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9)
克劳斯纳教授会从餐桌上座指责、痛斥、怀旧，要么就是对一系列事情发表见解、主张，做情感表白，如犹太代办处领导那平庸的不幸，总是讨好异教徒；希伯来语的地位，一方面受到意第绪语的不断威胁，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语言的不断威胁，腹背受敌；职场上一些同事的狭隘嫉妒，年轻作家和诗人们的浅薄，尤其是那些本土出生的人，既没有掌握一门欧洲文化语言，就连希伯来语也疲软了；要么就是欧洲犹太人理解不了杰伯廷斯基的预言性警告，美国犹太人即使现在已经出现了希特勒，依然沉迷物质享受，而不到故乡定居。偶尔有位男客提问或发表评论，犹如有人把青蛙扔到篝火上，他们鲜少有人敢展开某种次要的详细议题，或是介入主人的谈话，大多数时间，都满怀敬意地坐在那里，发出礼貌的赞同之声，或是当约瑟夫伯伯采用嘲讽或者幽默的口气时放声大笑，在这种情况下，约瑟夫伯伯不可避免地加以解释：刚才说的只不过是开开玩笑。至于女士们，她们不参与谈话，其角色仅限于充当点头听众。当约瑟夫伯伯慷慨地在她们面前散发智慧连珠时，期待她们适时报以微笑，通过面部表情露出喜色。我不记得琪波拉伯母在桌子旁边就座过。她总是在厨房、贮藏室和起居室之间来回奔忙，装满饼干碟和果盘，给大银盘里的俄式茶炊加上热水，总是急急忙忙，腰上系条小围裙。当她不需要倒茶，也用不着添加蛋糕、饼干、水果或者是一种叫作瓦伦液的甜味调制品时，就站在起居室和走廊之间的门口，站在约瑟夫伯伯的右手后边两步远的地方，双手放在肚子
上，等着看是否需要什么，或者是哪位客人需要什么，从湿抹布到牙签，或者是约瑟夫伯伯礼貌地冲她指出她应该从他图书馆写字台右上角取来最新一期《来守乃奴》或者是伊扎克·拉马丹的新诗集，他想从中引用一些东西支持自己的论证。这是那年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约瑟夫伯伯坐在餐桌上座，滔滔不绝高谈阔论，而琪波拉伯母系着白围裙站在那里，服侍，或者是等待，召之即来。然而，伯伯、伯母绝对彼此忠贞不渝，彼此相亲相爱，一对身患慢性疾病没儿没女的年迈情侣，他待妻子如同对待婴孩，极尽甜美深情；她待丈夫如同对待娇惯的孩子，给他穿衣服，系围巾，万一他感冒，就打个鸡蛋，调上牛奶和蜂蜜，缓解他喉咙的疼痛。一次我碰巧看见他们并肩坐在床上，他一只半透明的手放进她的双手中，而她则小心翼翼地给他修剪指甲，用俄语悄声向他倾诉各种爱慕之情。
约瑟夫伯伯酷爱在书上题上情意绵绵的字句。从我九岁或十岁起，他每年都要送我一卷《儿童百科全书》，在其中一卷中，他采用后缩式格式书写，有点像是在退缩：致我勤奋而聪颖的小阿摩司衷心祝愿他成长为民族栋梁约瑟夫伯伯谨上。现在，五十多年过去后，当我凝视这题字，我不知道他真正了解我什么。我的约瑟夫伯伯，通常把冰凉的一只小手放在我的脸颊上，银白色的须髯下露出温和的微笑，盘问我最近读了哪些书，读过他写的什么书，这些时犹太孩子在学校学些什么，比阿里克和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哪首诗我会背诵，谁是我所喜欢的《圣经》英雄。没顾上听我答话，他告诉我说，我应该通晓他在《第二圣殿史》里所写的马加比家族，有关国家前途，我应该读读他昨天在《观察者》上发表的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要么就读读他在本周《早晨》杂志上的访谈录。在题字中，他小心翼翼地在容易造成模棱两可的地方给元音加上音标，而他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则像风中之旗在飘动。
在大卫·弗里希曼译作的扉页上，他又一次题字，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希望我：愿他在人生路上取得成功学本书翻译妙处之用词，人须遵循人己之所思而非人类大众——本时代芸芸众生之所想，爱他的约瑟夫伯伯耶路撒冷—塔拉皮尤特，犹太历5714年8月在这样的一次安息日聚会上，约瑟夫伯伯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女士们，先生们，我毕竟没儿没女，我的书就是我的孩子，我在其中倾注了全部心血，我死后，它们，只有它们将会把我的精神，我的梦想传给未来的一代。”对此琪波拉伯母回应说：“嗨，欧西亚，打住。嘘，欧辛卡，打住，打住。你知道大夫告诉过你不要激动。现在你的茶凉了，冰凉冰凉的。别，别，我亲爱的，别喝了，我要去给你倒杯新的。”对手们的伪善和卑鄙令约瑟夫伯伯义愤填膺，有时会提高嗓门，但声音从来不是吼叫，而是高分贝的咩咩羊叫，与其说像嘲弄、痛斥的先知，不如说像抽泣的女人。有时，他用脆弱的手敲击着桌面，但那样子与其说是打击，不如说是抚摸。一次，在抨击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同盟会或是那些建议讲犹太—德国人行话（他定义为意第绪语）的人的长篇激烈演说中，他打翻了一罐冰镇柠檬水，水流到他腿上，系着围裙站在门边的琪波拉伯母刚好站在他身后，她弯腰用围裙擦拭他的裤子，说对不起，扶他起来，带他去了卧室。
十分钟后，她把衣着干爽光彩照人的他带回到朋友中间，大家围坐在桌前礼貌地等候他，低声谈论着男女主人，他们像一对信鸽：他待她如同一位上年纪的女儿，而在她看来，他就像可爱的孩子，视如眼珠。有时她会把胖胖的手指和他透明的手指交叉在一起，那一刻二人会交换眼神，接着垂下眼帘，腼腆地相视而笑。有时，她轻轻解下他的领带，帮助他脱鞋，让他躺下休息一会儿。他忧伤的头颅靠在她的前胸上，单薄的身体偎依着她丰满的身躯。要么就是她在厨房里洗刷，无声地流泪，他会来到她身后，把粉色双手放在她的双肩上，发出一连串的唧唧、咯咯、吱吱声，仿佛在哄婴儿，要么就是自愿做她的婴儿。作为孩子，我最钦佩约瑟夫教授的是，我听说他给我们创造了几个简单的希伯来日常词语，那些词语看来已经家喻户晓并得到永久性的使用，包括“铅笔”、“冰川”、“衬衫”、“绿屋”、“吐司”、“货物”、“单调”、“色彩缤纷”、“官能的”、“起重机”和“犀牛”。（试想，要是约瑟夫伯伯没给我们创造“衬衫”、多彩外套”一词，我每天早晨穿什么？没有他的铅笔、铅制尖笔，我用什么写字？更不用说“官能的”了，那可是这个恪守道德规范的伯伯创造的一个特殊礼物了。）约瑟夫·克劳斯纳1874年出生于立陶宛的奥尔凯尼基，1958年逝世于耶路撒冷。十岁那年，克劳斯纳一家从立陶宛移居到敖德萨，在敖德萨，他从传统的犹太宗教小学到具有现代风格的经学院，行进摸索，之后投身“锡安之爱”圈子里的一员。十九岁那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题为《新词和优秀创作》。
他在这篇文章里论证道，希伯来语言范围有待扩展，甚至要引入外来语，这样才能使之成为一门鲜活的语言。1897年夏天，他到德国海德堡求学，因为在沙皇俄国禁止犹太人上大学。在海德堡的五年间，他跟随库诺·费舍尔教授研习哲学，深为勒南版本的东方历史所吸引，受卡莱尔影响深远。他在海德堡五年间学习领域涉及哲学、历史到文学、闪语和东方学（他掌握了十几门语言，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梵语和阿拉伯语，阿拉米语、波斯语和阿姆哈拉语）。当时，他在敖德萨时期的友人车尔尼霍夫斯基也在海德堡攻读医学，二人的友谊进一步深化，变成一种诚挚而有益的亲和力。“一个激情澎湃的诗人！”约瑟夫伯伯会这样说他，“雄鹰般的希伯来语诗人，一只翅膀触及《圣经》和迦南风光，而另一只在整个现代欧洲展开！”有时他称车尔尼霍夫斯基拥有“孩子般简单纯净的灵魂，哥萨克强健结实的体魄！”约瑟夫伯伯当选为代表，代表犹太学生出席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他有一次甚至和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做过简短交流。（“他人很英俊！像上帝的一个天使！他的脸焕发着内在的神采！在我们看来，他像亚述王，蓄黑胡子，流露出受到神灵启迪的梦幻神情！他的眼神，我将至死记得他的眼神，赫茨尔拥有年轻恋爱诗人的眼神，灼热，忧伤，令所有凝视它的人着迷。他高高的前额也赋予了他崇高的神采！”）回到敖德萨后，克劳斯纳写作，教书，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在二十九岁那年，他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继承了现代希伯来文化的核心月刊《哈施罗阿赫》的编辑工作。更为精确地说，约瑟夫伯伯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继承的是一份“期刊文学”，克劳斯纳立即通过发明希伯来词语“每月一次”，把它变成了月刊。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新词并将其注入语言的血流中，这在我看来只是比创造光明与黑暗的人稍逊一筹。要是你写一本书，你可足以幸运地让人们读上一阵子，直到其他更好的书问世，并将其取代，但是创造一个新词，则几乎不朽。直至今天，我有时闭上眼睛，想象那位干枯孱弱的老人，白花花的山羊胡子很突出，须髯柔软，双手纤细，戴着俄式眼镜，心不在焉独自拖着细碎的脚步，像格列佛身处大人国，而大人国里那一群五光十色的冷漠的巨人、高大的鹳鸟、威猛的犀牛都满怀感激朝他彬彬有礼地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