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间的中国文艺界
强烈的抗战热情激动着每个作家的心。与此同时，流浪与转徙，痛苦和艰难的环境，还有从未经历过的数千里的长途跋涉，从西北的古道过剑门关；从西南的水路过三峡，都是他们未曾见过的异境天地——这些经历都给予他们很丰富的创作素材。
在内地城市，不论哪个地方都组织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协会”，各种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陆续刊行。战争期间，纸张非常少，质量也差，印刷也常常由于遭到炮击而耽误。尽管如此，文艺刊物并没有休刊，而是继续刊行。例如，重庆文艺界抗敌协会出版的《抗战文艺》等，就是最漂亮最充实的月刊杂志。
就每个人的创作而言，戏剧的创作最成功，收获也最大。
曹禺的《蜕变》、《北京人》、《家》；老舍的《国家至上》、《面子问题》；茅盾的《清明前后》；郭沫若的《屈原》；赵清阁的《此恨绵绵》等剧，都上演过并获得好评，演出者的水平也有惊人的进步。在重庆，一到十月份就进入雾季，敌人停止轰炸，是开展戏剧活动的旺月。
长篇小说比较少。因为作家的生活不安定，所以不可能安下心来写作。可是，短篇、中篇小说和散文、诗却分外地多。例如老舍的《火葬》、《贫血集》；巴金的《憩园》、《小人小事》等等。此外，因为现在手头上没有书，想不起来的作品还很多。
我在抗战期间，不论是在昆明还是在重庆都是住在郊外，又由于我的健康和家事的关系，同文艺界的人们接触不太多，所以，不知道详细的情况。我给中国文艺界的朋友们写信，请他们以“抗战八年间的中国文艺界”为题写点什么。就我自身而言，我认为这八年的抗战给予文艺界的影响，正和二十九年前的五四运动一样，是警钟，是兴奋剂，在文艺的土地上撒下了很多优良的种子。我相信战后的生活安定下来以后，战争时期被埋没的、被隐藏的很多作品将会陆续发表出来。
（刘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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