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午夜之门(2)
早上醒来，不知身在何处。一缕阳光从窗帘后溜进来。记得我去旧金山以色列领事馆办签证时， 一个犹太小伙儿在门口盘查我。我说我去巴勒斯坦。他说没有巴勒斯坦。那口气平静自然不容置疑。他一看就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心地善良的人，而他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否认的悲剧性。
吃早饭时遇见西班牙的胡安和意大利的文森佐，还有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胡安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到市中心转转。胡安住在摩罗哥，会讲一点儿阿拉伯语。他写的是那种实验性小说，同时热衷于社会活动，是那种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这欧洲相当普遍的角色在美国几乎绝了种。胡安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在西班牙的大报上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影响舆论趋向。他以前带电视摄制组来过巴勒斯坦，这教授就是他当年的向导。
我们坐出租车来到拉马拉市中心。这和新疆或南非的某个偏远小镇没什么区别，贫困但朝气蓬勃。路口竖着可口可乐和莫托瑞拉的广告牌。露天集市摆满新鲜的蔬菜瓜果，小贩在吆喝。教授满街打招呼，他捏捏瓜果，尝尝药材，问价搭话谈天气。胡安在报亭买了份英文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这儿居然摆满各种美国的流行杂志，诸如《生活》《时装》《阁楼》《十七岁》。我纳闷，到底谁是这类杂志的买主？
教授指给我们看那些以色列炮火毁坏的商店住宅，大部分已经修复，但斑驳可辨。墙上到处张贴着一组组肖像照片，像我们当年的劳动模范光荣榜。在众多小伙子中有个秀美的姑娘。一问，原来这就是那些引爆自己的“烈士”。教授告诉我，那姑娘一个月多前死的，仅二十八岁，是第一个“女烈士”。
我们步行到文化中心。这中心是以巴勒斯坦诗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萨卡基尼(Khalil Sakakini)命名的。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一次大战期间还因庇护波兰犹太人而坐牢。这是个典型的巴勒斯坦传统建筑，建于一九二七年，是以前拉马拉市长的住宅。穿过精心规划的花园，进拱形门廊。一层正举办画展，二楼是办公室，包括达维什主编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楼梯把我们引向三楼的会议厅。
巴勒斯坦作家和我们相对而坐。由巴勒斯坦驻法国的总代表雷拉(Leila)介绍代表团成员。她是乐观的胖女人，喜欢开玩笑。介绍意大利小说家文森佐·康索罗(Vencenzo Consolo)时，念他的名字重音先在前，那意思是电视支架或仪表盘，相当物质化；她又把重音往后移，意思就变了——安慰，那倒是精神性的。对，安慰先生。
首先由达维什讲话，他先提到“这个血腥的春天”(this bloody Spring)。他说，你们勇敢的来访就是一种突围。你们让我们感到不再孤立。“我们意识到有太长历史和太多先知，我们懂得多元环抱的空间而不是牢房，没有人可以独霸土地或神或记忆。我们也知道历史既不公平也不优雅。而我们的任务是，作为人，我们既是人类历史的牺牲又是它的创造。”最后他说，“而我们患的不治之症是希望……希望将让这儿恢复其原意：爱与和平的土地。感谢你们和我们一起背负这希望的包袱。”
希望的确是个包袱。三天后，以色列军队再次占领拉马拉和西岸大部分地区。这个文化中心也未能幸免，美术作品和办公设备全部被捣毁，连电脑的硬盘也被拆走。
接着是在巴勒斯坦传媒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萨尔马戈成为焦点。从巴黎出发前他就一语惊人，把以色列当局和纳粹相比，使用了奥斯维辛(Auschwitz)和“大屠杀”(Holocaust)这样的词。代表团的多数成员感到不安，生怕其激烈言论会影响此行的目的。我倒觉得萨尔马戈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又不是政客，用不着那些外交辞令。一个作家有权使用隐喻，若能警世，正好说明语言的效用。再说，他的话如预言，被随后发生在杰宁(Jinin)等地的屠杀证实了。以色列并不拥有奥斯维辛和大屠杀这些词的专利权。过去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今天的暴君。这是人性的黑暗，冤冤相报的黑暗，让人沉溺其中的仇恨的黑暗。而作家正是穿过这黑暗的旅行者。
在发布会上，我提到除了种种围困，还有另一种围困，即仇恨话语的围困。散场时，坐在我旁边的胡安说，他完全同意我的说法，可能因为西班牙和中国有过相似背景，语言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
我们应伯尔泽特(Berzeit)大学校长的邀请，和教授们一起共进午餐。伯尔泽特大学在拉马拉西北郊。我们乘坐的大轿车突然停下来，前面被水泥路障拦住。所有人必须步行穿过大约五百米的土路，然后到路的另一头再搭车。我问塔妮娅为什么。我刚知道，她就是校长夫人。她耸耸肩说：“他们就是让我们生活不方便。”她告诉我哨卡原来是设在路边的，后来撤到山坡上去了。她指指山坡上的碉堡，那些以色列狙击手可射杀任何他们看不顺眼的人。我哆嗦了一下，这无形的威胁更让人得慌。
路的另一端挤满了人和出租车。大学及三十多个村庄与拉马拉隔开，诸多不便，倒是给出租车和小贩带来了生意。尘土飞扬，人们大叫大喊，脾气暴躁。有个小贩背着个一人多高的铜壶，壶嘴拐八道弯。像个高深莫测的乐器。只见他一拱肩膀一扭腰，饮料就音乐般流出来。他免费送给我们头头罗素一杯。我也跟着尝了口，像冰镇酸梅汤，心定了许多。
我们下了出租车，穿过校园。这和世界上别的大学没什么两样。学生们三五成群在聊天，享受午后的阳光。女学生似乎很开放，都不带蒙面纱巾。伯尔泽特大学是第一所巴勒斯坦高等院校。初建于一九二四年，那时只不过是个小学，逐渐升级，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成为正规大学。这些年来，有十五个大学生在游行示威中被杀害。以色列当局经常强行关闭大学，自七九年到八二年，百分之六十一的时间是被关闭的。最后一次是八八年一月，关闭了长达十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校方秘密在校外组织临时学习小组。即使如此，很多学生要花十年工夫才能完成四年的学业。
可惜没邀请学生代表参加，午餐会有些沉闷。校长致欢迎词。罗素谈到校际之间，比如与他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合作的可能。一位教授告诉我，因为围困，很多学生晚上就睡在教室。
我溜出来在楼里转悠。大厅陈列着学生的雕塑。其中一件作品让我震惊：一个鸟蛋放在由锈铁钉组成的巢中。这想象让人心疼，只能来自受过战争创伤的年轻人。
我们从大学乘车去拉马拉的一所难民营。所谓难民营，其实就是为被逐出家园的人所建的临时住处，说临时，好几代过去了，拥挤不堪。我们先来到难民营的文体娱乐中心。迎面是被坦克撞破的门，满地纸片碎玻璃，电脑乐器健身器材等所有设备无一幸免。中心的负责人抱歉说，没有一把好椅子能让我们坐坐。他摊开双手问我们：你们说说，这就是恐怖基地吗？
几乎每堵墙上都有个大洞，贯穿家家户户。这是以色列新发明的爆破武器，嫌破门而入麻烦，索性穿墙越壁。看来，这种新技术带来新的串门方式，正在改变人类的礼仪传统。我们来到难民营小巷深处的一家住户。“客人”串门时，不仅毁了电视机，还伤了主人。我不懂阿拉伯语， 而他们手势表情中的那种绝望与恨，一看就明白。
晚六点，阿拉法特要接见我们。这并没写在时间表上，但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陪我们的雷拉说，会见只有半小时，随后阿拉法特要召开内阁会议。由警车开道，到阿拉法特官邸时，天已擦黑。大轿车进入大门穿过空场，停在一栋外表普通的楼房门口，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雷拉带我们上楼时，多数记者被拦住。我们被带到一个休息室，大家聊天开玩笑，自由散漫惯了，不习惯这种正式场合的压力。大约十分钟后，我们被带到对面房间，阿拉法特站在门口，由雷拉介绍，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阿拉法特带着他那著名的微笑，和照片中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个子比想象的还矮小。小个子自有他们对付大世界的办法，一般来说，他们更自信更顽强更务实更富于挑战精神。以色列当局的那些战略或心理专家大概没想到这一点。
这显然是阿拉法特的办公室兼会客厅。一头是办公桌，旁边立着巴勒斯坦国旗；另一头是一圈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盆娇气的睡莲。阿拉法特和我们头头罗素坐中间。按事先说定的，这次会见不对外公开，故所有记者都被赶了出去。罗素首先代表国际作家议会说了几句话，表示对巴勒斯坦独立和自由的支持。他特别强调说我们是来看望达维什的。阿拉法特指着达维什开玩笑说：“他是我们老板。”每个成员都说了几句话，由雷拉翻译，但阿拉法特时不时用英文回答。索因卡说，他希望不要把仇恨和冲突写进教科书去。阿拉法特做了个坚决的手势，说：“绝不会的。我们甚至相反，太不关注对历史的描述了。”说到仇恨，他感叹道，小时候他家就在哭墙附近，他整天和犹太孩子们一起玩。如今这几乎是不可能了。最后轮到我。我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知道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和重重困难，你是否还保持着当年的理想？阿拉法特激动地跳起来，指着他身后的庙山(Mount of Temple)的巨幅照片。特别是那醒目的镀金圆顶(Dome of the Rock)和旁边的犹太教寺院。庙山不仅是伊斯兰教，也是天主教和犹太教圣地。基督曾在这儿布道，希伯莱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祭坛也在这儿。阿拉法特用指头划了个大圆圈，意思是在一起和平共处，那就是他的理想。他也是个会用隐喻的人，那是一种能力，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另一种方法另一个向度。很难想象他的对手沙龙使用隐喻，沙龙的语言倒是直截了当，那就是坦克。三天后，他的坦克冲进阿拉法特官邸。
会见大约一小时，超过了原定的时间，内阁会议不得不推迟了。阿拉法特和大家一一合影。他又跑来跑去，拿来二○○○年伯利恒(Bethlehem)巴勒斯坦发展计划的画册和纪念章分送给每个人。布莱顿请他在画册上签名。临走，调皮的布莱顿走近阿拉法特的办公桌，卫队长想拦住他，他闪身偷走了桌上的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