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福楼拜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它讲述的是一个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农家女爱玛的故事。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包法利，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可是她的两度偷情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却使她自己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她积债如山，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尽。福楼拜以貌似冷漠的态度，非常“客观”地揭示了酿成这一悲剧的前因后果，陈述了社会所不能推卸的责任。
这里写的是一个无论在生活里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很常见的桃色事件，但是作者的笔触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爱玛的死不仅仅是她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努力地找寻着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

如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对骑士小说的清算一样，《包法利夫人》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浪漫主义与浪漫派小说的清算。女主人公爱玛·包法利（“爱玛”是个浪漫的名字，“包法利”Bovary这个姓氏的词根Bov-包含“牛”的意思：福楼拜煞费苦心选定的这个姓名，本身就意味着想入非非的浪漫与平庸的现实之间的反差）。
　　故事很简单，没有浪漫派小说曲折离奇的情节，无非是一个“淫妇”通奸偷情，自食恶果。作者的本意也不是讲故事，他为小说加了一个副标题：《外省风俗》。他为我们展示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外省生活的工笔画卷，那是个单调沉闷、狭隘闭塞的世界，容不得半点对高尚的理想，乃至爱玛这样对虚幻的“幸福”的追求，而以药剂师奥梅为代表的所谓自由资产者打着科学的旗号，欺世盗名，无往而不胜。妇女在这个社会中更是弱者，福楼拜自己就说过：“就在此刻，同时在二十二个村庄中，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忍受苦难，伤心饮泣。”
小说取材于真人真事——一个乡村医生夫人的服毒案。小说描写包法利夫人爱玛为摆脱不幸婚姻，追求不正当爱情而导致堕落毁灭的悲剧。它批判了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不良影响，尖锐地抨击了外省贵族、地主、高利贷者、市侩的恶德丑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腐朽堕落的社会风习及小市民的鄙俗、猥琐，真实地再现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表面繁荣掩盖下的残酷现实。将现实和幻想都作为批判对象，是福楼拜这部小说的独创之处/在理想的对照之下，现实是多么庸俗丑恶；在现实的反衬之下，理想又显得多么空虚苍白可笑。幻想与现实的强大反差，消极浪漫主义的不良影响和丑恶残酷现实的腐蚀，是造成爱玛悲剧的原因。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花了四年零四个月，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正反两面的草稿写了一千八百页，最后定稿不到五百页。一八五六年《包法利夫人》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不仅标志着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史的一个转折，而且在世界范围影响了小说这个文学体裁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尽管福楼拜本人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等等颇有微词，左拉对《包法利夫人》推崇备至：“以《包法利夫人》为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的首要特征，是准确复制生活，排除任何故事性成分。作品的结构仅在于选择场景以及某种和谐的展开秩序……最终是小说家杀死主人公，如果他只接受普通生活的平常进程。”
　　早在十九世纪末，已有论者强调这部小说的心理学和哲学层面。儒勒·德·戈吉耶发明了“包法利主义”这个名词，把它定义为“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应该说，“包法利主义”的存在先于包法利夫人，而且是超国界的。中国文学史上有无数“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或“始乱终弃”的“红颜薄命”的故事。它也延伸到当今世界，青年男女对明星、对“大众情人”的崇拜，其实也是“包法利主义”的一种变体。）
　　二十世纪初，从英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开始，批评界致力于凸显福楼拜作品的艺术层面。詹姆斯写道：“福楼拜只在表现手法中看到艺术品的存在，他向我们提出挑战，看谁能确定另一个评定作品生命力的标准而不沦为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