人情世故，他绝对是个门外汉，没有概念，也没有感觉。如果你问他女影星戴博拉·瓦格妮是谁，他会回答说：“她是不是芬奇大夫家里的另一个变态？”可如果你让他解释粒子加速器的工作原理，他会滔滔不绝地讲上好几个钟头，他甚至可以用他的技术铅笔，当场为你画一幅线路图。
这让我痛心疾首。
“你知道吗，强烈的光线会伤害你的眼睛，”我说，“要是你把遮阳镜片去掉的话。”我是说他的近视镜上方三英寸厚的黑色遮阳镜片。
“呵呵，那东西是个累赘，还是简单些比较好。我喜欢现在这种效果。”我哥哥说，“近视镜就是近视镜。”
我哥哥有着别具一格的爱憎。通常说来，他喜欢上什么东西，就会疯狂地喜欢下去，喜欢到饱受伤害为止，然后才有所提防，提高警惕。在他邂逅的所有生物中，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不管是猎犬还是精神病医生，哥哥都一视同仁。举凡能够影响他的人，大都有着发达的头脑，高明的把戏，或者能为他提供一大堆美食，惟其如此，才会赢得他的欢心。要是我哥哥觉得他认识的人毫无价值，他会对对方完全置之不理，就像他对待大夫一家人以及我父母的态度那样。
他没有什么情感和社会关系的束缚，这让我妒忌得要命。我时常苦恼于自己受制于乌七八糟的人际关系，而我哥哥却摆脱了令人苦恼不堪的社交负担。
不知为什么，他非常喜欢火车。他会开着他的汽车追赶火车，一追就是几个小时，而且沿着轨道与火车并排行驶。不管前面是否有通畅的道路，他始终追赶不懈。“紧紧咬住！”他对他的汽车大声吼叫，他雄狮一样的嗓门，简直可以盖过汽车轮子碾轧在碎石路上发出的轰鸣。“我们一定可以跟上它，不被火车甩掉！”
我哥哥也喜欢汽车，他喜欢把汽车部件拆卸下来，然后又把它们组装到一起。一般来说，这倒是蛮有趣，不过有时却领当别论——那是在我们都还小的时候，他喜欢在起居室的地毯上摆弄这件事。
“我的天，特罗伊。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把童车拆得七零八落，而且是在起居室的地毯上，你不可以这样的。”
“呵呵，”他嘟哝着说，“为什么不可以？”
对他来说，一张地毯实在不算什么，充其量只是个工作平台，而且，它的白色质地具有显著的优点——有了它做背景，发动机黑色的、油腻腻的细小部件，就很容易找到了。
我经常想念我哥哥，动辄就想见见他。我希望他来接我，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可当他真的来接我，并且把我带走时，我很快就感到厌倦了。在公路与铁路交接的十字路口处，我盯着货运列车末节车厢的红色信号灯，盯得心烦气躁，我的胃开始咕咕地叫，而我哥哥也变得沉默少言。他顶多是说：“看，货车拉得东西真多。”
“我就想过一种特好的生活，你知道吗？”我说。我透过鸭舌遮阳帽的镜片，审视自己的发型。
“你想说什么？”
“你知道，我希望受人关注，我可不想一无所成。”
“呵呵，”他嘟哝着说：“那你可以做一个管道工，人们总是会注意他们的。”
因为我哥哥不需要父母的陪伴，所以和我不同，他不会因为父母的存在而倍感折磨。“我可以和他们在一起，也可以离开他们。”他经常这样说。
有时候，我会大声嚷嚷：“我恨该死的爸爸，他不给我钱买吃的，也不给我打电话。他不想和我一起做任何事。我真想用一把切肉刀戳进他的肚子！”听了我的话，我哥哥面无表情、直截了当地说，“是的，他这个人一钱不值。”
在我整个一生中，我哥哥一直是我信赖的人，尽管我们之间似乎根本没有共同点。可我知道，他是我可以依赖的可靠的亲人，他像数学公式一样可靠。
许多年以后，他被诊断出患有轻微的自闭症，学名是阿斯伯格斯综合症。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何那样痴迷于汽车，还有他独一无二的讲话方式，他愣头愣脑的个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大脑似乎处于痴呆状态，却有着相当发达的智商；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缺少兴趣，不愿和我彻夜讨论《铿锵三人行》之类的肥皂剧。
有时我很想知道，要是我的父母能带他去看医生，而不是坚持认为他天生性格冷酷，在情感方面具有某种缺陷——要是那样的话，我哥哥的人生是否会变得更舒服、更快乐呢？
不过，我也会提醒自己，我的父母的为人太过挑剔，在选择大夫方面尤其如此。弄不好，被他们误了哥哥的终生也未可知。
想到这些，我就情不自禁地为哥哥感到庆幸，因为表面上看，他的确遭到了忽视和冷落，实际上，他却不自觉地得到了保护。
很长一段时间一来，尼尔和我过从甚密。我们一起聊天、吃饭，或者光顾电影院。有时候，我们踏着夜色归来，他会拉着我的手走路。这是我们之间最亲密的举动了。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我讨厌男人对我过分亲近，肌肤之亲非我所愿。我崇尚“精神恋爱”，柏拉图式的爱情，仅此而已。正因如此，尼尔经常挖苦我是“伪同性恋”，甚至根本就是逢场作戏。不，连逢场作戏也没有，这是他的看法。
有一次，他试图拥抱我，甚至把脑袋顶在我的脑门上，我感受到了他嘴里喷出的热气，就像我妈妈洗衣篮里那只吹风机一样。我感到难以忍受，极想呕吐。我奋力推开他，破口大骂：“妈的你疯了！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有毛病的是你吧？你是同性恋，呃？你是狗屁同性恋！”他的脸胀得通红，情绪显然有些激动。
“如果你再敢这样，我就对你不客气。我还会报警你信不信？还有，要是你以后还这么对我，以后我们就别再来往了，我说话算话。”
我的口气非常坚决，我本以为他会拂袖而去，可他却屈服了下来，开始向我陪不是，说他一定改邪归正，下不为例，我也就原谅了他。不管怎么说，既然在情欲方面我对女人毫无兴趣，反对男人极有好感，那就说明我终究是个同性恋。我拒绝接受尼尔的亲昵，恐怕只是我年龄还小，在心理上难以承受某些行为罢了。
可是，一周后的一天，他再次对我不敬了，把他的许诺丢到了九霄云外。
那天我到了他的家里，他给我看了他过去的照片。他小时候的确非常可爱，长得眉清目秀，“就像个可爱的天使，肯定是人见人爱喽。”我半是认真、半是开玩笑地恭维他。
或许这句恭维给了他勇气，他再次抱住我，试图亲吻我。我的身体被他压到床板上，我挣扎着，照片散落到地板上。
坚硬的床板硌得我差点叫出来，我抽出一只胳膊，用力给了他一记耳光，“啪！”
我起初不敢抬头看他，我的手掌似乎都被打痛了。
“你！你这个小畜生，小混蛋，你可真下得了手！”
我抬起头。他捂着脸怒视着我，嘴唇有些发抖。
他的眼神让我有些怕，我怕他报复我，我几乎屏住了呼吸。
“你出手真狠啊，我的头像要裂开了。我恨你！”
这句话让我感到别扭，同时又觉得轻松起来，我知道他不会对我怎样，我吐了一口气，又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对不起，我的手也很痛，我是不自觉的。我不是故意要那样的，可是你知道……我真的不能接受。”
他再次靠近我，他的脸离我的脸很近，几乎是零距离，我们鼻子对着鼻子，眼睛对着眼睛。
他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说：“现在，你还以为你是个同性恋吗？胡扯，狗屁，屎！”
我还是躺靠在床板上，我眨眨眼睛，说：“这不关你的事，小子！”
他把我拽起来，让我坐到床上。他叹了一口气：“算了，是我不好，忘了今天的事吧。他握住了我的手，“你的手……没事吧。”
这话可真滑稽啊！不过我却有些感动，我微笑着摇摇头，没有回答。这时，我看到他长满胡须的嘴角也出现了笑容。
他站了起来，不自觉地用手摸了一下右侧的脸，那是挨了我巴掌的一侧。
我问：“还疼吗？是我不好，对不起。”
他苦笑了一下，弯下腰，开始捡起地板上的照片。“你看过这张没有？”他举起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二十多岁的样子，浑身晒得黝黑，正在公园里荡秋千。秋千荡得很高，仿佛要从画面上跃出，而他深邃的眼睛似乎专注地盯着我。
“你在哪里照的？”
“纽约。”他说，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我们开始讨论其它的照片，他好像不再生我的气了。
他站起来：“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去。”
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摸出一盒香烟。他的后背冲着我。通过薄薄的背心，他结实而隆起的脊柱显露无疑。要是我猛地冲过去——我认为，我可以把我的两只手戳进他的身体！我也可以对准他的脊柱伸拳猛击，或许我可以打碎它，或者让它断成两截；要么破碎，要么断裂。
我感到我的脸上热辣辣的。
我真的有些恨他，恨他违背我的意志，欲行不轨。
他转过身：“想抽烟吗？”
“好。”
“给你。”他把那盒烟扔给我。
我从里面取出了一支，夹到我的嘴唇间。他带着打火机走过来，帮我点上。
我狠狠地吸了一口，香烟刺激了我的肺部，不过我觉得很舒服。我让烟雾从鼻孔里喷泄出来，就像一位电影明星似的。
我有些迷茫，有些心痛。我感到自己身陷迷宫，我穿过无数道门，进入无数个房间，却永远无法离开那里。
尼尔打开了衣橱的拉门。我一眼就看到一大堆衣服和衣架，挂衣竿一侧的钩子上挂着一台照相机。他拿出照相机，对准我准备拍照。
我抹了一下发型，挺直了身体，随着“喀嚓”一声，闪光灯闪烁了一下。
他又盯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我们走吧。”
我们走到楼下。住在他隔壁的那个姑娘坐在沙发上，一边吸烟一边看电视，烟头扔得满地都是。直觉告诉我，他和她有暧昧关系，不过眼下出现了危机。“你好，亲爱的，”她对我说，“你多大了？像是有十七岁了。”
“十三岁。”我告诉她。
她很胖，她胖得足以使我相信，她一直都这样胖，而且将永远胖下去。当她把香烟举到嘴边时，我看到她的手指肮脏而粗糙，而且被她咬得千疮百孔。她的头发凌乱不堪，披散到肩膀上，颜色焦黄，就像枯草。她脖子上戴着一只精致的链子，上面挂着一个很小的镀金十字架。相对于十字架而言，她的身体太过庞大了。
“想喝啤酒吗？”她问。
我摇摇头。她给我的感觉，是那种和很多男人有过不寻常关系的女人。我很想问问她，被男人亲吻究竟是什么感觉。
尼尔说：“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得把他送回家。”
“顺便给我多买几盒烟回来。”她说着话，开始咳嗽起来。她又吸了一口烟，把脸转向电视机。
他拿起桌子上的一串钥匙，手指上沾满了桌子上的饼干碎屑，他的手指飞快地抖了抖。他把钥匙扔到半空中，又潇洒地接住了。“准备好了吗？”
我当然准备好了，我想。
我们走到外面，夜色黑暗。我可以感受到呼吸的声音，所以我屏气敛声。我想把它们憋在肚子里，不想再有任何暴露。今天晚上，我的精神乃至身体的一部分，似乎已经飞散到空气中，它们不再属于我了。
他为我打开了乘客座位的车门，仿佛我是个姑娘。突然，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姑娘，我为此感到羞辱；车门并没有上锁。
他走到驾驶员那一侧，跳上去，开动了发动机。
座位冰凉冰凉的，我的两只腿不停地蹭着，我的手垫到大腿下面。我回头看看他的住所，门上的窗户玻璃，隐约地投射出暗红色的光芒，和另一个房间里电视屏幕的蓝光混合在一起。其它的窗户是黑的，房子本身也是黑的。白天，它可能是灰色的或是棕色的，而在夜里，它一定是黑的。房子周围没有草坪，在本应是草坪的地方，只有垃圾和碎石。
“你还为今晚的事不高兴吗？”他问我。他的车驶到了高速公路上。
我说：“都过去了，没什么。”
“那就好。我希望我没有伤害你。”他扭过脸看着我，“因为我永远不想强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
我点点头。
“不过我想告诉你，也许，你真的不属于……同性恋。你是在骗你自己，你也骗了我。”
“也许吧，我不知道。”我叹了口气。我不想说话，我也很难说出什么话。即使我有话想说，我也会保持沉默。我只想冷静地思考，思考我的过去、我的现在和我的未来。
剩下的一段路我们没再说话。我眼前的车窗结了一场雾，外面漆黑一片，使我感到在汽车外面，其实没有世界存在，唯有汽车的轰鸣声，在我的耳边响起，在我的脑海里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