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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我的后半生（我的一生续）(1)
我前面描述的都是大一时期的生活，现在我来说大学二年级之后的生活。
《少女时代》是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读大学一年级时的作文汇集而成的。当时，在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我每个星期都写一篇文章。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打算将它们整理出版，直到《淑女报》的主编有一天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希望能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你的传记，并且是以连载方式登出，请多多提供帮助。”
我当时以功课繁忙为由，婉转地拒绝了他，但他却坚持说：“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
我听到他这话时，吃了一惊，问道：“啊!你是如何知道这些事的?”
“哈哈，我就是干这个的啊?”那位主编带有几分得意地笑着说。
紧接着，他又告诉我，只需将学校的作文稍加润色，就可以成为杂志需要的稿子，这做起来非常容易。于是，我只好答应把《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报》上连载，并在合约上签了字。说实在的，当时我深受3000美元所诱，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不写后半部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困扰。当时，我确实是有些得意忘形、沾沾自喜。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刚开始的时候，一切进展得还算顺利，可是越往后写，我越觉得棘手了。因为自己不知道要写什么才好，更何况我又不是专业作家，不懂得如何把现有的材料加以适当的加工，变成杂志社所需的文字，甚至对截稿日期的重要性也全无概念，完完全全是个外行人。当我收到杂志社发来的电报，例如“请立刻将下一章寄来”，或“第6页与第7页的关系交代不清，请立刻回电说明”等等时，我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做才好。
幸好，同班同学蕾诺亚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她告诉我说：“他是房东的同班同学，不仅头脑清楚，而且很慷慨，富有骑士精神，待人也和蔼可亲。如果有事相求，他一定不会拒绝的。”就这样，我认识了梅西先生。梅西先生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当时他正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兼课，但我并不知道这事。听了蕾诺亚的介绍之后，我对梅西先生有了初步完美的印象，从日后的交往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正如蕾诺亚所说，梅西先生不但聪明、智慧，而且为人热心。他了解我的困难后，立刻把我带来的资料浏览了一遍，然后十分利落地帮我整理出来。这样，我终于能够如期交稿了。
梅西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才思敏锐、感情丰富。我来说，他既是好朋友，又是值得信赖的兄长，更是我碰到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咨询对象。如果现在所写的这部分水准不及当年，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因为这次没有梅西先生帮我的忙。
前面曾经说过，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求学时，觉得最大的困扰就是没有盲文书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不够分配。当时，课外作业都是由莎立文老师用手语来逐字逐句地告诉我的，所以我经常要学习到深夜，而其他人此时此刻早已进入梦乡了。
洛奇老师与维杜老师也会在我的教科书上为我书写盲文，但有些老师一直到上课都还没有教导我该如何学习，所以我常常会跟不上进度。
红十字会如今已为盲人出版了几千册盲文书，盲人可以读到许多的书!而我当时所有的盲文书加起来也不到30本，所以对我来说，每一本都是一件无价之宝。我低着头，用自己的双手来“读”这些书，来搜集自己的论文材料，准备大小考试。每当自己在阅读盲文书籍时常常会想：“现在我即使不用别人的帮助，也可以独自学习了。”这样我就会觉得非常欣慰。
在学习方面，我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和理解文学和历史。这一点或许和我早先的生活经历有关，因为在进大学之前，我就接触过许多优美而富有想象力和知识性的文章。因此，我对这些课程都有很浓厚的兴趣，成绩表现十分良好。现在回想起来，真为自己的幸运而庆幸不已。
我唯一觉得遗憾的是，自己没能和大学时代的教授们进行更多的交流。对我来说，大多数教授的讲课就像留声机一样，只能是机械性地听讲。虽然院长布里吉斯教授家就在我的边上，但我从没有主动去拜访过他。就连给我的毕业证签字的艾里华特博士，我也一直没有机会见。只有指导我写作课的柯布兰教授以及教《伊利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还有教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偶尔请我去喝茶，他们在校外遇见我时也十分亲切。
由于我的身体状况和别人不一样，因此我不能顺畅地和班上的同学玩在一起，不过大家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来与我沟通。班上的同学经常一块儿到外面餐馆去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常常围在我身旁，说些有趣的事来逗我笑，同学们还推选我做副班长。如果我不是因为必须在学习上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以至于感到很吃力的话，我想我的大学生活一定会像其他同学一样多姿多彩的。
有一天，朋友们邀我出去：“海伦，要不要到布鲁克林闹市区的朋友家去玩?”但最后我却来到了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那些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其中一条叫托马斯伯爵的狗对我尤其亲热。虽然这条小狗长得不是特别漂亮，但它很会撒娇，站在我身边时一副驯服乖巧样。当我伸手摸它时，它高兴得猛地摇摆着尾巴，还低声欢叫着。
“啊!汤玛斯伯爵，你很喜欢海伦吗?海伦，你也喜欢这只小狗吧?”朋友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我也很干脆地回答：“是的，我很喜欢它!”
“那我们就把它送给你，作为大家送给你的礼物吧。”朋友们说。
托马斯伯爵在我身边直绕圈子，似乎听懂了大家正在谈论它。
等汤玛斯伯爵稍微安静下来了，我才说：“我不喜欢这种什么伯爵的称呼，听起来像高不可攀。”
我说出这番话后，狗若有所悟地静坐一旁，一声不响，变得沉默起来。
“你们觉得‘费兹’这个名字怎样?”这话刚说完，托马斯伯爵好像完全赞同似的，兴奋地在地上连翻了三个滚。于是，我就把这条小狗带回了康桥的家。
当时，我们住在库利兹街14号，租下这幢房子的一部分。据说这栋房子原来是高级住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土丘上，四周长满了葱郁苍翠的树木。虽然住宅的正门面对马路，但屋宇很深，马路上车辆的喧闹声几乎完全听不到。楼房的后面有一个大花园，房主在花园中全种上了三色紫罗兰、天竺葵、康乃馨等花草，因此屋子里总是充满了花的香味。
每天早上，那些穿着鲜丽衣服的意大利女孩就会来采摘花朵，拿到市场上去卖。我们常常在那些意大利少女活泼的笑语及歌声中醒来，真有点像置身于意大利的田园村落里。
住在库利兹街期间，我们结识了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讲师，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并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位是菲利浦·史密斯先生，他现在担任华盛顿国立地质调研所阿拉斯力口分所所长，他的夫人蕾诺亚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对我非常友好，每当莎立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她就替莎立文老师帮助我做功课，并带我到教室去。
约翰·梅西先生也是当时的成员之一，他一度是我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柱，后来他和莎立文老师结婚了。
那时候，我们常常一口气走十多里的乡村小路，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累。有时候骑着三个车座的自行车出游，一骑就是40里，玩到尽兴才肯回家。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啊!做什么都开心，玩什么都高兴。在年轻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妙，照在树梢上温暖的秋阳、成群结队南飞的候鸟、为了雨季储藏食物正忙忙碌碌搬运胡桃的松鼠、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的熟透果实、河边草地上粉红的小花，以及碧绿的河水。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赏心悦目，令人陶醉。
在寒冷的冬天夜晚，我们会租一辆有蓬马车，到处随便溜达溜达，或者去山上滑雪橇，或者到野外尽情玩耍，或者静静地坐在咖啡馆中喝那香浓四溢的咖啡，或者吃一顿美味可口的夜宵。我们的生活就像神仙般快乐。
冬夜漫漫，有时我们也会连续几天夜里围在熊熊的炉火前，喝可乐、吃爆米花，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日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问题，我们总喜欢追根究底。一群年轻人开始懂得独立思考，并且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对社会上的邪恶势力、黑暗面非常看不惯，大家在爱好和平、热爱人类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纯粹的讨论多半于事无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仅仅是构建理想的乌托邦而已。青春的光彩如此璀璨，令人不敢直眼逼视，那种毫无畏惧的精神也确实令人羡慕。
记得有一次，我们徒步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那是3月，风还非常猛烈，把我的帽子都吹跑了。还有一次，大概是4月，我们也是徒步出门，忽然半路上下起了瓢泼般的大雨，我们几个人只好钻到一件小小的雨衣下躲雨。到了5月，大伙儿相约到野外去采草莓，空气里飘荡着草莓的芳香。
唉!我现在还没有到老太婆的年龄，怎么一个劲儿地回忆过去的岁月了呢!
4年的大学生活在这愉快的日子里眨眼就过去了，我们终于迎来了毕业典礼。当时曾有报纸报道过毕业典礼中的我和莎立文老师，其中还有一家报纸登了这样一条消息：“这天，毕业典礼的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当然，每位在场的毕业生都将接受毕业证书，但来宾们的目光焦点却集中在一位学生身上，她就是美丽、成绩优异却眼盲的海伦·凯勒。长久以来，不辞辛劳协助这位少女的莎立文老师也分享了她的荣誉。当主持人念到海伦·凯勒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少女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所有的大学课程，而且在英国文学上表现尤其突出，因此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交相赞誉。”
莎立文老师十分高兴我能够在英国文学这一科上得到高分，这完全要归功于她。可是除了这两点事实外，报纸上的其他报导都是一派胡言。那天来的嘉宾并不像记者报道的那么多；事实上，专门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朋友只有五六个。最遗憾的是我母亲因为生病而不能出席典礼；而且校长也只是做了例行演讲，他并没有特别提到我和莎立文老师。不仅如此，其他的老师们也没有特别过来与我打招呼。另外，在我上台领毕业证书时，并未出现如报上所说“雷鸣般的掌声”。总之，毕业典礼并没有像报纸上形容的那样盛大空前。
有些同学还因为莎立文老师的遭遇而打抱不平，他们一面脱下学士服，一面气愤地说：”真是太草率了，应该也给莎立文老师颁发学位才对。”
毕业典礼之后，老师带我离开礼堂，直接乘车前往新英格兰的连杉，也是我们计划搬过去住的地方。当天晚上，我与朋友们去奥罗摩那波亚加湖划独木舟，在宁静祥和的星空下，暂时忘却了世人的一切烦恼。那家对毕业典礼夸大报道的报纸还说，连杉的房子是波士顿市政府送给我的，那里不但有宽敞的院子，而且室内堆满了别人送给我的青铜雕塑，还说我有一间藏书数万的巨型图书室，坐拥书城，生活十分惬意。
真是一派胡言。我和莎立文老师住的怎么是那么豪华的房子呢?事实上，那是一栋很早以前就买好的老旧农舍，它四周有7英亩田地，它们被荒废许久了。莎立文老师打通了挤奶场和存放陶器的储藏室，使之成为一个大房间，就充当我的书房。书房里大约有一百册盲文书，虽然相当简陋，不过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因为这儿光线充足，东西的窗台上可以摆上盆景，还有两扇可以眺望远处松林的落地玻璃门。莎立文老师还特地在我的卧室旁边搭出去一个小阳台，以便我高兴时出去走走。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我第一次听到鸟儿唱“爱之歌”。那天，我在阳台上享受那和煦的微风，不愿进房间，呆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阳台的南边长满了常春藤，它的枝叶绕着栏杆攀爬而上；北边则种着苹果树，每当苹果树开花时，那扑鼻的香味简直令人陶醉。
忽然间，我扶着栏杆的手感觉到微微的震动，这种震动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把手放在音乐家的喉咙上的感受一样。震动是一阵一阵的，忽行忽止，就在某一个停顿的瞬间，有一片花、瓣掉了下来，轻擦过我的脸颊落到地面。我立刻猜想大概是鸟儿飞过，或者是微风吹过，所以花瓣才会掉落的。
就在我猜测之际，栏杆又开始颤动起来。
“这究竟是什么?”我静静地站在那儿，神色专注地感受和思考着。这时，莎立文老师从窗子里伸出手来，悄悄地暗示我不要动。她抓着我的手告诉我：“有一只蚊母鸟正好停在你身旁的栏杆上，只要你一动，它就会飞走，所以最好站着别动。”
莎立文老师用手语告诉我说：这种鸟的呜叫声听上去像“飞——普——啊——威，飞——普——啊——威”。我聚精会神地辨别这种鸟的叫声，终于感受到了它的节拍与情调，还感觉
到它的呜叫声正逐渐加大加快。
莎立文老师再度传信息给我：“鸟儿的恋人正在苹果树上与它应和，那只鸟可能早就停在那儿，噢!你瞧，它们现在开始二重唱了。”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现在，这两只鸟儿已经在苹果花丛中卿卿我我地互诉衷肠呢！”
这栋农舍是我用糖业公司的股票换来的。这些股票是10年前史波林先生送给我的。史波林先生在我们最困苦时候对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第一次见到史波林先生时我才9岁，他还带着童星莱特跟我们一起玩。当时这位童星正参加《小公主》一剧的演出。此后，只要我们有困难，史波林先生都竭尽全力帮助我们，而且时常到柏金斯盲人学院来探望我们。
每次来的时候，他都会带一些玫瑰花、饼干、水果送给大家。有时他还请大家出去吃午饭，或者租一辆马车，带我们出去游玩，童星莱特也常常陪我们一起去。莱特是一个美丽又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史波林先生常常对我俩说：“你们是我最心爱的两位小淑女。”然后很开心地看着我俩一起玩耍。
当时我正在学习如何与人交谈，而史波林先生却总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一天，我特意在反复练习说“莱特”的名字，想给史波林先生来个惊喜。然而，无论我多么
努力，就是说不好莱特的全名。我急得哭了出来。等到史波林先生来时，我迫不及待地展现我的练习成果，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多次，好不容易终于让史波林先生懂了我的意思，我又高兴又感动，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无法忘怀。
此后，每当我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周围太吵闹了，史波林先生不能和我沟通时，他就会紧紧地抱住我，轻柔地安慰我道：”虽然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喜欢你，而且永远永远喜欢你。”
一直到他去世，史波林先生始终按月寄生活费给我和莎立文老师。后来他把糖业公司的股票送给我们时，嘱咐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卖掉它。正因为如此，当莎立文老师和我第一次踏进这屋子，开始我们新的生活时，我们随时都能感到史波林先生与我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