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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我的后半生（我的一生续）(7)
真是太了不起了!虽然隔着偌大的海洋，可是我真想伸手去拥抱它。”
母亲在世时还经常说，希望自己将来老了之后，不会给别人带来太多的麻烦，她情愿安静地离开人世。母亲去世的时候，正住在妹妹家，她安详而平静地离开了人世，没有惊动任何人，是后来被人发现的。
我是在上台表演前两小时才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的。在此之前，我没有得到母亲生病的任何消息，所以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啊!这种时候，我还要上台表演吗?”我马上联想到自己也要死了。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肉几乎都想痛哭出声。可是，我竟然表现得很坚强，当我在台上表演时，没有一个观众知道我刚听到如此不幸的消息，这点令莎立文老师和我都感到很安慰。
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位观众问
我：“你今年多大了?”
“我到底多大了?”我问了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我感觉我已经很大了。不过我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反问他：“你看我有多大了?”
观众席上爆出一阵笑声。
然后又有人问：“你幸福吗?”
我听了这个问题，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可还是强忍住了，
尽量平静地回答：“是的!我很幸福，因为我相信上帝。”
这一天的问答大致都是这样。回到后台之后，我心中的悲痛再也压抑不住了，全部倾泻而出，几乎无法动弹。虽然我知道总有一天可以在“永恒的国度”见到母亲，可是目前这个世界没有了母亲竟显得如此寂寞。无论何时何地，每一件事物都会唤起我对母亲的回忆。我无限思念地在心里呼唤：“如果我能再次收到母亲写的盲文信，那该多好啊。”
直到次年4月，我到亚拉巴马的妹妹家里时，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母亲真的已经死了!
亲爱的母亲呵!您为我痛苦了一生，现在您到了天堂，应该可以达观些了吧!因为您该明白我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您的心应该得到平静了。这是我最感安慰的事。
为募捐奔走
许多人都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盲人机构，经过长时间的组织和策划，1921年终于成立了。宾夕法尼亚州盲人协会的会长就是该机构的发起人。在俄亥俄州举行的美国盲人企业家协会年度工作总结会上，正式通过了这项决议。纽约的M·C.麦格尔先生是该会的首任会长。麦格尔先生在开始时完全靠朋友们的资助经营此协会，1924年起，协会改变方针，决定向社会大众筹募基金，因此希望我和莎立文老师共襄义举。
为了募集一点钱而必须四处奔波，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令人不快。当我了解他们的计划时，虽然觉得他们是用心良苦，可是心里依然有点不太乐意。然而，我心里非常清楚，就当时酌情况，如果没有社会的资助，任何慈善团体或教育机构都无法生存下去。为了所有盲人朋友的福利，我无论如何也得勉为其难，尽力去做。于是我便又开始出现在各式各样的高楼大厦之间，坐着电梯来来回回地去演讲。
这笔劝募基金的目的，在于协助盲人们学到能够自立的一技之长，而且提供他们一展所长的场所。另外，也要帮助那些有天赋而家境贫寒的盲人，让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譬如那些有音乐天赋，却因家贫买不起钢琴、小提琴等昂贵乐器的。事实上，这类被埋没的天才委实不少。
从那时开始，大约花了3年左右的时间，我去了全国的每个角落，到访了123个大小城市，参加过249场集会，曾前后向20多万听众发表过演讲。此外，还动员了各种团体与组织，例如报纸、教会、学校、犹太教会堂、妇女组织、少年团体、少女团体、服务社团及狮子会等等，他们常常集中募款，赞助我们的协会。尤其是狮子会的成员，他们非常注重对残疾儿童的关照，同时他们对盲人也倾注了同样的关心，因而募款工作几乎成为所有会员的主要任务了。
有句俗话说：“年过40岁的人，所有的事情大半都已经历过，再不会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了。”不过上天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就在我度过40岁生日不久，连续发生了好几件令我感到意外、值得喜悦的事。其中一件就是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另一件是我们发起的募捐运动，得到许多人士的大力支持，成果显著；第三件喜事，正是由于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使得那原本百家争鸣的盲文得到了统一。喜事还不仅仅只是这些，第一座国家盲人图书馆成立了，政府还拨出一大笔经费用于出版盲文书籍。紧接着，各州的红十会也成立附属盲文机构，专门负责把书翻成盲文。其后，又为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幸失明的战士们掀起争取福利的运动。如此，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得以一一实现，我感到非常开心。
1926年冬天，我们的演讲团来到了华盛顿，正好国会刚通过有关拨款筹建国家盲人图书馆以及出版盲文书籍的提案。听到这一喜讯，我们信心大增，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有一天下午，我与老师前往白宫拜会柯立芝总统，他十分热情地欢迎我们，然后又很热心地听取我们向他报告有关盲人协会的情况。最后他拉起我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告诉我：“我觉得你们所做的工作非常了不起，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全力协助。”
这位总统真的是说到做到，他后来还成了盲人协会的名誉总裁，而且他自己也捐了不少钱给基金会，柯立芝夫人也一再表示要参加到我们的工作中来。这位第一夫人果真对聋哑残疾者非常热心，替他们争取了不少福利。
我们曾经拜访过盲人议员汤玛斯·希尔先生及赖辛浦夫妇，他们也都鼎力相助。另外，住在华盛顿的好友——贝尔博士的女儿艾露滋夫人也为我们向大众呼吁，使我万分感激。在底特律，当地的残障者保护协会会长卡米尔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不辞辛劳地向市民们反复宣传和说教，结果我们在该地只集会一次，便募集了4．2万美元，而月。会后我们又陆续收到不少捐款，少的1美元，多的达4500美元，仅这个城市的收获就很可观了。
费城的募款也很成功，募捐委员会的委员莱克博士十分热心地向民众劝募，仅仅一个星期就募到2．2万美元。圣路易、芝加哥、水牛城等地的反应比较冷淡，可是在罗契斯特这样的小地方反而募到了1．5万美元之多。一般来说，电影明星的生活比一般人要富裕得多，我想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大力捐款，可事实上，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我前后寄了无数封信到洛杉矶，可回信却只有一封，是一位名叫玛丽·班克福的女明星寄回来的，其他信则如石沉大海一般，音信杳无。因此，我们格外感激玛丽及其丈夫道格拉斯·费蒙先生的好意。
在此次旅行途中，我们曾经走访了圣罗拉的农业试验场，那里的负责人鲁沙·巴本克先生，像创造奇迹般地把过去在此处无法生长的许多种水果、花草、树木等栽植成功，是一位了不起的农艺家。巴本克先生不但对我们慷慨解囊，而且非常热心地领我们参观了他的试验场。他让我用手去摸他所培植的仙人掌，并且告诉我沙漠中生长的仙人掌有许多刺，如果家里栽植这种植物常会刺伤手，因此他加以了改良，我所摸的这种仙人掌就是没有刺的。果然，仙人掌摸起来光滑平顺，而且有水分充裕的饱满感觉，令我想象这东西吃起来一定很可口。
近两年来，我为了写书基本上很少外出募捐，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仍差150万美元才能达到原定的目标，所以我整理完稿就得再度出发。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过去的奔波总算没有白费，虽然两年内没有募款活动，但一般人已经知道我们的存在，因此仍有人陆续汇款过来。例如去年，大富翁洛克菲勒、麦克尔先生等人，都捐了不少钱来。迄今为止，捐款的人不计其数，无法在此——一列举他们的姓名，然而我们对每一位捐款的善心人都报以同样的感激之情，他们付出的爱心将温暖每个盲人心灵，而且将世代传承下去。
的确，募款本来就是将无数人奉献的点点滴滴累积起来，如果不是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的协会也就不能像目前这样计划开展工作。汤玛森女士每次拆开信的时候，都会有支票从信封里掉出来。这些信件来自学生、劳工、军人等各种阶层的朋友；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国、意大利、中国等，其中也有一些是与我们同样的残障者。
一天早晨，邮差送来一封来自底特律的信，署名是“一位贫苦女工”，她捐了1美元。孩子们的反应也很热烈，他们一片真诚无邪常常令我感动得落泪。有些人是亲自抱着沉甸甸的储钱罐来的，放在我膝上，当场打开，悉数捐出；有些儿童则写了热情洋溢的信，告诉我，他们是省下了父母给他们买可乐、冰淇淋的钱而捐出来的。
记得我们在纽约的安迪集会时，其中有位残障的少年捐了500美元，而且还附上了一束美丽的玫瑰花。这位少年现在已经不在世了，而那束玫瑰也早已经枯萎，可他的一腔爱心之花却永远绽开在我心中的花园。
我丰富的生活
常有人不胜怜惜地对我说：“我觉得你所能接触的世界太小了，真可怜!”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些人不太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他们当然也不知道我看过多少书，有多少朋友，旅行过多少地方。所以每当我听到有人说我的生活圈太小时，我总忍不住暗自好笑。
对于那些非盲文书报，我会请别人念给我听。例如每天的早报，就由莎立文老师或汤玛森女士先给我念标题，然后我挑出那些比较感兴趣的部分，请她们再细读出来。一般的杂志也是这样，由老师或汤玛森女士念给我听，一个月下来，我平均要。读七八种杂志。此外，我自己还经常阅读一些盲文杂志，因为那上面常常会转载一些别的杂志上的好文章。有些人亲自写盲文信函给我，另一些人则请会盲文的人代写，因此我常常可以享受到从指尖传来的友情。对我而言，我确实喜欢读盲文，因为这到底是由自己直接去感受，而且印象也更深刻。
我有位好友，名叫爱特那·波达，对我特别好。当他环游世界时，随身带着盲文字板，每到一个地方，就把他的所见所闻写信告诉我。因此，我就如同跟着他在旅游一样，一起聆听着大西洋上冰山进裂的响声；一起在巴黎的茫茫大道上漫步；一同乘坐飞机越过英吉利海峡；一块来到水都威尼斯，在皓月当空的夜晚，一边欣赏着月光下的威尼斯，一边静静地听着船夫唱意大利情歌。那种气氛是多么罗曼蒂克啊!
在看了维苏威火山与几千年前的罗马竞技场后，就要前往神秘的东方了。我随着波达来到印度、中国，看到很多奇怪而又有趣的东西。抵达日本时正是樱花烂漫的季节，缤纷的樱花飘飘洒洒，构成一个奇异的景象，清幽的寺院里传出的钟声引发了我无限的遐想。最有意思的是，波达竟然惊奇地对我说：“你看呀！日本的妇女都背着孩子在大街上行走，而男士竟都穿着四寸高的木屐在马路上溜达，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有波达这样的朋友，所谓形体上的不自由其实等于没有了。
在许多关切我的朋友中，威廉·苏夫人是最为热心、随时都准备帮助我的人之一。她曾赞助过许许多多的慈善团体，只要是与我有关的团体，她捐的钱总是特别多。当我们的想法迥然相异时，她对我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你我的友情是另一回事。”她依然不改初衷地爱护我。
佛兰克·克勃特是我大学时的同窗好友，25年前他创立了克勃特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我的传记作品——《我的一生》。现在，我打算出该书的续集，佛兰克仍像过去那样全力支援我。事实上早在10年前，佛兰克就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续集，而且就在我进行、禾书的写作时，也总是感到佛兰克似乎就在我的身边。
1912年的冬天，《青鸟》一书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到连杉来，她为人谦和，性格活泼，我们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她回法国后，还寄了卡片给我，在卡片上亲笔写着：“为发现青鸟的少女求福。”
来连杉的名人还真不少，其中之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这位诗人长得非常高大，蓬松的头发呈灰色，几乎与脸上的落腮胡分不清楚，令我想起圣经上所记载的先知们。我很喜欢泰戈尔诗集，看了不少他的作品，可以深深地感觉出他对人类的那份爱心。看到这位诗人，我引为平生莫大的光荣。当我向他说起我对他的尊崇与仰慕时，他说：“我很高兴你能从我作品中，看出我对人类的爱，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正在等待出现一位爱神，爱世人更甚于爱自己吗？”泰戈尔先生谈到时局忧心忡忡，他用哀伤的语气提到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一些强国的国际形势：“欧洲各国强迫中国人吸鸦片，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国土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亚洲民族怎能不重整军备以求自保呢?英国就像一只秃鹰，已经把战火带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儿建立许多军事基地。亚洲各国中，日本已经能够自己站立了，可是，中国大概要等到城门被攻破，盗贼闯进家门时才会惊醒……请记住，一个太爱自己的人，往往就是灭亡自己的人，能解救世人的，大概只有神的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