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

《还乡》是英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哈代创作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性格与环境小说”，作品以英国西南部威塞克斯“一片苍茫万古如斯”的埃格敦荒原为背景，描写了五个青年男女不同的悲剧命运。其中的女主人公游苔莎是当代英国小说里被描写得最成功的几位女主人公之一，而故事发生的地点埃格敦荒原则是风景描写的典范。它是哈代的小说艺术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哈代的重要作品之一。


 


《还乡》一书主要写了两位男女主人公幸福结合又走向悲惨破裂的一场悲剧。男主人公是出身于埃顿荒原富裕之家的青年克莱姆·约布赖特，他虽然自小接受了良好教育，后又被送到巴黎学习生意，且已成为事业有成的生意人，似乎灿烂似锦的前途已展现在他的面前。然而他却从这种表面纸醉金迷的浮华生活的背后看到了那么多的不公平。或许是由于自小生活在贫穷乡村的缘故，他始终对乡民，对乡村充满了同情与热爱，因此他痛恨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而一心只想回到乡村，通过教育提高乡民的知识水平，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他的所想所为实际上与社会前进的潮流背道而驰，这种想维持旧有乡村生活方式的试图是无法实现的，最终这也酿成了他的人生悲剧。


而出身于城市、却因父母双亡而被逼投靠外公、生活在远离城市的埃顿荒原上的姑娘尤斯塔西雅·维伊是位外貌冷艳的美丽姑娘，她心心向往的就是能生活在诸如巴黎这样的大城市，过上上流社会的美好生活，来实现她的人生价值。当她发现了还乡的约布赖特，立即将他看作是通往自己人生美好彼岸的桥梁，因而断然出手，采取一切手段设法认识了约布赖特，并与之建立了爱情关系，最终与他结合，尽管受到约布赖特母亲的强烈反对。


这是两个生活目标截然不同的年轻人，读者当可想见，他们两人的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分道扬镳。因生活目标的不同，他们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这种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逼使尤斯塔西雅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与自己的旧情人一起离家出走，却不幸被大水冲走，香消玉殒。两个本不应成为恋人的年轻人上演了一出爱情悲剧。


 


《还乡》是哈代的第六部小说，于1879年问世以来使备受读者育睐。哈代创作该小说的初衷为对悲剧人生进行哲理性思考。 《还乡》的问世标志着哈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里程碑。这部小说彰显了哈代的悲剧主义意识，即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与内心冲动决定个人命运，酿成悲剧。


在人物活动的空间环境方面，哈代颇为偏好强调空间的重复性，即再现变化了的同一环境，用以窥探人物的悲剧命运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譬如，《还乡》中人物活动的空间被严格地限制在方圆不过几里的爱格敦荒原。游苔莎在土提与韦狄互诉衷肠，数月后，她又在此与克林海誓山盟。游苔莎站过的古冠项，两年半后便是克林布道之所。此描写具有一定的空间神秘感，人物的命运如同过眼烟云，受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的支配；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来到决定他们命运交化的地方，无论怎样反抗也无济于事。面对广阔的字奋空间，人类显得如此渺小，使人心中浮想联翩。作为“性格与环境”小说之一，《还乡》与传统的维多利亚小说迥然不同。小说并未以人物作为开扬，而是从爱格敦荒原的诡异奇谲写起，为故事的展开奠定了阴郁凄凉的主调。在《还乡》中，荒原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人物。荒原是小说人物活动的舞台，正是在这样一片荆棘丛生的广袤土地上上演着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悲剧。在哈代笔下，爱格敦荒原时而宁静神秘，时而绚丽多姿。它不仅是该小说人物活动的独特环境，也潜藏着决定人物命运的伟大力量。


在《还乡》的故事情节中，往往是普通人的性格特征、偏见与野心间相互碰撞而产生的悲剧。哈代虽在《还乡》问世的八年后才在其作品《卡斯特桥市长》中较明确地表达了性格即命运的理念，但在《还乡》中，人物性格特质已经构成了悲剧的重要成因。[1] 


《还乡》中的诸多人与事从某种程度上沾染了哈代独特的悲观主义命运观色彩。托马斯·哈代在其一系列的长篇小说中都表现了人与命运的悲剧冲突。命运观方面，哈代的悲观主义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深受叔本华等悲观主义哲学家的影响。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的内在意志力，这一意志力无处不在地整制着整个宇宙。正是由于他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局限性，才使得他在面对一系列问题时不知所指，唯有用宿命论来解释其因，从而流露出人类无法把握命运安排的悲观主义宿命论思想。[1] 


哈代把宿命论的观点贯穿小说的始终。往深一层探究，甚至可以把荒原和荒原人看成是整个世界的缩影，男女主人公的悲剧性命运其实无异于整个人类的悲剧写照。文中体现出死亡才是真正的自由，也是人们必然的归宿。走投无路的人也只好认命。哈代体恤下层的人民，对他们的困境探表同情，也洞察到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种种矛盾。不过他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些矛盾，也因此不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他只好把一切归结于命运，这正是他的观点的局限，同时也是他的作品中所体现的消极的方面。[5] 


《还乡》是哈代的第六部小说，也是哈代典故运用走向成熟的作品。哈代在这本小说中，无论是直接从《圣经》或是希腊神话中引经据典，还是引用其他作家如济慈、弥尔顿的经典作品，所运用的典故累计多达265处之多。哈代的典故运用为他的小说增色不少，引经据典增加了哈代文字的表现力，小说中人物如克林、尤苔莎、维恩等人的性格和他们自身弱点得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