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2
坑里一共埋了九个人，都是男孩子，年龄在十二岁到十七岁之间。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的幸存者。
雷伯终于从坑里给救了出来，这时他又一次失去知觉。塞梯尼亚兹对雷伯的身高和体重都感到吃惊：身高有六英尺（注：约一米八三），体重却只有一百磅（注：四十五公斤多一点）左右。
其实，他的两项估计全错了。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那天，十七岁还差四个月的雷伯·克立姆罗德身高已达到一米八四，体重仅三十九公斤。
雷伯的后脑勺挨了一枪，部位在左耳后边。子弹轻轻地擦过耳垂，击碎了枕骨底部，犁入后颈上端的肌肉，几乎没有触及椎骨。事实上，他身上其他伤口的情况更为严重，或许也更为疼痛。医生还为这个少年取出另外两颗子弹，一颗是从他的右股，另一颗是从臀部的正上方取出来的。此外，他浑身上下受到生石灰腐蚀的地方不少于三十处。他的背部、臀部和小腹上保留着数以百计的鞭痕和被香烟头烫伤的痕迹，其中有些已是几年前留下的老疤。唯独他的面孔完好无损。
这张脸不仅使第一个看到他的塞梯尼亚兹动心，也使后来所有见过他的人动心。倒不是因为他长得英俊——他的五官并不十分端正，——而是因为他一方面显得十分镇定，同时又给人一种外松内紧的感觉，犹如千钧一发，简直毛骨悚然。这决不是一个认命的人的脸，尽管在集中营里死亡和绝望留下的烙印比比皆是。主要的是你会注意到，这双洒着些微绿色斑点的灰白眼睛，看起人和物来有一股威灵显赫的力量。
接下来的几天工夫，雷伯几乎老是在睡觉。然而，一场小小的骚动却由他而起。一批以前的囚犯来找斯特罗恩，声称他们代表所有的难友提出抗议。他们拒绝与一个“党卫军的雄婆娘”同住一处。他们用的字眼还要难听得多。但是那位来自新墨西哥州的红发矮个子少校没有理睬这一要求，他有别的问题需要操心：毛特豪森集中营不断在死人，每天都要死好几百人。
关于那个少年的事，斯特罗恩对塞梯尼亚兹说：“我明白，要是没有你的话，他一定已经送命了。好好照顾他吧！”
“可是，我连他的名字也还不知道呢！”
“这是你的事情，”斯特罗恩用他的高嗓门回答。“从现在起，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这次谈话发生在五月七日的早晨。塞梯尼亚兹把该少年安置在集中着那些尚待决定命运的“卡波”（注：集中营中管理囚犯的囚犯）的棚子里。塞梯尼亚兹为此而责备自己。如果有人想把任何坏事归咎于那个陌生的少年，都会使塞梯尼亚兹产生反感。他去探望过那少年三次，只有一次发现他醒着。塞梯尼亚兹想问他一些问题，但得到的回答却是迷离恍惚的严肃目光。
“你认识我吗？是我把称从墓坑里拉出来的……”没有回答，“至少，你应该把自己的姓名告诉我！”没有回答，“你对我说过你是奥地利人。你一定很想和家里取得联系吧？”没有回答，“你是在什么地方学会法语的？”没有回答，“我只是想帮助你……”
那少年闭上眼睛，转身面壁。
第二天，五月八日，塔拉斯上尉从慕尼黑赶到此地，带来了德国投降的消息。
乔治·塔拉斯是格鲁吉亚人——不是美国的佐治亚，而是苏联的格鲁吉亚（注：美国的佐治亚（州）和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在法语和英语中拼写都是一样的）。在哈佛大学，塞梯尼亚兹就听说塔拉斯是俄国贵族出身，一九一八年全家移居美国，一九四五年，他四十四岁（注：这和书中其他地方描述的年龄有冲突），显然已授予他自己这样一项使命，那就是说服我们这个星球上尽可能多的人不要过于认真看待自己。他痛恨感伤主义。面对人类种种愚蠢透顶的行为，塔拉斯持一种自然的无动于衷的态度（如果是装出来的，至少也装得很出色）。他的舌尖上随时准奋着冷嘲或热讽。除了英语，还有十几种其他语言他都说得很流利，其中包括德语、法语、波兰语、俄语、意大利语和西斑牙语。
他来到毛特豪森主持有关工作，所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布莱克斯托克在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里拍下的照片选一些最令人发指的贴在他办公室的墙上。“当我们审讯那些绅士们的时候，如果他们死不认帐，我们至少可以让他们看看他们的恶作剧的结果。”
他把塞梯尼亚兹开始整理的几份卷宗很快处理完了，而且亲自主持讯问工作。
“塞梯尼亚兹君，这都是些小鱼小虾，还有别的没有？”
塞梯尼亚兹向塔拉斯谈起那个被活埋的少年。
“你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有关这个年轻人的材料少得可怜。德国人的任何名单中都没有他的名字。在一九四四年的末了几个月和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月内，出于苏联红军日益推进，曾有几万名囚犯被运回德国和奥地利，但他也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批。据许多目击者证实，他来到毛特豪森集中营才三个月，至多四个月。塔拉斯莞尔而笑。
“看来，事情很简单。一些党卫军的高级军官撤回奥地利来，准备组织最后一次抵抗。如果只有一个军官，不可能需要九个情人，除非他是超人。他们到达毛特豪森，白费力气加强了警卫，及至我们的第七军逼近时，他们又掉头就跑，这一回则是向着山岭、向着叙利亚、甚至向着热带而逃。而在逃跑之前，他们还是本着这个令人赞叹的民族一贯认真执行命令的态度，先把那些如今已成为累赘的心肝宝贝干净利落地处理掉，还用生石灰和泥土盖起来。”在哈佛大学，一位果戈理专家曾经不无道理地给塔拉斯取了一个雅号——“布尔巴”（注：塔拉斯·布尔巴是俄国作家果戈理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乌克兰哥萨克老英雄）。塔拉斯非但不生气，还引以为荣，并且用来作为评论文章和在考卷上写评语的署名。现在，他透过金丝边眼镜把炯炯有神的目光转向墙上那些恐怖的照片。
“当然，我的大卫老弟，我们可以把别的事情统统撇在一边不管，整天去关心受到你保护的那个少年。反正总共只有几十万名战犯在急切地等待我们对之表示关注。小事一桩。至于那儿百万已经死去、正在死去或者将要死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就更不在话下。”
塔拉斯爱作长篇大论，还喜欢用他的冷嘲热讽叫任何与他谈话的人下不了台，简直以此为乐。尽管如此，那个奥地利少年的故事想必还是引起了塔拉斯的兴趣。两天以后，即五月十日，他第一次去看那个少年。对那些在场的“卡波”，他说俄语、德语、波兰语和匈牙利语。他迅速地瞥了那个年轻的陌生人一眼。
这一眼就够了。
他的反应和塞梯尼亚兹一样，但也有相当大的差别：那少年使他震惊的程度大体相同。但他知道自己为什么震惊。塔拉斯发现，这个幸存者的眼睛和另一个人的眼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塔拉斯在普林斯顿曾与另一个人交谈过几句，那是在艾伯特·爱因斯坦家的午餐桌上，他是物理学家朱利叶斯·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两个人的眼睛有一样的灰白色虹膜，一样深不可测，似乎在凝视着凡人永难进入的梦境。是不是两人有着一样的秘密，一样的天才？……
当然，两人的年龄不一样——塔拉斯估计眼前这个少年最多只有十八九岁。
接下来的几天，乔治·塔拉斯和大卫·塞梯尼亚兹都忙于他们来毛特豪森要办的公务，大部分时间花在根据揭发材料进行的调查工作上。他们力图把所有掌管这个集中营的人不论职位高低、不论罪责轻重列出一份名单，并且搜集证据，准备以后提供给专门审理战犯在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所犯罪行的军事法庭。当美国军队迫近时，原奥地利集中营警卫部队中有许多入就地躲了起来，没有来得及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用的还是本人的真姓名，把自己装扮成唯命是从的老实人，Befehl ist Befehl（德语：命令就是命令），这句话成了他们为自己开脱一切罪责的挡箭牌。由于缺乏人力物力，塔拉斯起用了一批以前的囚犯，其中有一个犹太建筑师，名叫西蒙·威森塔尔，是在好几个集中营里关过的幸存者。
过了一段时间，在塞梯尼亚兹的催促下（至少，这是塔拉斯向自己解释的理由），塔拉斯又想起那个曾被活埋的年轻人，他至今还不知道此人的名字。那一小群向斯特罗恩少校提过抗议的囚犯以后没有再来，而其中最起劲的三名法国犹太人已经离开集中营，回法国去了；因此，这项指控实际上已经不了了之。不过既然已经立档，就得有个结论。塔拉斯决定亲自主持讯问。很多年以后，塔拉斯在截然不同的场合下面对雷伯·克立姆罗德的炯炯目光，将回忆起这第一次见面在他的脑海里留下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