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玛丽·罗杰疑案(5)
杜宾发表完这一通意见之后紧接着提到了柏维先生这个人，看上去他非常不屑《星报》将此案的凶手指向了柏维先生，他说：“《星报》的报道中将本案的矛头指向了柏维先生，我想你大可不必把这一舆论当回事。大概你也能够推论出这位好好先生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很显然他是一个憨厚老实的人，但是非常热心。一般来说这种性格的人，要是生活中碰到了大事，他们都会全心全意地投入的，也因此他们常常会被一些比较有心眼或者不怀好意的人认为是他这么积极地奔走，背后一定有所图或者是因为什么特别的原因。《星报》的撰稿人至少已经有几次对柏维先生的访问了，但柏维先生不会顾及《星报》到底要宣传什么观点或立场，总是从对玛丽负责的角度将《星报》的观点毫无忌讳地反驳了，并且非常慎重地表示，尸体就是玛丽的。《星报》中的报道有这样的句子：‘虽然我们对这种关于尸体身份的确认结果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质疑，可是柏维先生非常执着地排除了我们的质疑，并且坚称那就是玛丽的尸体，而且要求大家要相信他说的话。’那么柏维先生又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判断依据明白地告诉大家呢？或许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很多时候，因为对一个人太过熟悉和了解，往往是说不出对方的特点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常找不到一种合适的语言或词汇来表达自己，对于一些在别人眼中是非常明显的特征的地方，在他眼里反而看不出来。可能你也有这种感受，当有人让我们描述自己对一个人的印象时，我们常常无言以对，因为具体形容对一个人的印象是最难的事。虽然一个人能够非常准确地认出自己的邻居，可是这不代表他一定能用非常确切的语言把自己的邻居形容出来。也因为这样，我个人觉得《星报》的撰稿人实在没有权力这样歪曲柏维先生所提供的观点。”
杜宾继续分析有关柏维先生的推论：“从我个人的观点看，柏维先生与这一命案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之所以被人误会恐怕与他自己那种浪漫和过分热心的性格有关。我想这么说至少对柏维先生更公平一些，总比《星报》暗示他有作案嫌疑更加合理！如果你也觉得我所说的柏维先生的个性是一个不可不考虑的因素，那么有关玛丽为什么要在柏维先生的办公室门的钥匙孔中插了玫瑰且署名的问题就很好理解了，要知道这是一位充满浪漫的男士，而一个女孩对此往往总抱着热心。当然，《星报》所质疑的柏维先生竟然不希望让玛丽的其他男性亲友过多地卷入到此事中以及似乎并不希望让其他男性围观玛丽的遗体，甚至包括不让B太太向前来调查的警方提供更多信息的问题也会变得更好理解，表面上看柏维先生似乎并不愿意其他任何人过多插手此事，其实从这一点上可以有一个推论，那就是柏维先生应该也是玛丽追求者中的一员。另外很可能，玛丽也的确向柏维先生表示过好感，于是这位先生便自认为自己有义务处理好玛丽的身后之事，而且他来处理这件事是最恰当的。关于柏维先生的事，我想我们不用再继续讨论下去了，到此为止。除了这些，《星报》还说到了玛丽的母亲和其他亲人对于玛丽的死似乎并不伤心，而且表现得非常冷血。而这一点也确实好像和她的亲人们在一开始就非常肯定尸体就是玛丽并认同玛丽已经被害的态度有些不相符。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会在后面对证据的讨论和分析中解释清楚。现在，我们已经把死者的身份问题弄清楚了，接下来就要针对这一命案中的其他疑点了！”
我问杜宾：“那么《商报》呢？你怎么看《商报》的相关推论？”
杜宾的思绪的确也想到了这一点，他似乎更加欣赏《商报》的评论，他对我说：“其实，对于《商报》的观点，我倒是从心底觉得它比其他媒体的评论更有参考价值。《商报》的推论还是非常有道理的，你也能感觉到它的观察是比较敏锐的，但是在这个推论中至少存在两点推理过程中的瑕疵。首先，《商报》好像暗示玛丽在离家那天出门之后不久便被一帮流氓混混绑走了。它的报道中说像玛丽这样知名度很高的年轻貌美女子应该不会在独自穿过三条街的过程中竟然没有被任何人认出来。我想，为《商报》撰稿的人之所以要这样推论，很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感受，大概他就是个名人，每当他在报社附近的街道上穿行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认识他。因为他自己的这种经验，所以他想当然地认为漂亮且充满魅力的玛丽也应该如此：一个像玛丽这样的年轻貌美的女孩在自己家附近活动时怎么可能没有任何人认出她来呢？但是，《商报》的撰稿人没有注意到另外一点，即如果玛丽没有非常固定或常见的行走的习惯——像这位撰稿人自己一样，那么《商报》的这个观点不一定是成立的。我猜想这位撰稿人大概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活动范围，每天都是固定的路线、固定的路程，而很少有变通，所以这很容易被周围的人注意，然后人们就都认识他了。但是玛丽是不是也这么死板是难以肯定的，或许她每天的活动的路线和范围都是不固定的，而且，如果她失踪当天行走的路线完全不同于以往，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如果《商报》的观点能够成立，那么玛丽就得必须像这个撰稿人一样有着非常固定死板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路线，然后走遍整个城市。但是，本案中，玛丽在失踪当天的情况有两种可能，既可能遇到了熟人，也可能一个熟人都没遇到。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玛丽在走出家门之后的某个时间里，特地挑选了一条不会遇见任何熟人的去姑妈家的路线。而且我们还应该这么想，就算全巴黎最有名的人，虽然的确有非常多的人见过他、认识他，可是如果把这些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数量和巴黎总人口的数量相比，又会怎么样呢？还是一个相当绝对的少数，何况玛丽的知名度也并不很高。”
杜宾说到了《商报》在推理中的第二个瑕疵：“《商报》出现的第二个推理上的问题，是它假设了在当天玛丽离家的时间段内街上有很多人。这一假设让《商报》对此案的分析影响力骤减。它在报道中说如果从玛丽当天出门的时间进行推断，当时的街上应该会有很多人。但这不是事实，要知道那一天是有些特别的星期天！在一个礼拜日的早上九点钟街道上一般会是什么情况呢？没错，一个星期中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任何一天的早上九点钟，街上都可能有非常之多的人，但是到了星期天情况就不一样了，星期天的九点钟更多的人当时正在家中进行出门到教堂做礼拜的准备。这一点是任何一个观察力敏锐的人都不可能忽略的因素，很多人都清楚，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到十点钟的巴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座空城，这个时间段内的巴黎街道上不仅不是人声鼎沸，反而是空荡荡的，直到十点钟以后，街上的人才会渐渐多起来。所以，当玛丽出门的那一刻，即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九点钟，那时的大街上应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商报》的这个推论的假设显然是错的。”
杜宾兴致盎然，接着说：“除此之外，《商报》还有一点推论是可以商榷的。其报道中说凶手从玛丽的洋装内部的衬裙中撕下了一条大约长两英尺、宽一英尺的布条，然后用这一布条从女孩头部的后方绕过，在其下巴处打了一个结，并因此而推论凶手这么做是为了防止玛丽大声呼喊，并紧接着继续推论凶手是一个没有随身携带手帕习惯的人。这个推论也很有意思，我们暂且不谈凶手这么做是不是要防止玛丽大声呼救，我们也分析一下凶手‘是一个没有随身携带手帕习惯的人’这个观点是不是合理的。要知道，在巴黎人的记忆中，除了那些混混，几乎每个人都会随身带着一块手帕。也就是说《商报》似乎是在暗示凶手可能是小混混。但是，你肯定也观察到了，在最近这些年来，就算是小混混也已经经常随身掏出一块手帕，就算这些人不穿衬衫、衣着邋遢，可是在身上带一块手帕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显然，《商报》的这个假设也是太想当然了。”
杜宾分析完《商报》的评论之后，我又向他询问对《太阳报》评论的看法：“你认为《太阳报》对这个案子的推论有没有价值呢？”
杜宾嘴角一扬，苦笑着说道：“照我说，为《太阳报》撰稿的人真应该投胎当鹦鹉，不然实在可惜了他。假如他是一只鹦鹉，那一定是其同类中最为出色的，因为他的确非常擅长模仿和重复别人的话！《太阳报》的推理没有任何新意，其唯一的工作就是非常努力地把其他媒体的观点搜集到了一起，然后东拼西凑弄出了一篇报道，其实只是应和或者重申了一遍别人已经说过的观点。在报道中，《太阳报》评论灌木林中新发现的证据说那些东西很显然已经放在那里有三四个星期的时间了，并肯定灌木林就是谋杀发生的现场。这早已被很多人所知道，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对这个观点表示怀疑，不过还是等我们后面谈到和这一点有关的部分时，再来说明这个观点的不实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