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快车谋杀案

《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是著名的英国推理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之一，主角为名侦探赫丘里·波洛，英国柯林斯犯罪俱乐部于1934年1月1日出版，美国达德米德公司则于同年稍后于美国发行，书名为《加莱车厢谋杀案》。 本书被广泛的认为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最杰出与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被多次改编为电影。


 


名侦探赫丘里·波洛搭乘东方快车准备前往英国伦敦。在东方快车抵达温科夫齐那天晚上，大约于午夜12点37分时，波洛被一个男人的嚎叫所唤醒。它似乎来自隔壁车厢，这是山谬·雷切特先生的房间。当波洛从门缝向外偷窥时，他看到管理员正在敲雷切特先生的房门，询问有何吩咐。波洛听到一个人用法语回答说“我搞错了”便安静了下来。波洛只好回去继续睡觉，但是他对于火车停止前进产生一种不好的预感。


当他决定按铃时，他听到赫伯德夫人抢先一步，并听到管理员与她发生争论。然后当波洛要求管理员给他一瓶矿泉水，他也并得知赫伯德太太声称有人在她的车厢中出入。他还得知，由于暴风雪的缘故，火车已经停止前进。他于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发现雷切特先生已经死了，在睡梦中被刺死。董事布克先生建议赫丘里·波洛接下这件谋杀案。


山谬·雷切特先生身上的刀伤很奇特，有一些很浅，其中只有三个伤口可以令人致命。此外其中一些看起来是右撇子的人造成的，而有一些看起来则是左撇子的人造成的。


波洛在山谬·雷切特的客房中发现更多线索，包括绣著“H”的亚麻手帕与烟斗通条。这些线索表明，凶手是故意留下线索。然而，每一个线索似乎指向不同的嫌疑人，令人摸不著头绪。


最终波洛得知真相：这个化名山谬·雷切特的死者，其实是一个恶名昭彰的罪犯，原名卡塞蒂。曾经绑架美国阿姆斯壮上校的3岁女儿黛茜，尽管得到上校的大笔赎金，但还是残忍杀害了这个小女孩，之后便远走高飞。上校的妻子的索尼娅当时又怀孕了，当她听到女儿的死讯时，发生休克并早产，母子医治无效当场死亡。阿姆斯壮上校悲伤过度，也开枪自杀。黛茜的保姆苏珊被警方认为是共犯，从窗口坠楼身亡，之后她被证实是清白的。卡塞蒂虽然被捕，但他花钱上下买动，最终无罪释放。从此他改名换姓，逃离美国，靠着手头的巨额财富过日子，直到在列车上被十二名复仇者杀死。


 


刺在雷切特先生身上的十二刀，是对现实不公的控诉，捍卫这迟到的正义。血淋淋的杀人手法，却经过巧妙的安排，若非波洛的出现，或许这将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迷。杀人者将带着报仇的快意，随着时间的消逝，重归平淡的生活。


如此巧妙，煞费周章的杀人布局是否值得。如果把布局的时间用于拿起法律武器，用理性去对付恶人是否更值得提倡。显然我们的作者亦非如此认为。虽然法律一直标榜公平、伸张正义，但纵观古今中外，法律与正义，并非是等同的。如果法律能够做到将罪人绳之以法，那么我们不会看到雷切特的逍遥法外，孤傲坦然。他那双沾满鲜血的双手，不曾被那游荡于心间的些许良知所感染而收手；当夜晚来临时的恐惧，却在那几个安眠药的药效下荡然无存；过往一幕幕对天真孩童杀戮场景，却被那纸醉金迷的生活快感所淡褪。法律，在雷切特的面前，不值一提；在他心里，报复所带来的威慑性远大于法律。阿加莎·克里斯蒂通过对阿姆斯特朗一家的悲惨遭遇的描写，不仅让广大读者对他们的际遇抱以深深的同情，也让读者对雷切特的恶行充满愤怒，更重要的是，让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公在人们心里浮现，引起共鸣。这可以说是该书成功的秘诀之一。也为后面复仇埋下伏笔。任何一名读该书的人，都惊叹于凶杀的布局之巧妙绝伦，但对于雷切特的结局，并不感到意外，更多的是理所当然，来的那么的及时自然。


主人公波洛，随着对案情的抽茧剥丝，让读者对这个性情乖张的小个子一步步深入了解。他是如此的聪明，但却始终恪守着自己的原则，在他心目中，没有比真相更加重要，按法律按规则办事是必须的，无可争辩的。字里行间，让人感觉他是如此的理性，甚至是古板，不通人情。按照他的意思，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将复仇者们一个个送到警察局。但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人性光辉的波洛在阿婆笔下诞生了。真相不是正义，真正的正义不仅仅只能靠法律去捍卫，还需要用人性。正是通过刻板的波洛的改变，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人性的伟大。如果波洛不那样做，他同一具没有灵魂的丧尸有什么区别。阿加莎·克里斯蒂对波洛的转变的塑造，造就了该书的超越，让书的灵魂升华。


阿加莎·克里斯蒂通过对阿姆斯特朗一家的悲惨遭遇的描写，让广大读者对他们的际遇抱以深深的同情，也让读者对雷切特的恶行充满愤怒，更重要的是，让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公在人们心里浮现，引起共鸣。这可以说是该书成功的秘诀之一，也为后面复仇埋下伏笔。她作品的高明精彩之处在于：布局的巧妙使人完全意想不到，而谜底揭穿时，又十分合理，让人不得不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