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政治永远是政治 (1)
夏冰一离开家，就没人照顾豆豆了，夏明远只好把它送给一个熟人。夏冰亲手给它缝了一件小坎肩，这在当年可是绝对时髦和罕见之物。告别之日，豆豆穿着小坎肩，惶惑不安，惹得那个新主人哈哈大笑。夏冰又恨这个人，又不敢表现出来，怕他因此虐待豆豆。她与豆豆洒泪而别。
夏冲去过两次舞蹈学校，给夏冰送东西。第一次去的时候，女孩们都尖叫起来，啊，你就是夏冲哥哥！原来夏冰常常吹嘘，她有个哥哥，聪明绝顶，无所不能。夏冲有点儿手足无措。这些女孩颇为时髦，年纪虽小，却早早就明白美貌是一种资本，目光直率，顾盼生姿。她们没准儿觉得他尴尬的样子颇为有趣，不过司空见惯也不一定。
已经有男孩开始追求夏冰了。真厉害，她才十二岁！那个男孩写了一封信，委托夏冰同班的一个女孩转交，信中说，他想做她的“哥哥”。夏冰还在不解风情的年纪，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她圈出了信中每一个她能挑出的错别字，深感厌恶地回复说：“我自己有哥哥，他顶你一百个！”
夏冰一离开家，思齐路六十号的这套二楼房子顿时冷清下来，就像走掉了一个骑兵连。有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晚饭，一句话都不说。夏明远时而偷偷观察夏冲，想开口说点儿什么，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两年来，他能够找到的与儿子谈心的机会越来越少，终于完全找不到了。
夏明远处在哀乐中年，人世呈现出同过去迥然不同的面目，烦恼随着岁月的嬗递而增长，却变得轻飘了，不再像以往那样真切。他经过了奋斗，荣任了铸件分厂的厂长，如今苦恼地满足了。
正是爷爷那让夏冲在心底里微微感到一丝欣赏的满足，出现在父亲身上，却引起了他的反感。
夏冲蔑视各种满足，一个男人跷着脚半躺在沙发上，则是其中最难以忍受的一种。而他的父亲，正是那个晚饭之后躺在沙发上，读着因从遥远的上海寄过来而姗姗来迟的《新民晚报》，为环绕四周的日本产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录音机和一台漏电的单筒洗衣机感到心满意足的人。
父子俩的最近一次谈心是在夏冲刚上高中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夏冲没有像平素对乔雅那样不耐烦，忍受着听完了父亲的话。这不是出于亲近，也不是出于畏惧，而是因为他感到自己跟父亲的关系跟与母亲的不同：还没熟到可以随便发一通脾气的地步。这只是陌生人之间的容忍度反而高一些罢了。夏明远对儿子讲述了自己的人生。小时候他见过苏联兵，“大鼻子”们在街上横冲直撞，有一次他过马路，被坦克撞倒了，履带都压到棉帽子了，竟然活了下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饿得“前胸贴后背”，每天呆呆地坐在墙根儿下发呆；参加工作之后，他那么辛苦，工资少得可怜，还要负担弟弟的学费，过年时还给弟弟妹妹们买衣服帽子；不到二十岁他就支边去了甘肃酒泉，在阿尔金山的风沙中吃尽了苦头；回来之后，在“文革”中度过了蹉跎岁月；“文革”结束后，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奋斗不息；故事的结尾，便是他荣任分厂厂长。至此，故事便在苦尽甘来的深深感慨中圆满结束。总之，作为父亲，他已经树立了榜样，夏冲应予效仿，切不可像陈垚一样误入歧途。进而，谈到人生，关键是“男人要有事业”。
夏冲没看出父亲有何“事业”可言，尤其讨厌他满足的口吻，心里简直想叫他“老头子”了。
这鄙夷日益加深，成为了成见。父亲注意到了夏冲的反感，却无法猜测原因。他不会想到，夏冲对父亲的全部看法便是他已经如蛤蜊壳装的蛤蜊油一般，过时了。乔雅对此使用一个新词：代沟。夏明远难以想象，儿子竟然会因为他称赞了八王寺汽水的味道却不知道可口可乐而对他产生敌意。
夏明远感到儿子那对往日家庭温情的一丝怀念，被一颗渐渐冷硬的心取代了，他不可能意识到，夏冲贪婪地生长着，忍受也享受着自己似乎变得罪恶的痛苦。当父亲或母亲掩饰着忧虑转过身去时，他为自己变得毫无感情而自责，又束手无策。他与父亲的想法错误地吻合了，认为自己真的是那样一个人，缺乏情感，冷酷，不会为他人做任何事。的确，在那个春季，尽管父母都在为生活操劳，夏冲却毫不体恤。吃完饭他立刻就走了，对家庭毫无留恋之意。他谴责自己自私，觉得自己真的像乔雅所说的那样，成了一个冷血动物。夏冲过早地对童年产生了眷恋之情，夜里躺在床上，他怀念父母当年那年轻的面容，在幻想中一再重复那些少见的欢乐时刻，可是到了白天，这一切又消失了。他发现自己心中只有愤怒。他躲避着父母。他的眼神不再与他们的相遇。一种深深的隔膜和冷漠让这个家庭噤口不言。
在这个春天，父亲几次想与儿子沟通，都没有成功。夏冲放学进了家门，夏明远刚想把准备已久的搭讪话讲出来，儿子已经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等到天黑以后很久，孩子才开门出来，狼吞虎咽地吃掉晚饭，没有任何交谈的兴趣。一天晚上，夏明远从维护通道爬上楼顶找到了儿子。夜色中，夏冲坐在楼顶视野最开阔的一侧，紧挨着边缘，默默地凝视着远方。那孤寂的背影在一瞬间让父亲感到心酸，他想起孩子在过去的贫穷生活中吃到的种种苦头，想到在那些夫妻争吵的日子里给孩子形成的压力，又猜想他也许是因为考试临近而感到不安，于是申斥的念头退却了，回到了楼里。他没有看见，一把很小的钢斧正躺在夏冲的两腿之间。那是一天早上在路边一个小货摊上买到的。夏冲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总要迷上一件凶器。夏明远也没有预见到，一个接近孩子心灵的最好机会已经失去了，下一个机会的出现也许要等上十年甚至更久，在那使一切混乱的骚动平息之后。
在思齐路，“过时”者多如过江之鲫，而最“过时”的一个则非马伯雄莫属。他勉力维持着贫穷而革命的形象，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二十九岁的时候，作为工人代表，马伯雄在车间里受到风头正健的省委书记的接见，省委书记还亲切地正了正他的衣领，给他扣上了风纪扣。这短短的三秒钟激活了马伯雄的政治生命。“文革”时期他颇为活跃，时而得势，时而失势，还被劳改农场关了九个月，一九七四年他重新掌握了厂里的权力，再一次，这幸运旋即变为不幸，“文革”结束了，他被甄别为“三种人”，即“四人帮”的帮凶一类。他被撤职，回到了原料仓库。他始终认为这是“扩大化”的冤屈。如今，他作为失势者退了休。他头发花白，眼袋萎缩，两腮在瘦脸上松弛地垂下来，两道法令纹又深又黑。他长久地在街上散步，眼神冷酷，表情倨傲。
与他相反，他的儿子马远哲在新的时代如鱼得水，成了圆石城最年轻的大型企业党委书记之一。马老爷子父以子贵，人皆高看一眼，不曾想他却为此愤怒不已。人们越是笑脸相迎，他越是不快地回想起自己当初的盛景。很难说他是在痛恨人们的敬意，还是享受着这敬意，也很难说他是仇恨着人们的势利，还是满足于人们的势利。无论如何，马老爷子变得相当古怪，他处处与儿子针锋相对，穿工装，戴军帽，像一个迟暮的革命者，抓住每个机会表明自己并不认同这个时代。他在街上踱步，步态迟缓，就像五十年前作为一个放猪娃走过崎岖的田埂。有一年秋天，他决定恢复乡村的生活方式，从乡下带回来两小筐胖头鱼，在院子门口晒鱼干，路人纷纷侧目，他则岸然以对。连绵秋雨中，剖开的胖头鱼像展开了翅膀的蝙蝠，在煤球旁边经久不息地散发出浓烈的气味，引来了无数的野猫，呛得人们只好紧闭窗门。有人劝说他收起胖头鱼，他把对方痛骂了一番。马老爷子从此变得好斗了，爱教训人，常在街头管闲事。
清晨他便出来巡游，痛斥混乱。“什么叫改革？修正主义，复辟思想！什么叫开放？结党营私，自由市场！”
夏天，一对年轻男女搂抱着散步，马老爷子问人家：“你们俩搂着热不热？分开走行不行？”
傍晚，他在街上散步，白跨栏背心的下半部卷成一个卷儿，卡在胸口，露出一半弧形的宋体红字：硅酸盐厂春季工人运动会。弧形中央还有两个字的一半：纪念。他拿大蒲扇给皱巴巴的肚皮供应凉风，下巴冲人，只想给人添堵：“谁允许这片夜市开张的？政府失职啊！”
马远哲有好几次急匆匆赶来，爸，你这不是给我拆台吗？这句话意外地切中肯綮。老爷子致力之事正是拆毁儿子的世界。可是这老头儿背地里诋毁儿子多么激烈，儿子降伏他就有多么容易，每次被弹压一番，他就像下属一般乖乖地回去了。马远哲妻子早逝，没有再娶，只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好多年了与老父相依为命。年深日久，父子不像父子，却越来越像一对怨偶了。
隔三岔五，马伯雄打电话给工厂里的各个车间、办公室，内线的手摇电话，左手摁住音叉，右手吱吱嘎嘎摇三圈儿，冲接线员大喊，“喂喂，我说！给我接原料科啊！”就其关心的事项，生产、组织、宣传、动员，等等，他与原料科长充分交换意见，原料科长一边哼哈应和，一边觉得莫名其妙，说到末了，正准备挂电话，陡然听见马伯雄说：“九点钟我到你办公室，我要听一个汇报！”原料科长忍不住笑了：“马大爷，我跟你汇报啥啊？”马伯雄勃然大怒：“你还想不想干了？”
这件事被快嘴和容易嘲笑人的女接线员散播了出去，很快作为一个笑话人尽皆知，连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都说：“你还想不想干了？”马书记在家里下了禁令，不许父亲干涉工厂事务。
马老爷子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常去乡下远亲家里走动的。在村子里他令人敬畏。他们差不多衣衫褴褛，他的衣着则有着官样气派。他们的乡谈与他的新话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语言生动而粗野，也是麻木的、胆怯的和奴性的，他却套话连篇，每次开口，都可以像在一尊佛像背后点燃蜡烛一般，在他们面前投下微妙摇曳的权力的阴影。可是，有一天，远亲的外甥，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在院子里骂了起来：“老不死的到这儿装什么装？我不管你是当权派，还是造反派，早他妈的过时了！”这声音震动了篱笆、女人和狗。时代变了。尽管他的远亲竭力压制这个年轻人，马老爷子还是深受刺激。他回城了，只带上了寥寥几条胖头鱼。
秋风一起，马伯雄更加愤世嫉俗了。他在院子里跟儿子公开对决，指责儿子犯了路线错误。马远哲找来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迎接改革的第十年》，用手指划出可以反驳父亲的句子，并且读出来，“我们要抓住改革这个中心环节，带动其他工作。”“政治体制改革将开始逐步实施；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如新闻、文艺等也都将进行改革。”“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等等。
当父亲想继续争论时，马远哲摆手表示不必了。社论写得很清楚，“我们过去失掉的时间太多了”。