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黄泉 (2)
既然这样，“那么我能帮你们什么呢？”
郑彪从公文包里取出两样东西摆在茶几上，一张彩色的照片，一根古怪的棍子。不等我看清楚照片的内容，老虎雄就匆匆收好，解释说：“这张照片就是刚才屏幕上出现过的美人影像，考虑到你对它可能产生过敏情绪，我给你装在信封里。这根棍子是干尸的陪葬品，你在蛊惑寨已经见过，就是抓在干尸右手的那根刺木。根据专家的分析，认定这是一把鼓槌，原材料是一头弯曲一头直溜的刺木，弯曲的槌头包着山驴皮，这样，驴皮击打羊皮，清脆的声音中就藏有厚重感了。奇怪的是，专家认为，这种鼓槌是四川羌族的释比用的，我们这一带没有羌族啊？”
我说：“专家都不能给出答案，我能做什么？”
郑彪和水发都想说话，被老虎雄的一个手势压住了。沉吟片刻，老虎雄说：“我们研究后认为，你给我们提供线索的可能性最大。所以，这两件东西先放你这儿，发现什么，或者想到什么及时告诉我们就好了。”
我和父亲住在滨海大学一幢破旧的宿舍楼。
这幢宿舍楼是这所大学最旧的房子之一，解放前由学校的创办者捐建。后来，学校不断发展，不断向海边发展，不变的是这几幢靠山的楼房。我家仅有两室一厅，这已经是为了照顾双职工改造而成。如今父亲退休了，住房政策改革了，更不能指望分新房。因此，我家的门牌几十年没有变化：芙蓉四302。
我从来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人要我工作。我不过是有一段历史被丢失了，在别人看来，却是有一点神经质。表面的快乐掩盖了我的痛苦，每当客人看到英俊的我跟父亲腆起肚子的合影，都会感叹，真是一双有福气的父子啊。我没有老师，也没有同学，甚至没有同事，没有朋友，我的心思无处诉说，所有的真情都只能托付给树，给草，给花朵，我对它们说话，它们回答我摇曳的风姿。
每天早晨，父亲都要用客家话喊我：“讨食客，爬起爬起，天光了。”好像有什么世纪工程等着我去剪彩，其实也就一枚熟鸡蛋，一杯热牛奶。父亲太胖了，胖到一种程度，每次站到磅秤上都要别人告诉他体重，因为既不能弯腰加秤砣，又蹲不下来看刻度。按照医生的叮嘱，他起床要分三个步骤，醒了躺一会儿，躺完坐一会儿，下床站一会儿。另外，屙屎不能使劲，否则将导致心肌梗塞或脑溢血。父亲在卫生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长到我都睡回笼觉了他还没出来。我们家只有一个卫生间，我起床又能干什么呢？这么一想，我又沉沉睡去了。这样，我就养成一个习惯，父亲喊起床是不用理睬的，等他“嘭”的一声关门，才是我真正要起床的时间。
起来一看，门背后的钓鱼竿果然不见了，这说明父亲要很迟才回家。上马桶，刷牙洗脸，解决父亲留在吃饭桌上的鸡蛋牛奶，我就该出发了。
翻过滨海大学的后山，呈现在脚下的是一条废弃多年的铁路，铁轨两边和枕木间铺上了平整的水泥板，只露出锈死的铁轨。这样，原先的铁路就成了有轨公路，平坦得令人畏惧，总担心飞奔的列车从身后呼啸压来。可是，这条有轨公路不要说呼啸的列车，就连捡破烂的平板车都非常罕见。因为这条古怪的路通往殡仪馆，当地人都叫它“黄泉路”。黄泉路两边是居民违章搭盖的危房，暮气沉沉又残破不堪，见证这个城市冗长的历史与羞愧的过去，好比一个暴发户遗忘在某个角落的曾经用来讨饭的破碗。
为什么不拆迁重建呢？因为市民都不会买黄泉路上的房子。一个温州来的房地产开发商不信这个邪，硬要开发三十层的“观海苑”，尽管价格低得像政府建的解困房，还是三年只卖了两套。去实地看过人都说，打开厨房的窗户，腾空的骨灰就会飘进锅里。那么，我为什么爱走黄泉路？是因为这条路沿途没有红色。
透过墨镜，我看到三角梅柔软的腰肢探出腐朽墙板的缝隙，蓝色的花瓣在风中哆嗦。我知道那不是蓝色，是红色；我也知道那不是花瓣，是叶子。没事的时候，我就去殡仪馆转转，一是找找业务，二是解解闷。这么想着，我的步伐就矫健多了，甚至轻轻敲响羊皮鼓，雄赳赳地走在似乎专门为我一个人修建的空旷的公路上。右转上坡，就来到殡仪馆门口。
殡仪馆门口有一家“黄泉寿衣用品服务部”，除了出售寿衣香烛、灵屋纸人，老板还为客户代办五牲菜碗，联系和尚念经做功德。老板是个接近于男人的女人，腰杆笔挺，胸部扁平，头发粗短，这些都不足以影响她为人妻、为人母，斩断男人欲望的是她独一无二的脸，左边红右边黑的长脸，这张阴阳脸闪烁于林立的灵屋与纸人之间，完全可以让原本就疑神疑鬼的男人魂飞魄散。没有人知道她的芳名，大家都叫她“包公”，也许左脸像汉剧的红脸包公右脸像京剧的黑脸包公。我从未见过“包公”的笑，也想象不出她的笑容会有怎样惊悚的效果，但“包公”是个勤快的女人，她随时都愿意上门服务，为死者清洗，更衣，美容。服务部对面有一株树冠舒展如伞的凤凰木，树荫下有一张水泥圆桌和四个水泥墩子。我通常就坐在那里以指甲刮指甲，用来打发漫漫长日。如果遇到刮风下雨，我三两步就跨到服务部了，这时，我就成了“天国银行”的职员，在包公的指导下印刷阎王地府流通的货币。
为什么我不直接坐进服务部呢？因为我的岗位在凤凰木下。许多人都听说殡仪馆门口有一个叫“癫鬼”的葬师，当他们的长辈或者上司横躺着由运尸车送进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该不该请这个戴墨镜的葬师招魂呢？他们走下驾驶室，远远地注视着我交头接耳，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个人过来跟我打招呼，谈价钱。
“癫鬼，招一次魂得多少钱？”
“随便给。”我这样说的同时，羊皮鼓已经披挂上肩了。
击鼓唱经的地点是因主人的意愿而定的，有时候绕着运尸车，有时候在准备化妆的停尸间，有时候在布置好的灵堂，总之要求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模仿母亲在《桃盘寨考察报告》中的记载，我先来一段皮鼓舞，左手握鼓，右手持槌，双膝并在一起跳，舞步主要是跳跃、俯身等，模仿猴子的动作。固定击法的鼓点有软三腰、硬三腰、野鸡扑、偷点子、牛擦痒等。基本的动作有禳鼓、揉麻窝子、单腿跳、凤凰三点头、线爬子、禳星神、勾腿跳等。唱腔音乐有两个特点：一是采用传统的中国五声调式，多以“5”为主音的徵调式；二是在旋律的进行上多为向下进行，开始就出现全曲的最高音，然后急遽下行。有的曲音呈波浪式，但总的方向仍然是向下行，给人以大跌大宕、大起大落的感觉。
鼓声在单调中变化出节奏，这样才能吸引鬼魂和不干净的东西。接着来一段《哇哇子切吗》，歌词是羌语：
唉，由由勒哟勒，哇撒切嘛，哦哦撒一末勒，地卜呀西哦，哦撒一末勒；哦，哇哇子切吗，哦哦撒一末色，地卜呀西哦，哦撒一末色。
这其实是羌民跳忧事锅庄时的曲调，汉人是听不懂我唱什么的。再跳一段皮鼓舞，然后就边击鼓边唱《金线子，银线子》：
金线子么银线子哦，金呀吗银线抓手在，啪查啪色。哦，金线金呀子银线银呀子，啪查啪色。哇嘟色唉色咋格宝色，嘎啥色唉色耳子吧色。
假如主人意犹未尽，我将循环反复地多唱几遍。鼓点一收，我把羊皮鼓翻过来簸几下，明白人就往里面丢钱了。不明白的人还要问：“干吗，这是？”我只好说：
“给钱。”
有人听出了道道，说：“你这鼓打得像谭盾，《英雄》就这味儿。”
“还没人知道谭盾是谁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打鼓了。”我展开右手掌给他看，指肚上厚厚的老茧只有坚硬的木质鼓槌才能磨砺出来，悲戚地说：“我打了二三十年的羊皮鼓。”
隔着墨镜不能窥见我眼神的悲戚，但有心人还是会犯疑惑：“听你说话不像神经有毛病的人哪，怎么那个……”
我清楚他们所说的“那个”指的是“为什么干这种下九流的活？”或者“为什么叫你癫鬼？”
收了钱，我又回到水泥桌刮指甲了。我由衷地喜欢这里，因为这里只有白色与黑色，只要不是凤凰花开的季节，这里就见不到红色。
一眨眼，从海源回来就三个多月了，凤凰花开了又谢了，老虎雄交办的事情还没有任何眉目。在闽西山区需要穿毛衣的深秋，在滨海却是满街的短裙。悠闲地坐在水泥墩上，秋风横扫凤凰木，那些枯萎的花瓣卷成细细的针状，随风飘落在肩头。殡仪馆跟医院差不多，有时候熙熙攘攘有时候门可罗雀，因为死人的事情虽然天天发生，却是没有规律的，你不知道哪天要死几个人。昨天就属于门可罗雀的情形，冷清到只有一个清洁工在打扫满地的枯叶与花瓣。实在无聊，我跑到服务部跟“包公”说话去了，“包公”新进了一批货，是那种有模仿音响效果的电鞭炮，她一遍一遍地试验给我看，倒也妙趣横生。
但是我今天不去殡仪馆，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按照往年的惯例，在生日那一天我都会收到一封四川阿坝的神秘来信，没有署名，没有落款，里面的内容也是千篇一律的：一张白纸剪的羊头。只是羊头的大小和形状略有差异。我将它们贴在房间，我躲在四周贴满羊头的房间里，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父亲要撕它们，几次被我扭送出去。
是谁寄的剪纸？他怎么知道我的生日？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虽然还是孑然一身，但已经是知天命的大男人了，揭秘的决心与日俱增。
邮递员通常上午10点才会到，如果我10点以后下楼，一般都能取到邮件。
穿过绿荫道的时候，我不敢抬头，只感觉到树的枝叶在往后退，因为树干上跨过红艳艳的横幅“热烈欢迎新同学”。到一堵信箱前我就可以摘下墨镜抬头了，新做的不锈钢信箱镜子似的反光，我打开信箱，取出信件，撕开，抖出一张剪纸，一张跟往年不一样的剪纸：
一枚桃子放在盘里。
我看呆了。我想，我此时此刻的笑容一定逐渐凝固成痴呆相。这张剪纸是什么意思呢？它在挑战我的智力。我身体最大的毛病就是一思考就头晕，每当我低着头晕乎乎地走进校门，保安都笑说：“你看，杨教授的傻儿子回来了。”现在，我就把下巴深深地埋进胸前，醉汉似的深一脚浅一脚，攥着剪纸走回家。
我房间的墙上贴满白纸剪的羊头，它们的形象大同小异，都拙朴简洁。我打开《桃盘寨考察报告》一页一页地翻，紧张而痴迷，嘴里念念有词：“桃盘，桃盘，桃盘。”
父亲肥硕的身影悄无声息地站在门边，我冷静地藏起书，却管不住激动的嘴：“找到了，找到了，找到去桃盘的路线了。我收到桃盘的剪纸。”
“讨食客，你安静。”父亲谨慎地说，“剪纸没什么，你不是每年生日都会收一张吗？”
我指着墙上的羊头剪纸说：“看，每年收到的都是羊头，今年不一样，是桃盘。我要去桃盘，非找到这个神秘人物不可。”
“讨食客，你安静。我去冰箱里拿你最喜欢吃的冰淇淋。”
“我不吃冰淇淋，我要去桃盘。”
父亲的口气突然变硬了：“你不能去，今年年行不好，最忌出远门的。”
给吴医生挂了电话，父亲就把铁门反锁了，吃过午饭也不休息，搬一条圆凳守在门边。可是他平时有午休的习惯，时间一到就像鸦片瘾发作那样哈欠连天，接着就鼾声如雷，嘴角甚至挂出口水。父亲的身体越来越歪，眼看就要滑倒了，我赶紧搬一把椅子给他换下圆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