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防御的手段
在防御中除了军队的绝对数量和质量以外，决定战术结果和战略结果的还有地利、出敌不意、多面攻击、战区的有利作用、民众的支持和巨大的精神力量等因素。关于防御者在利用这些因素方面是如何比进攻者优越，我们在本篇第二、三章里已经谈过了。在这里我们再谈谈防御手段。
一、后备军。在现代，后备军也被用于出国进攻敌国了，而且在有些国家，例如在普鲁士，后备军已经不再只能用于防御了，这一组织几乎必须看作是常备军的一部分。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人们在1813至1815年广泛利用后备军是在防御战争中开始的；后备军只在极少数地方是象普鲁士那样组织的，而那些组织不完善的后备军，比用于防御更适于用于进攻。此外，在后备军的概念中总是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全体民众以他们的体力、财产和精神在战争中不同于一般地、或多或少志愿地协助作战。后备军这一组织如果不具备这种性质，编成的队伍就会成为一种变相的常备军，具有常备军的优点，但也就会缺乏真正的后备军的优点。后备军的实质永远表现在拥有广泛、生动、非常容易因精神和信念的作用而大大增强的力量。后备军这一组织形式必须让全体民众有发挥这种协助作用的余地，否则，后备军就不可能有什么特别的成就。
显然，后备军的这种实质同防御的概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样的后备军用于防御总比用于进攻更为适宜。后备军可以挫败进攻，这种效果主要在防御中才能表现出来。
二、要塞。进攻者只能利用边境附近的要塞，因而要塞对他的帮助不大。防御者却能够利用全国的要塞，因而有很多要塞能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本身也强大得多。一个能迫使敌人军队进行真正的围攻而自己又能守住的要塞，当然比一个不能真正牵制和消灭敌人军队的要塞，在战争中能起更大的作用。
三、民众。虽然战区内单个居民对战争的影响，如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但是，全国居民，即使在根本不是民众暴动的场合，对于战争的总的影响也决不是无足轻重的。民众在服从本国政府的情况下，在本国进行一切活动都比较容易。敌人要使居民尽任何义务，必须公开使用暴力，用强制手段，而使用暴力必须动用军队，这将使敌人消耗大量兵力和增加许多困难。防御者却无须顾虑这一切，即使民众不是真正出于自愿，长期养成的公民的服从性也会使他们贡献一切（这种服从性已成为居民的第二天性，它由一些根本不是来自军队的、同军队没有什么关系的其他威吓和强制手段维持着）。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很多忠诚的自愿协助，在一切不需要流血牺牲的事情上，这种协助总是不会少的。我们只提出其中一项对作战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情报。这里说的主要不是指由于重大的需要而通过侦察取得的情报，而是指军队在日常勤务中遇到的无数弄不清的细小的情况，由于有同居民的良好关系，防御者在这方面到处占有优势。最小的侦察队、每个小哨、每个哨兵和每个外出执行任务的军官都需要向当地居民了解关于敌人、友军和当面之敌的情报。
如果我们在考察了这种一般的情况以后，再研究一下特殊的情况，即居民开始直接参加斗争，以及居民参加斗争发展到最高阶段，象在西班牙那样主要以民众战争的方式进行斗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单纯是民众支持的增加，而是出现了另一种真正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提出：
四、民众武装或民军是一种独特的防御手段。
五、最后，我们还可以把同盟者称为防御者的最后支柱。这里所指的是同某个国家的存亡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那些同盟国，而不是进攻者也有的一般的同盟者，只要看一看目前欧洲各国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国家和民族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都是极为复杂地和变化多端地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在这里不谈一贯保持的力量和利益的均势，这种均势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往往理所当然地被否定掉了）。每一个这样的交叉点都能起到稳定作用，因为在这个点上，一个趋向是另一个趋向的平衡力量；这些点又联系成较大的整体，任何变化都必然部分地影响到这种联系。因此，各国相互间的关系的总和更多地是有助于维持整体的现状，而不是使它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一般说来存在着维持现状的倾向。
因此，政治均势应该作上述这样的理解，而且，凡是许多文明国家进行了多方面接触的地方，都自然会产生这种意义的政治均势。
至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这种倾向能起多大作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个别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有的变化使整体易于发挥这种维持现状的作用，这种变化是保持政治均势的力量，因为它们同共同利益的倾向是一致的，所以它们也会得到共同利益中的大部分。而有的变化则是一种变态，只是个别部分在积极活动，使整体难以发挥维持现状的作用。在由大大小小的许多国家结成的很不牢固的整体内出现这种病态，是不足为怪的，即使是生物的那种调节很好的有机的整体内，出会出现这种病态。
因此，如果有人向我们指出，历史上曾有个别国家能够实现只对自己有利的重大变化，而整体却不能制止这种改变，甚至个别国家能够高踞其他各国之上，几乎成了整体的绝对统治者，那么，我们的回答是：这只能证明这个倾向的作用在当时不够强大，决不能证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就不存在了；向某一目标的引力并不等于向那个目标的运动，但决不能因此就说这种引力不存在。
我们说：要求保持均势的倾向就是维持现状，当然，我们是以现状中存在均势为前提的；因为一旦平静状态遭到了破坏，一旦出现了紧张局面，保持均势的这种倾向也可能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是，从本质上看，这种变化总是只涉及少数几个国家。因此可以肯定，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它们自己的生存始终是由各国的共同利益来维持和保证的，同时也可以肯定，每一个没有同整体处于紧张状态的国家在进行自卫时，支持它的国家比反对它的国家要多。
这些考察是哲学上的真理。它使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不考虑一切偶然现象，企图从这种相互关系中推论出能够支配每一个具体情况的法则，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不过，谁要是只用轶事趣闻来演绎全部历史，处处从个别的现象出发，从枝节问题出发，而且只限于寻找最直接的原因，不深刻地探讨在根本上起支配作用的总的关系，那么他的见解就只能对个别事件有价值。对这种人来说，哲学对一般情况所规定的一切，自然是不可设想的了。
假如不存在那种普遍追求平静和维持现状的倾向，那么许多文明国家就决不可能长时期地共同存在，而会合并成一个国家。既然现在这样的欧洲存在了一千多年，我们就只能把这种结果归功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如果整体永远维护每一个国家，那也是不正常现象，但是这种不正常现象并没有破坏整体，反而被整体消除了。
历史证明有些严重破坏均势的变化会被其他国家的反抗所阻止或消除，我们在这里只想谈谈波兰，因为那些嘲笑政治均势这个思想的人经常提到它，而且在这里谈谈一个无辜的防御者遭到灭亡而没有得到任何外国援助的事例，可能是十分合适的。一个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灭亡了，被另外三个国家瓜分了，而其他欧洲国家中却没有一个国家援助它。这一事实初看起来似乎可以充分证明，政治均势一般地说是不起作用的，或者至少表明在个别情况下是不起作用的。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会被人消灭，成为几个强大的国家（俄国和奥地利）的掠夺物，这似乎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既然这种情况不能对整个欧洲各国的共同利益发生影响，那么人们会说，这种共同利益对维护各个国家应起的作用只能说是虚构的。然而，我们断定，个别事件无论多么突出，它都不能成为否定一般情况的论据；其次，我们认为，波兰的灭亡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样难以理解。波兰不能被看作是欧洲各国中一个具有同等水平的成员，它是一个位于欧洲各国之间的维斯拉河流域鞑靼国，而不是象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那样位于黑海之滨，位于欧洲国家的边缘地区，我们这样说既不是蔑视波兰人民，也不是想证明这个国家是应该被瓜分的，而只是为了真实地说明情况。近百年来，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对其他国家来说，它只不过是引起纷争的原因。波兰就其本身的状况和国家的结构来说，是不可能在其他各国之间长期存在下去的；而要想根本改变这种鞑靼人的状态，需要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才能完成。何况他们的领袖本身的鞑靼人习气根深蒂固，很难产生这种想法。动乱的国家生活和他们极端的轻举妄动相互助长，使他们坠入深渊。早在波兰被瓜分以前，独立自主的国家这个概念根本就不存在，俄国人在那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完全可以肯定，即使波兰不被瓜分，它也一定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分。如果波兰本来是个有自卫能力的国家，那么三个强国就不会这样轻而易举地瓜分它；同时那些同波兰的存亡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强国，如法国、瑞典和土耳其就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协力维护波兰了。但是，完全依靠外国的力量来维护一个国家的生存，这太荒唐了。
一百多年以前已多次谈到瓜分波兰的问题，从那时起，人们只把这个国家看作是一条外国军队经常往来的公共大道。难道制止这一切是其他各国的任务吗？难道能要其他国家来维护波兰国界在政治上的尊严吗？这就无异乎要求人们做一件道义上不可能做的事物。在这个时期波兰从政治上看就象是一片空旷的草原；人们不能始终保护这片位于其他各国之间的、没有防守的草原不受这些国家的侵犯，同样也不能保障这个所谓的国家的不可侵犯性。因此，对于波兰无声无息的灭亡，也象对于克里米亚鞑靼国的默默无闻的灭亡一样，不应该感到惊讶。无论如何，土耳其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对保持波兰的独立有更大的利害关系，但是土耳其看到，保护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草原是徒劳的。
我们再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上来。我们已经证明，防御者一般地比进攻者更可能得到外国的援助。防御者的存在对于一切其他国家越是重要，也就是说它的政治、军事状况越是健全，它就越有把握得到外国的援助。
我们所提出的主要供防御者利用的手段当然并不是每一次防御都能具备的，可能有时缺少这几种，有时缺少那几种，但是，就防御这个概念的总体上讲，它们全都是属于防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