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出敌不意
为了达到上一章所谈的到处要争取的相对优势，就必然要到处争取出敌不意。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出敌不意是取得优势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就其精神效果来看，它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非常成功的出敌不意会使敌人陷于混乱和丧失勇气，从而会成倍地扩大胜利，这有许多大的和小的例子可以说明。这里谈的不是狭义的出敌不意——进攻范围内的奇袭，而是一般地用各种措施，特别是用调配兵力的方法达到的出敌不意。这种出敌不意在防御中也同样可以采用，特别在战术防御中更为重要。
我们说，一切行动都无例外地要以出敌不意为基础，但是，行动的性质以及行动的条件是不同的，因此，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程度是极不相同的。
这种差别由于军队、统帅以至政府的特点不同就已经开始存在了。
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而两者是以政府和统帅具有巨大的魄力和军队能严肃地执行任务为前提的。软弱和松懈是不能达到出敌不意的。虽然出敌不意是到处应争取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而且确实是不会毫无效果的，但是，非常成功的出敢不意也确实是不多的，这是它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如果认为在战争中用这种手段一定能得到很多收获，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在想象中，出敌不意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但在实行中，出敌不意却多半因为整个机器的阻力而难以实现。
在战术上，由于涉及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都比较小，出敌不意自然就比较容易实现。因此，在战略上，越是接近战术范围的措施，就越有可能出敌不意，越是接近政治范围的措施，就越难出敌不意。准备一次战争通常需要几个月，把军队集中到主要的配置地点，多半需要建造一些仓库和补给站，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行军，这些动向是很快就会被人知道的。
因此，一个国家出敌不意地向另一个国家挑起战争，或者出敌不意地将大量兵力指向另一个国家，这是极少见的。在以围攻为主的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人们曾尽力争取出敌不意地包围一个要塞，并认为这是军事艺术中特有的重要的一章，但是，成功的例子仍是罕见的。
与此相反，一两天内就可以完成的活动，出敌不意的可能就较大。因此，比敌人抢先一步行军，从而先敌占领某一阵地、某一地点或者某一条道路等等，往往并不困难。但是很明显，这样的出敌不意虽然较容易达到，但效果较小，不是这样的出敌不意虽然较难达到，但效果较大。谁要是相信这样一些小规模的出敌不意往往能取得很大的效果，例如赢得一次会战，夺取一个重要仓库，谁就等于相信那些可以想象，但在历史上找不到证明的东西，因为一般说来，这种出敌不意产生很大效果的例子是罕见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通过小规模的出敌不意要收到很大效果是很困难的。
当然，凡是从历史上研究这些问题的人，都不应该只注意历史评论家那些渲染的词藻、说教和自鸣得意的术语，而必须正视事实本身。例如在1761年的西里西亚战局中，就有过以出敌不意闻名的一夭。那是7月22日。那天，腓特烈大帝在向尼斯附近的诺森行军时，比劳东将军抢先了一步，据说，这就使奥军和俄军不能在上西里西亚会师，因而他赢得了四个星期的时间。但是，谁要是仔细阅读一下大史学家们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并且不抱偏见地看这些记载，那么，他就决不可能认为7月22日的行军有这样大的意义，而只能看出对这次行军的流行看法是充满矛盾的，并且看出在那个以机动闻名的时代里，劳东的行动有许多是没有道理的。在渴望了解真相和获得确证的今天，人们怎能容忍那些流行的历史证明呢?
要在战争过程中利用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须积极地活动、迅速地定下决心和进行强行军。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是大家公认在这方面造诣最深的统师，但是，从他们的战例中也可以看到，即使充分地作到了这一切，也并非总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腓特烈大帝在1760年7月曾非常出敌不意地从包岑袭击拉西将军，转而又袭击德累斯顿，在整个这段插曲中他不仅实际上一无所得，反而丢失了格拉次要塞，使自己的处境明显地恶化。
拿破仑在1813年曾经两次突然从德累斯顿袭击布留赫尔(至于他从上劳西次突入波希米亚就根本不用提了)，两次都完全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只不过是浪费时间和兵力，扑了个空，而且反而使德累斯顿几乎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因此，在战争中要通过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只靠指挥官的活动、魄力和果断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其他有利条件。但是，我们不是想完全否认出敌不意可能取得巨大的效果，只是想指出巨大的效果同其他有利的条件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条件并不是经常具备的，也很少是指挥官所能创造出来的。
在这方面，这两位统帅也提供了另外两个鲜明的例子。1814年，当布留赫尔的军队离开主力军团向马恩河下游移动时，拿破仑对它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袭击。要想以两天出敌不意的行军取得比这更大的战果是不容易的.首尾相隔三日行程的布留赫尔的军队被各个击破了，遭受了相当于一次主力会战失败时那样的损失。这完全是出敌不意的效果，因为，假使布留赫尔预料到拿破仑可能对他袭击，他就完全不会这样组织行军了。这次出敌不意的袭击所取得的效果同布留赫尔行军组织的错误是分不开的。当然拿破仑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因此，他的成功掺杂着一种幸运的偶然性。
1760年的累格尼察会战也是如此。腓特烈大帝在这次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刚刚占领了一个阵地，在当夜又转移了，这完全出乎劳东的意料之外，因而使劳东损失了七十门炮和一万人。虽然当时腓特烈大帝为了避免会战，或者至少为了打乱敌人的计划，经常采取忽东忽西地运动的原则，但是14日夜间转移阵地，却正好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不喜欢14日的阵地。因此，偶然性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劳东的进攻不是偶然地碰上了腓特烈大帝在夜间转移了阵地，不是偶然地碰上了难以通过的地形，那么，结果就可能不是这样了。
就是在较高的和最高的战略范围内，也有一些利用出敌不意获得巨大成果的战例。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要指出以下几个例子就够了：大选帝侯同瑞典人作战时，从弗兰肯到波莫瑞以及从马克到扑烈哥尔河的两次辉煌的进军；1757年的战局;1800年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那次著名的行动。在1800年这个战例中，一支军队投降后交出了整个战区，在1757年的战局中，另一支军队几乎也同样地交出战区并投降。最后，还可以举出腓特烈大帝侵入西里西亚作为一场完全出敌不意的战争的例子。上述各例中的战果都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如果不把这种情况同一个国家由于缺乏活动力和毅力而没有作好战争准备的情况（如1756年的萨克森和1812年的俄国）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是少见的。
现在还要谈谈关于出敌不意的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只有能够左右对方的人才能做到出敌不意，而只有行动正确的人才能左右对方。如果为了出敌不意采用了错误的措施，那么不但不能取得良好的结果，反而会招致恶果，至少敌人对我们的这种措施不必特别担心，他会从我们的错误中找到防止不幸的对策。进攻比防御包含更多的积极行动，因此，出敌不意自然也就更多地为进攻者所采用，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就要谈到的那样，这也不是绝对的。进攻者和防御者也可能同时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这时候，谁的措施最恰当，谁就必然占上风。
按理应该如此，但实际生活并不这样严格地符合这一准则，而且原因很简单。出敌不意的精神作用，往往能使最坏的事情变成好事，并使对方不能正常地定下决心。特别是在这里，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对方的高级指挥官，同时还指每一个指挥官，因为出敌不意会使部队涣散，因而每个指挥官的个性在这时都很容易表现出来。在这里，许多问题都取决于双方总的情况的对比。如果在总的精神方面占有的优势，能使对方士气低落和惊慌失措，那么利用出敌不意就能取得更大的效果，甚至在本来应该失败时也会取得良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