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游历，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
采 访 者：《书城》杂志社 翟DI
被采访者：北岛
时 间：2002年11月
地 点：美国波士顿
诗歌正成为一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
翟: 前不久，你获得阿格那国际诗歌奖(International Poetry Argana Award)，也是你的诗歌第一次翻译成阿拉伯语，据我所知，中国诗歌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很少，请谈一下这个奖的情况。
北岛：这个奖是由摩洛哥诗歌之家，即卡萨布兰卡国际诗歌节的组织者颁发的。这个诗歌节是从九六年开始办的，每两年一次。今年是他们首次设奖，以后随诗歌节一起，每两年颁发一次。Argana是一种只在摩洛哥才有的树，生长在摩洛哥南部的盆地。它乍看起来像橄榄树，果子榨成油，可作调料也可按摩润肤。按授奖词的说法，这个奖颁给其独创性得到国际公认的诗人。
翟: 他们为什么选中你？
北岛：我也不知道。我想一个诗歌奖除了是对诗人创作的肯定外，主要是强调诗歌在当今世界中的作用。如果诗人只是得点名得点钱，没什么意义。在这个充满暴力的时代，诗歌可以传递另一种信息。帕斯说过，诗歌是除了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宗教和革命都充满暴力色彩，而诗歌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可以拆除种族文化之间的樊篱。
翟: 你得了不少国际奖，怎么看待这些奖？最看重哪个奖项？
北岛：首先，作家不会因为得奖不高兴，这当然是种荣誉。但荣誉也可能是个圈套，自己可别往里钻。写作不因为得奖而变得重要，也不因为不得奖而变得不重要。
翟: 也包括诺贝尔奖？因为你是中国呼声最高的候选人。
北岛：对。诺贝尔奖只不过是十八个人选出来的一个奖，奖金多点，名声大些，它只代表十八个人的看法，而且被种种因素所左右。诺贝尔奖的重要性也许是对非商业化文学的推崇，至少每年有一天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存在；但随后商业化对获奖者的利用，也多少消解了它的意义。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百年情结，所以有中国人得奖挺好，让大家解了这个结。
翟: 你在摩洛哥的受奖发言中提到，“诗歌正在成为中产阶级的饭后甜点，是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北岛：我现在在美国大学教诗歌创作。从五十年代末至今，美国大批诗人进入大学教写作，诗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生活有了保障，渐渐变成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想象力变得贫乏苍白。而学生那边也有问题。写作本来需要原始冲动，是反对权威的，学生得紧跟随教授才行。写诗变成了个生产过程，好像诗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学生产生幻觉，觉得诗人也可以被制造出来。由于这种误导，产生了众多平庸的诗人，因为没什么好写的，大家开始讲故事。现在美国诗歌主流叫做叙事性诗歌(Narrative Poetry)，那甚至也不是故事，只是些日常琐事，絮絮叨叨，跟北京街头老大妈聊天没什么区别。
翟: 你不喜欢关注生活细节、来自日常生活题材的诗歌，对吗？
北岛：不一定在于写什么，而是在于怎么写。生活细节也好，宏大题材也好，很多东西都可以入诗。但诗得有激情和想象力，得有说不清的力量和让人晕眩的东西。
翟: 现在国内的一些诗人也在写类似的“叙事性诗歌”，这些诗人里包括以前的“第三代”和现在的所谓“第四代”。
北岛：中国的诗歌现状和美国的还是不太一样。一方面，中国诗歌的这种倾向,多少也和中产阶级化的社会转型有关；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影响的焦虑”，即第三代诗歌要避开“今天派”的影响，另寻出路。美国诗歌专业化后，有点像我们的作协，对创作没好处。虽然美国诗歌中有不同声音，比如“垮掉一代”、“黑山派”和“纽约诗派”，但其主流诗歌是非常保守的。
翟: 你是这个教育制度的受益者，比如经常参加美国各大学诗歌朗诵会什么的。
北岛：一般有创作课的大学，都有朗诵系列(Reading Series )，配套成龙，组成了专业诗歌生产线。大学的诗人教授们互相请来请去。对，我也是受益者，常被请去朗诵。但由于非正式教职，又是外国人，我享有误入中心的局外人的特权。这种特权是：其一，你在其中，但不必遵守他们的游戏规则；其二，你不在其中，由于距离，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批判意识。
翟: 你是用英文还是中文朗诵？
北岛：用中文朗诵，然后请美国诗人或教授朗诵英文翻译，一首对一首，有时加字幕。我从不用英文朗诵，一是英文没那么好，二是我喜欢中文的音调，喜欢那种它孤悬于另一种语境中的感觉。说白了，我念错了，没人能听得懂。
翟: 听众的反应怎样？
北岛：当然不一样。在欧洲，一般来说，不会有听不懂的问题，尤其像北欧国家，有理解晦涩诗歌的能力，他们自己就有很多这类的诗歌。而美国重的是叙事传统，听诗费点劲儿。有时候我得搭配些容易懂的诗，朗诵前再说几句话作引导。其实朗诵就是一种表演，你总不想跟听众过不去吧。
翟: 你游历了很多国家，结识了很多诗人和作家，说说这种交游的感受。
北岛：游历其实从最初写诗就开始了。先是串门，从北京胡同串来串去，然后串到白洋淀，甚至更远的地方。从八五年起变成了世界范围的游历，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诗人和作家。我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和文化，游历久了，变得身份不明。这些人和自己及其他的语言文化都拉开了距离，游离在中间地带，这种现象实际上在改变世界文化的景观。这次到摩洛哥开会，我顺便去看望一个住在摩洛哥的西班牙最有名的小说家胡安·高蒂萨罗(Juan Goytisolo)，今年春天，我们一起去了巴勒斯坦。他觉得住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的距离正好，足够他观察国内的一切，又不必介入国内的纠纷。他经常在西班牙的报纸上谈国际政治和社会问题。和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urg)交往，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作为西方的造反派，他的困境在哪里，为什么他会选择喇嘛教这种很边缘的宗教为后盾。我作为一个流浪者，因为不属于任何文化圈，就有一种说话的特权。比如巴以冲突，我明确站在巴方，公开谴责以色列当局。在参加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声援巴勒斯坦的访问活动中，我更切身体会到巴勒斯坦人所受的苦难。但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巴以问题上保持沉默，这和犹太人在欧洲的历史有关。那是个禁区。而葡萄牙小说家萨尔马戈(Saramago)挑战了这一禁区，他受到很大的压力。
翟: 《书城》曾采访了巴勒斯坦诗人达维什(Mahammed Darwish)，他说喜欢你的诗集《零度以上的风景》。
北岛：今年春天访问巴勒斯坦，就是应他的邀请。很多被压迫民族的诗人会变成纯粹政治型诗人，只有一种简单的声音——反抗的声音。而达维什诗中的音调很复杂，他让我想起已故以色列著名诗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他们的诗有共同之处：对暴力对口号的厌倦，试图以自嘲来维护最后一点点人的尊严。
附录诗歌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东西
翟: 有些问题不好问但还是得问，比如，你觉得什么是好的诗？
北岛：我们也许只能用排除法排除那些坏诗，剩下的就是好诗。看来要想说清什么是好诗并不容易，因为诗就是试图言传那不可言传的东西，这悖论正是诗的由来。
翟: 怎么看国内的诗歌现状？
北岛：我在国外待的时间太久了，没资格说三道四。但我总的印象是中国的诗歌处于低潮，这和中国新诗的灾难性历史以及脆弱特质有关，也和突如其来的商业化的压力有关。所谓低潮高潮必须有参照系。我的参照系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是世界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产生了多少大师。那时的战争、离别、痛苦，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苦难的艺术。自五十年代后，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这并非意味着苦难不复存在，而是人们不愿再正视它，越来越繁荣的电视等声像媒体，正迎合甚至创造了这种心理。文字退居次要地位。这不仅仅是中国诗歌的问题。
翟: 那像我们这些喜欢读诗、又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不是很悲观？
北岛：你可以往后看，读上个世纪那些大师的作品。阅读并没有时间性。我就从来不鼓励我的学生读美国当代诗歌，离他们的现实太近，是有害的，很容易重蹈复辙。
翟: 你向学生推荐哪些诗人？
北岛：俄国的曼杰斯塔姆(Mandelstam)，英国的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德国的特拉克尔(Georg Trakl)和鲍尔.策兰(Paul Celan)，西班牙的洛尔迦(Garcia Lorca)和瓦耶霍(Cesar Vallejo)等，读这些大师的作品才知道诗的高度在哪里。我不认为诗歌总是在进步，某一时期它会产生巨大的倒退。
翟: 亚洲诗歌的声音很弱。
北岛：这和英语的强势文化有关。亚洲诗人也常参加国际活动，但占的比例很小，多半都是点缀。日本有不少重要诗人，如大冈信，吉刚正造，谷川俊太郎等。若再加上阿拉伯语世界的诗人，亚洲诗歌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弱。比如，住在巴黎的黎巴嫩诗人安东尼斯(Adonis)，还有我们刚才提到巴勒斯坦诗人达维什和以色列诗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都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诗人。
翟: 很多在海外的诗人，像多多、杨炼、张枣，他们境况怎样？
北岛：除了张枣，别人的情况我并不太清楚。我想在海外的诗人和国内的相比，虚无的压力超过了生存的压力。国内太热闹了，而海外又太孤寂了。我想对写作来说，还是孤寂好。
翟: 怎么看第三代诗人？
北岛：第三代中有不少出色的诗人。不像我们那样，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作为文化革命后成长的一代，他们没有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负担。他们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尝试，比如试图建立和中国古代文体的对话关系，比如张枣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苏州记事一年》，都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作品。我在美国大学用这些诗作教材。
翟: 你对第三代的描述，让我想起国内诗歌界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界定和争议。
北岛：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没什么意义，是诗人之间争夺话语权的结果。你说柏桦是民间的还是知识分子的？很难界定。我不想让这个话题进入今天的谈话。依我看，大家先把诗写好了再说。
翟: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人都写诗，诗人地位很高，现在少有人读诗，承认自己是诗人会被笑话。前段时间成都的一些人，大概想复兴诗歌，把诗贴在公共汽车上，让它们满街跑。我一直在想，诗和社会之间，怎样的关系才算和谐？
北岛：帕斯说过，读诗的人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在读。中国的知识分子圈里，还是有人在读诗，这就很重要。中国走了两个极端。八十年代初，诗歌过热，一是正好处于话语转变期，年轻人找到了自我表达的方式；二是由于错觉，以为人人都可以当诗人。到现在倒好，没人读诗了，很多诗人放弃写作。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商业化败了诗歌的火，因为商业化更急功近利。诗歌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东西。和八十年代初的热闹相比，也许目前诗歌的处境更真实。
摆脱革命话语的影响，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事
翟: 刚开始写诗时，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北岛：郭路生，也就是食指。那是七十年春，我和几个朋友到颐和园划船，一个朋友站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对我的震动很大。
翟: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是这首诗吧？你的《朗诵记》里提到过。
北岛：对。我被他诗中的那种迷惘与苦闷深深触动了，那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以至一代人的心境。毫无疑问，他是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翟: 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诗？
北岛：七○年，就是那年春天听了食指的几首诗后。在这之前我写旧体诗。
翟: 中篇小说《波动》是七四年写的吧？
北岛：初稿是七四年，改了三稿，七九年定稿，八一年在《长江文艺》上发的。
翟: 为什么没继续写下去？
北岛：后来写过一些短篇。停止写小说有几个原因，一是那时没怎么看过小说，胆大，敢写。到了七十年代末开始，大量翻译作品出来，我一下子被震住了，觉得差距太大，干脆放弃。
翟: 以后还会写小说吗？
北岛：不会。诗人和小说家是两种动物，其思路体力节奏以及猎物都不一样。也许写散文是我在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一种妥协。
翟: 我读了你的散文集《蓝房子》和《午夜之门》，很喜欢，风格和你的诗完全不同，你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有趣。是用随笔的方式讲故事。我更愿意叫它们随笔，散文听起来有点抒情，但你的文章不抒情，只像一些针尖，干净利落地划过皮肤。为什么开始写散文？
北岛：最初是偶然的。当时和老板关系不好，把在大学教书的饭碗给丢了，只好靠写专栏养家糊口。慢慢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写散文对我是一种放松，写诗久了，和语言的关系紧张，像琴弦越拧越紧。另外，诗歌所能表达的毕竟有限，比如对日常生活以及对人与事的记录是无能为力的。
翟: 现在写诗的速度是怎样的？
北岛：我在有意放慢速度。过去这十来年，写得太多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自我重复。
翟: 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
北岛：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
翟: 你觉得自己现在的诗和出国前的诗有什么不同？
北岛：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断裂，语言经验上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可能现在的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有时朗诵会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
翟: 介不介意这种距离？
北岛：不介意。
翟: 远离母语，远离熟悉的环境，对写作有影响吗？
北岛：我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从年轻时代开始，我们吸取的营养就是来自不同文化的，那时写的诗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作为作家，确实有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文写作本身就确定了你的身份——你是中国诗人。像哈金用英文写作，他就是美国作家。在语言上的忠诚和在文化上的反叛，会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又恰恰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翟: 在你离开中国的十年里，语言变化很快，新词层出不穷，第一次回去，有没有新鲜感或距离感？
北岛：现在在小青年中流行的网络语言，我很多都不懂。但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没有关系，它是语言中最核心的部分，不会受太多影响。
翟: 那怎么看那些用现在日常语言写诗的人？他们是不是相当于你们当时用革命话语写诗？是不是说明日常生活和诗歌在从前和现在都有着密切关系？
北岛：其实用所谓日常语言写诗，进入诗歌后已经不再是日常语言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正如革命话语进入我们的诗歌，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革命话语，它早被我们的写作颠覆了，虽然还保留着某些阴影。日常生活和诗歌当然有关系，但绝不是物体和镜子的关系。
附录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
翟: 现在想起北京，还是像你书里提到的是“大白菜的味道”吗？
北岛：嗅觉比其他感官的记忆更持久。刚开始连做梦的背景都是北京。时间一长，背景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有气味。在外边待久了，回去的路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十三年后我第一次回北京，连家都找不着了。冬储大白菜不见了，但它的味道留在记忆里，那是我的北京的一部分。
翟: 你的《搬家记》描述了在欧洲的四年里，换了七个国家，搬迁十五次，我从中读到的是你的苦闷和无奈。当时靠什么力量扛过来的？
北岛：我们这些作家当年被批判也好被赞扬也好，反正一夜成名，备受瞩目。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这种巨大的反差，会特别受不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关。慢慢的，心变得平静了，一切从头开始——作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
翟: 有没有绝望的时候？
北岛：当然有。我喝酒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在北欧喝很多威斯忌，有时觉得这晚过不下去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第二天醒来，松口气——总算又熬过了一夜。
翟: 持续了多久？
北岛：头两三年。加上北欧气候不好，冷，天黑得早。
翟: 到处游历、搬家，一直带在身边的，最珍爱的东西是什么？
北岛：中文。这是惟一不能丢的行李。
翟: 你走了这么多国家，觉得哪里最适合诗人生存和创作？
北岛：哪儿都不适合诗人生存。如果不谈诗人，作为移民，在美国生活要容易些，欧洲比美国排外得多。美国虽有很多问题，但好处也多。比如，像我这样的英文水平，居然能混到美国大学教英文写作，这在欧洲是想都不敢想的。
翟: 喜欢什么职业？
北岛：没有喜欢的职业，但这话得看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当建筑工人时，最羡慕的活是烧锅炉看水泵的，因为有时间读书写东西，但一直没轮上我；后来当编辑，梦想找份不坐班的差事，也未能如愿。
翟: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说，生活在美国的好处是，他不必向给他钱的人道谢，诗人和学者都是乞丐，但他们把乞讨的苦差推给了校长。
北岛：但问题是，诗人和学者因为不用亲自乞讨，也就失去了乞丐的敬业精神，用不着流浪，有吃有喝的，转而成了施主，传教授业，居高自傲。这种阶级成份的转换，必有后患。
翟: 说说在美国大学当驻校诗人的事情。
北岛：我嘴笨，不适合当老师，但总比刷碗强。我在美国中西部威斯康辛州的一所私立学院Beloit当驻校诗人，每年在那儿待两个月，教诗歌创作和中国当代诗歌。创作课分两部分，一是分析大师的作品，二是讨论学生自己的诗。当场讨论他们的作品，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往往会因为一个词不懂而卡在那儿。我要求他们提前把诗交给我，我先查字典把诗看懂了再说。混久了就好多了，一个词不懂也没关系，大概知道他们在写什么。
翟: 现在有没有来自生活的压力？
北岛：像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加上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不稳定。我曾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在纽约和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给BMW汽车写颂词，等等。我没什么可抱怨的，现在这个工作收入还行，虽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好处是自由，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属于自己。
翟: 你早期写了些情诗，后期不再写爱情了，你的感情经历和诗歌真的分开了吗？
北岛：写情诗大概只能在青年时代。那时，生活经验和写作很密切，到了一定岁数两者逐渐分开，变得曲折隐秘了，没有年轻时那么直接。
翟: 以后会再写爱情诗吗？
北岛：不知道，生活和写作都是不可预测的。
翟: 现在谁在你的生活中最重要？
北岛：女儿。我对女儿有负罪感，我生活的动荡以及婚姻上的问题，对她影响很大。我离开她时她只有四岁，十岁来美和我团聚，十五岁又回到北京，十七岁再搬回美国，像个小流浪儿，在该得到父爱时没有父爱。记得刚和女儿分开的那段日子，我的感情变得非常脆弱，甚至不能在街上听见孩子哭，一听见就跑，实在受不了。
翟: 她读你的诗吗？
北岛：很小的时候会背一两首，长大了就不读了。
翟: 我喜欢你写给女儿五岁生日的那首诗，你女儿认同你的诗人身份吗？
北岛：她没这个意识，有时还嘲笑我，直到在北京读国际学校时，她的中文老师和英文老师都要教我的诗，她似乎才另眼相待。让我吃惊的是，她最近开始写诗了。那是青春期骚动跨国迁徙和文化震荡所致，倒是很自然的，应该和我没什么关系。
翟: 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北岛：上午写作，中午午睡，下午去健身房读书学英文，给女儿做饭，晚上租个录象带看，算是休息。
翟: 现在读中文多还是英文多？
北岛：当然还是读中文多。但出于生存需要，强迫自己读《纽约时报》，其英文简洁明快。另外读点英文小说什么的，出于工作需要，有时也读读英文诗。总之，平时犯懒，一到关键就得临阵磨枪。
翟: 什么时候最想写诗？
北岛：很久没写的时候，有种恐慌，就像学业荒废的感觉之于读书人一样。
翟: 喜欢和身边的人谈诗吗？
北岛：不喜欢，诗是不能谈的东西。
翟: 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北岛：失去亲人。我妹妹在七六年因游泳救人淹死了，那孩子得救了。我和妹妹感情非常深，她那时才二十三岁，我二十七岁。我痛不欲生。我甚至觉得，后来写诗办刊物都和这事有关。两年后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
翟: 如果让你现在给“幸福生活”下个定义，会是什么？
北岛：记得年轻时读普希金的诗：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我一直没弄懂。直到漂泊海外，加上岁月风霜，才体会到其真正含义。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附录北岛创作年表
北岛创作年表
1949年 生于北京。
1966年 因文革中断高中学业。
1969-1980年 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人,其中混凝土工五年,铁匠六年。
1970年 开始写作。
1974年 完成中篇小说《波动》初稿。
1978年 完成第一部诗集《陌生的海滩》,自己油印出版,印数
一百本。
同年年底，和芒克、黄锐创办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其
早期诗作、短篇小说和《波动》首次发表在这里。
1979年 《波动》定稿。
1982年 完成诗集《峭壁上的窗户》。
1983年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波动》及英译本。
1986年 完成组诗《白日梦》。
广州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北岛诗选》。
1987年 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自1987
年至1988年，在英国杜伦大学做访问学者并教书。
1988年 初次访美，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访问作家。
1989年 四月到旧金山开会，应德国DAAD邀请在柏林住四个
月，再到挪威奥斯陆大学任访问学者。
1990年 获瑞典笔会图卓尔斯基文学奖。在斯德哥尔摩居住九个
月。完成诗集《旧雪》。自1990至1991年，在丹麦奥尔
胡斯大学教书。
1992年 在荷兰莱顿大学任驻校作家。完成诗集《走廊》。
1993年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诗集《在天涯》，收入《旧雪》
和《走廊》。应法国文化部邀请在巴黎翻译法国诗歌，同
年八月搬到美国，在东密西根大学任杰出客座教授。
1994年 在密西根大学国际中心任访问艺术家。参与创建国际作
家议会并担任理事。
1995年 搬到加州戴维斯，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系任客座
教授两年。
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午夜歌手·北岛诗集 一九七
二·一九九四年》。
1996年 完成诗集《零度以上的风景》，由九歌出版社出版。被美
国文学艺术院选为终身荣誉院士。
1997年 参与筹备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节。
1998年 完成诗集《开锁》及散文集《蓝房子》，由九歌出版社出
版。获美国古根汉姆奖金。
2000年 完成散文集《午夜之门》。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任访问
艺术家。自同年秋天起在美国威斯康辛柏洛伊特学院英
文系教创作课，并任驻校诗人至今。
2001年 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客座教授。
2002年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东亚系任客座教授。获摩洛哥诗
歌之家阿格那国际诗歌奖。
2003年 为柏洛伊特学院组办第二届国际诗歌节。
2004年 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英语系任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