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空山纽约骑士
艾略特(Eliot)是个怀疑主义者。即使不吭声，他的眼神、表情和手势也会对周围的一切提出质疑。这也难怪，他是典型的纽约人。纽约人就是纽约人，而不是美国人。像纽约这种大都市早已和美国分离。别的不提，单是它的噪音就特别，那昼夜不停的警笛声，逼得外来人发疯。一个纽约人必须有极其坚韧的神经，并靠怀疑的力量才能活下去。艾略特生在纽约，长在纽约。他和他的妻子尼娜出生在同一家医院。当然不是同时，他们相识要晚得多。但我相信纽约是他们的介绍人——你是纽约人吗？对，你呢？当然啦。艾略特告诉我，除了纽约，他不可能住在美国任何地方。
格林威治村在曼哈顿下城，是艺术家的聚集地，现在成了旅游点。附近的西十二街却相当安静，树木稀疏但很重要，只有它们显示季节的变化。红砖楼房被生锈的防火梯及其影子所勾勒，像写生画的败笔。这种排房在英国和荷兰很多，体现了一种都市中产阶级的思维方式。进门，是客厅和厨房，厨房门外是天井式的小院。窄窄的楼梯通向孩子们的卧室，再往上是主卧室，最后来到一间相当宽敞的阁楼，四壁是书，一扇天窗开向纽约肮脏的天空。书房的主人艾略特在抽烟，烟雾和他的冥想一起上升。我很喜欢这种烟，像小雪茄，但味道很淡，戒烟后我有时也无法抵抗它的诱惑。
艾略特一直劝我搬到纽约，就像牧师劝人搬到天堂。除了种种好处外，他特别指出纽约其实很安全，人们纯粹是被好莱坞电影所蒙蔽。直到一天傍晚，贼从天而降偷走了他的传真机，他才闭嘴。要是他当时在场，并和他的烟卷一起冥想，天哪，真正的伤害恐怕是心理上的：贼偷去的是他的灵感。
我认识艾略特是一九八八年秋天，在纽约，金斯堡主办的中国诗歌节上。我们只是匆匆打了个招呼，我的印象是他忧郁而敏感。
再次见面是一年后，在美国笔会中心。那是转变之年，对我，对很多中国人。艾略特请我和几位中国作家参加由他组织的中国文化讨论会。那天听众很多，正好在纽约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欧·帕斯及夫人也坐在其中。艾略特从十九岁起就是帕斯诗歌的英译者。会后，艾略特、帕斯夫妇、多多和我，还有讨论会的口译文朵莲一起去吃晚饭。有帕斯这样的大诗人在场，话题多半围绕着南美的诗歌与政治。摇曳的烛光下，艾略特话不多，抽烟，眼镜闪光，偶尔一笑。他的笑有点儿奇怪，短促而带有喉音。他和文朵莲是大学同学，也学过半年中文。他用中文阴阳怪气地说：“我不会说中文。”
艾略特和我同岁，比我大六个月。我们有很多经历相似。比如，都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我当红卫兵时，他成为嬉皮士，在耶鲁大学只读了一年，就跟着造反了，后来再也没回去。他在美国的造反派中是温和的，按我们当年的标准应算“逍遥派”。他四处游荡，借浩荡之东风，抒个人情怀。
九四年春天，我们去位于长岛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朗诵。二十七年前，艾略特就曾游荡到这儿，临时顶替朋友在一家学生报纸当编辑。故地重游，他感慨万千，为发现青春的旧址而惊讶。经过图书馆时，他的脸好像突然被火光照亮。当年造反派正准备焚烧图书馆时，艾略特挺身而出，向那些狂热的学生们宣讲书的重要，终于扑灭了那场烈火。很难想象，怀疑主义者艾略特当年慷慨激昂、大声疾呼的样子。在他保卫纽约大学的图书馆时，我正和朋友爬进北京的一家被查封的图书馆偷书。姿势不同，立场却是一致的。
我曾向他建议，作为同龄人，我们应合写一本书，按年份写下各自的经历。
大概出于对大火的记忆，他对革命有一种本能的戒备。两年前，在以革命和诗歌为专题的讨论会上，一位著名的黑人诗人在演讲中，盼望着革命大火为诗歌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艾略特冷冷地反驳说，革命大火只能烧死诗人，摧毁良心，制造血腥的悲剧。他举了俄国和中国的例子。为此艾略特受到众多的攻击。一般来说，美国诗歌界派系虽多，但各自为政，很少染上我们中国文学圈子以骂人为生的毒瘾。算艾略特倒霉，这恐怕和他的怀疑精神和冷嘲热讽的态度有关。四年前他编了一本反学院派的美国当代诗选，很多诗人都认为这是美国诗歌界的大事。而一个他过去的朋友反目成仇，攻击他是“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还骂他心胸狭隘，企图摧毁美国诗歌传统等等。把正戒烟的艾略特气得七窍生烟。他在电话里对我说：“种族主义者？这在美国是他妈最大的帽子，可以被送上法庭……”
我和艾略特属于同一家出版社。每次我去纽约，我们的老板“狐狸”(Fox)女士总是请我们共进午餐。那在纽约是难得的闲暇时光。我们通常坐在窗口，可以看到匆匆的行人。杯子闪烁，刀叉叮当作响，我注意到纽约某些不变的东西：同一时间，同一家饭馆，同样的甜点和话题。饭后，艾略特总是约我到他家坐坐。从出版社到他家只有几个路口。他的活动半径约一英里，买报纸、散步、看朋友、去饭馆，都大致在此范围。他是我惟一见过不在大学混饭但生活悠哉的美国作家。他的上层建筑是建在他妻子尼娜家族的经济基础上的。他的岳父曾是金酒制造商。尼娜温柔、漂亮，在《纽约时报》搞摄影。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前不久我和艾略特在香港参加诗歌节。有一天朋友开船带我们出海，远离都市，在一个小岛附近抛锚，再搭舢板来到一片白色沙滩上。那天风和日丽，我和艾略特赤脚在沙滩上散步、捡贝壳。他突然对我说：“一个好父亲不可能是个好作家，而一个好作家不可能是个好父亲。”他给我举了些例子，头一个就是帕斯。而他自己，太爱孩子了，所以成不了好作家。我试着反驳他，因为反证也很多，但一时记不起来了。我想在他内心深处大概一直有这种焦虑，恐怕也是每个作家的焦虑。其实孩子与作品，父亲与作家有某种对应关系，而且恰好在写作边界的两边。孩子与父亲在一侧，作品与作家在另一侧。一旦交叉，如孩子与作家、父亲与作品在一起就会产生某种紧张。
我昨天在电话里告诉艾略特，我正在写他。他警告我说：“别说我坏话，我可有朋友懂中文。”我们虽相识多年，对我来说他还是有点儿神秘莫测。他很少谈自己。对于一个生命，这世上最大的秘密，他人又能知道多少呢？我有时觉得他像个旧时代的骑士，怀旧、多疑、忠诚，表面玩世不恭，内心带有完成某种使命的隐秘冲动。
艾略特，纽约人，生于犹太家庭，上到大学一年级。他写作、翻译和编辑。他不信教，恋家，反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